陈晓平：“未在船与战”“不可深恃”——詹天佑在马江之战前后

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一结束，中英文报纸即报道詹天佑参加了战斗，此一“事迹”后来被大肆渲染，但历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所质疑。笔者从《张文襄公（未刊）电稿》中找到两封官方电报，足以证明詹天佑并无参加马江之战。张之洞档案还显示，詹天佑曾入旗昌洋行工作，这段任职经历应与留美耶鲁大学校友有关。

詹天佑

当时报道与日后争议

1881年起留美幼童被召回，仅有詹天佑、欧阳庚两人完成大学教育。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主修土木工程，获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写的是码头起重机研究。曾入读耶鲁大学但未毕业的还有：梁敦彦，长期任张之洞幕僚，清末出任外务部尚书；唐国安，清华第一任校长；曹茂祥，北洋军医官，曾任天津旗昌洋行买办。

詹天佑归国后不久，被分配到福建船政学堂学习驾驶，在“扬武”舰实习。“扬武”是福建水师旗舰，在马江之战中备受瞩目。由于有过这段实习经历，当时的中英文报纸在报道上出错，长期以来误传詹天佑曾参加马江之战。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发动对福建水师、马尾船厂的突然袭击，一个小时之内有11艘中国大小舰艇被击沉，船厂大半被毁，中方死伤惨重。是役被称为“马江之战”或者“马尾海战”。

1884年8月24日，上海《晋源西字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迅速作了报道，“中法越南交涉档”收录的这份报道中译文称：“‘扬武’船上有由美回华学生五名：黄季良、詹天佑、吴其藻、容良、薛有福。交战时，此五学生与别的学生曾在船政局学堂肄业者，同赴此役。该学生等专司燃炮，还击敌舰；直至扬武船被孤拔坐船炮弹轰击着火时……该学生仍陆续放炮。俟至扬武船火势炎烈……伊等方跳跃下水……詹天佑最镇定，有胆勇，船临危时，伊尚救活多人。”不仅英文报纸，主流中文报纸也有报道：“又闻扬武船上有出洋之学生詹天佑、薛有福、容良、吴其藻、黄桂良等五人，打仗均甚出力，惜以孤掌难鸣，未克大展其技。”（1884年8月27日《申报》，“黄桂良”应为“黄季良”，“桂”“季”粤语同音。）

著名铁道工程专家凌鸿勋，广东番禺人，1945年曾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既是詹天佑广州同乡又算是老部下，出于对詹氏无限敬仰之情，于1961年在台湾地区出版《詹天佑先生年谱》，后又陆续发表文章，力主詹天佑参加过马江之战并表现英勇，主要依据是《晋源西字报》报道。凌鸿勋的著述后来传入大陆，詹天佑参战一说遂广泛流传。

詹天佑履历显示，当战斗发生时他早已离开“扬武”舰。1909年，詹天佑《增叙详细履历底折》称：光绪“七年回国，经前苏松太道刘派往福州船政局后学堂学习驾驶。八年六月学满考取一等第一名，经前总理福建船政大臣黎派在前‘扬武’兵轮船操练。十年正月经前总理船政大臣何派充船政局后学堂教习。九月蒙升任两广总督张咨调回粤，派充广东博学馆教习。”

显然，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詹天佑已离开“扬武”舰半年之久，他没有参加战斗再正常不过。1884年9月4日，上海英文《北华捷报》也报道说：“詹天佑，耶路大学谢费尔德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安全的，他在海军学堂当教员，作战时不在场。”这一报道与履历记载吻合。

多年来，大陆学者郑国珍、戴学稷、彭程等先后发表文章，运用多种史料，反复论证詹天佑并无参战。2006年，香港学者马幼垣利用沪港台多个渠道搜集到的新史料，写成《詹天佑曾否参加甲申中法海军马江战役问题评议》长文，以严密的逻辑，力证詹天佑并无参战。（马幼垣：《靖海澄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89-114页）至此，此一悬案已经大体解决，但尚缺少足以一锤定音的官方档案作证。

张佩纶两封电报构成铁证

笔者研究张之洞史事，将《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翻阅一过，不意找到会办福建海疆大臣张佩纶与张之洞的多封来往电报，深信可为这一争议画上句号。

两广总督张之洞得知马江惨败确信后，马上想到的是：福建海军全军覆没，船政学堂、马尾船厂短期内难以恢复，不如把生还的广东籍洋务人员调回广东。此时，张之洞担心法军进攻广东，正在日夜备战，急需各类能帮助加强防务的专业人员。

8月30日，张之洞给闽浙总督何璟发电报：“‘扬武’船炮手詹天佑如不用，亦望饬来。”（《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10册第4383页，以下简称《电稿》）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认为詹天佑是“扬武”舰炮手，似乎也相信了《晋源西字报》的假消息。詹天佑本年2月以前在“扬武”舰练习驾驶，并非炮手。

9月4日，张之洞给闽浙总督何璟、会办福建海疆大臣张佩纶发报：“闻张诚、林国祥、黄伦苏、詹天祐尚在闽，如不用望遣来粤，既资其才，兼可悉与法战之要。”（《电稿》第4469页）电报中，詹天佑被写成“詹天祐”，6年后蔡锡勇的电报同样如此。张成、林国祥、黄伦苏分别是马江之战中“扬武”、“济安”、“飞云”管带（管驾），后2人是广东援闽将领，3人都是“舰长”一级人物，只有詹天佑为船政学堂教习。张之洞重视詹天佑，可能是他的首席洋务幕僚蔡锡勇推荐的结果。蔡锡勇曾任驻美公使馆参赞、翻译，与留美幼童有一定接触。

9月5日，张之洞再次发报：“张诚、林国祥、黄伦苏、詹天佑均在连江，望速催来。”这一天，张佩纶受命兼署船政大臣，也即詹天佑从此归张佩纶直接管辖。9月7日，闽浙总督何璟回电：“张诚怯而狡，幼帅已参除。三人已咨船政查遣。”（《电稿》第4517页）张成作为旗舰“扬威”管带，被张佩纶当作替罪羊奏参革职；余下的3人，何璟已行文给福建船政局资遣回粤。

9月8日，张佩纶复电：“林、黄已随李新明回粤，张参革不可用，詹未与战，学生不可深恃。”（《电稿》第4518页）意思是说，林国祥、黄伦苏已随老将李新明回广东，张成被革职不可用，“詹未与战”明确指出詹天佑没有参与战斗。9月13日，张佩纶再次来电：“詹生未在船与战。莪云，公又索之，拟并遣往粤，然学生之言不可信也。至要。”（《电稿》第4609页）此电再次强调，马江之战爆发时，詹天佑不在军舰上，没有参加战斗。报文中“莪”指原船政大臣何如璋，字子峨。

张佩纶致张之洞电报

张之洞希望将马江战后投闲置散的詹天佑等人调回广东加强防卫。张佩纶出于对多年挚友负责的精神，两次强调詹天佑没有参加马江之战，缺乏实战经验，并反复提醒不可过度依赖詹天佑这样的洋“学生”，对他们的建议也不能过分相信。不信任洋“学生”属于张佩纶个人偏见，但他作为整个福建船政（含船政学堂）的主要负责人，对詹天佑并无参战的陈述是绝对可靠的。很遗憾的是，张佩纶从根深蒂固的士绅偏见出发而强调“学生不可深恃”，导致张之洞对詹天佑重视不足，只把他当作英文教师使用。

至此，詹天佑没有参加马江之战这一史实，经张佩纶查清后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作正式通报，其真实性已无可置疑。当时确有少数记者在中立国舰只上观战，但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无法近距离观察、采访、核实，他们对詹天佑参战的报道属于道听途说或者过分推测，不能采信。

詹天佑曾入旗昌洋行

张之洞是晚清铁路建设最重要的领导人，詹天佑则是晚清最著名的铁路工程师。1884年张之洞把詹天佑从福建调回广东，1890年想把他调到湖北却未能成功，两人从此分道扬镳。笔者从张之洞档案中发现，1890年詹天佑曾入天津旗昌洋行工作，之后又再次回到为伍廷芳领导的中国铁路公司，从此依托李鸿章、袁世凯北洋系统，得以尽展才学。

詹天佑《增叙详细履历底折》称，光绪十年“九月蒙升任两广总督张咨调回粤，派充广东博学馆教习。十二年又派兼充广东测量海图差，是年经广东水陆师学堂吴派充该堂英文教习。十四年经前天津铁路公司总办伍派充铁路工程司”。

1884年农历九月詹天佑回到广州，被张之洞派到广东博学馆当教师。广东博学馆由前任两广总督刘坤一捐款建设，目的在培养科学技术、国际法等方面的人才。1886年，张之洞组织测绘广东海图，詹天佑负责技术工作。完成测绘工作后，詹天佑又被调到同在长洲岛的广东水陆师学堂充任英文教习。

詹天佑在本人《履历》里面自述1888年被伍廷芳调到天津，担任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詹天佑传记、年谱，都认为他从此都在铁路系统工作，没有离开过。然而，笔者从《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中，发现张之洞幕僚蔡锡勇发给詹天佑的两封电报，表明詹天佑在1890年曾在天津旗昌洋行工作。

1889年底张之洞从两广移督湖广，准备修筑从芦台到武汉的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张之洞国学修养渊深，却没有系统学习过铁路运输、机械工程，充其量是个纸上谈兵的“铁路规划师”。当他从广州来到武汉上任时，才猛然醒悟到需要专业工程师来帮他做规划。

1890年2月2日，张之洞幕僚蔡锡勇奉命联络詹天佑：“久别甚念。鄂办铁路，需人孔亟。兄沉实勤敏，为督宪所素知，来鄂投效，胜洋行多多矣，愿来即电复，当为禀请派差。锡勇。庚寅正月十三日发。”收报地址姓名是“天津旗昌洋行詹天祐”。2月8日，蔡锡勇再次致电催促：“来电悉，能来与否，先将复函大意电知。至盼。锡勇。正月十九日。”收报地址姓名依然是“天津旗昌洋行詹天祐。”（《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8册第98页、第41册第40页）

蔡锡勇

笔者未能看到詹天佑的复电，从蔡锡勇第二封电报判断，詹天佑没有答应去湖北，原因不得而知。詹天佑自述1888年经伍廷芳招募进入位于天津的中国铁路公司，却在1890年出现于旗昌洋行，原因颇费思量。

晚清史学者姜鸣发现，清华学堂首任校长、留美幼童唐国安也曾在天津旗昌洋行当翻译。姜鸣称：“1885年，唐国安进入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 Co.）任翻译，又被公司派到天津，参与为李鸿章采购外国军火的业务。”（姜鸣：《秋风宝剑孤臣泪》第269页）

唐国安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的校友。留美幼童里面还有一位曹茂祥，上海人，也曾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未毕业就被遣送回国，入天津海军医学校继续学习。自1884年起，曹茂祥担任天津旗昌洋行买办。（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171页）曹茂祥、唐国安、詹天佑这3个耶鲁大学校友，1884-1890年间相继进入天津旗昌洋行。从时间先后判断，曹茂祥任职最早，唐国安、詹天佑追随而来，可以认为都是经由曹茂祥介绍。

张之洞为筹建芦汉铁路，想起詹天佑这个工程人才，让幕僚蔡锡勇做工作，把被他“丢失”的詹天佑再找回来。蔡锡勇传达张之洞的赏识之意，力劝他到湖北工作，认为新的职位“胜洋行多多矣”。蔡锡勇两封电报证实，詹天佑这一年确实是为旗昌洋行工作，电报报头“旗昌洋行”不是用来中转的地址，它就是詹天佑的工作单位。天津旗昌洋行当时主要从事为李鸿章采购外国武器的业务。

面对张之洞的笼络，詹天佑始终不为所动。笔者认为，詹天佑在广州数年，被张之洞分派教英语课、测绘海图，均不能一展所长。张之洞科名早达，在经史、辞章方面有着很高成就，但对新式人才特别是工程技术人才缺乏了解。他将詹天佑这样的“牛刀”用来杀鸡，结果就是“牛刀”飞走了。

1891年旗昌洋行破产清算，詹天佑又重回北洋铁路系统，从此开启了他在中国铁路事业中的辉煌历程，后来的事迹人所共知，不必细表。詹天佑在旗昌洋行这一段经历，到目前为止所有传记、年谱等均未提及，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补上，让世人了解这位杰出工程师“学非所用”的坎坷遭际。詹天佑还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得到留学生前辈伍廷芳的提携，而伍廷芳得受重用，则是李鸿章不拘一格慧眼识才。在发现、培养、重用新式人才方面，张之洞比李鸿章、袁世凯保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