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如何影响人类及世界？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带来的冲击，几乎改变了所有我们熟悉的日常——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到人际距离、生活方式……如何看待疫情/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性，如果以十年为尺度，这种不确定性又将对人类和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信睿周报》在年终特辑“Re思想与艺术2020”中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与艺术家，来听听他们的回答。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这个题目太大，这里谈不了。如果读者万一有兴趣的话，烦劳参见我在疫情暴发初期写的文章《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间》。我关于疫情的政治或经济后果的看法没有大的变化。简单地说，以“幸福”为基本追求的现代思想很有局限性，甚至是脆弱的。我相信，以“苦难”为基本问题的思想更有纵深空间，能够解释更多可能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情。借用《权力的游戏》里的一句话：The night is dark, full of terrors.（长夜难明，处处险恶。——编者译）

沈语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我在想，那些有关后人类或人类世的哲学论述是否太乐观了？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伴随着人类历史，未来恐怕仍然如此。虽然科技日益发达（例如，可以对有病变可能的基因进行干预从而预防疾病发生），但是病毒不只存在于人体内部，它无处不在。而且，与人类缓慢的进化不同，病毒进化得比人类还快。另外，关于全球化和后民族国家的哲学叙事似乎也过于乐观。疫情一来，人们才发现最根本的地缘政治主体仍然是主权国家及其象征，比如海关。

张  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世界面临不确定性的挑战，不是疫情/后疫情时代才有的问题。自“9·11”事件以后，不确定性就一直是飘浮在21世纪人类头顶上的一朵乌云。区别只在于，这场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广度是“9·11”以来历次“黑天鹅”事件都未达到的，是“全球尺度”的。病毒经由空气和接触传播，传播媒介无处不在，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无可逃脱”。这是此次疫情不同于境内恐怖主义袭击、金融海啸或选举政治右翼化之处——这些归根到底还是“地区性”的“不确定性”。

那么，像这样全球尺度的不确定性，会对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回顾世界史，会找到不同的答案。但比起历史回顾，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历史不会简单重演，即将到来的未来归根到底仍把握在现代人的手中。因此，相比“疫情如何影响十年后的世界”，我们或许需要换一个方式提问：“你希望十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认为，疫情确实揭示了这样一些道理，比如“人类必须改变对待自然的方式”“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应对全球尺度的灾害”“个体应当从自我蜷缩的心灵龟壳中走出来，用牺牲和爱对待他人与世界”等，并且可以由此出发，去以实际行动来推动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到来，那么十年后的世界当然就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回答，但其中的道理是普遍适用的：就当下而言，无数个可能世界摆在我们面前，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期待一个怎样的可能世界，以及愿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但愿这场“疫情”同时也是一个启示，使我们学到的比失去的多。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我并不是很在意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我来说，从长时段来看，人类从来就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不断发展“预备性技术”（curated technologies），或是预置原料，或是预制工具，或是循环使用工具，如此等等都是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事件。农业起源更是为了应对年份与季节性的不确定性。工商业时代则通过市场交换与工业化生产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好积蓄，这是应对不确定性的优秀品质。跟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疫情后全球市场会更发达，而不是收缩。

有关疫情对未来十年的影响，我个人认为，疫情对人类基本的适应策略的影响并不大，其主要影响应该反映在政治层面上——不同国家在处理疫情上的措施与效率不同，必将影响人们对于不同社会状况的评估。

柯遵科（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缺少对话和交流，难以相互理解，不能建立信任。人们很容易被某些僵化的立场甚至意识形态俘获，世界有可能变得更加割裂，不同的地方以各自的方式趋于保守。为了某种或心理上的或真实的安全，人们会被动或主动地降低自由度，制造他者并销蚀自我。科学史研究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世俗化。同样，科技的发展也不一定会促进人类的沟通。所以，很难说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在未来十年会加剧还是减弱这种不确定性。

徐  冰（艺术家）

疫情让我反省我过去做的艺术是什么。我发现，我追求的艺术多多少少有和新冠病毒相似的地方。艺术有各种类型，有的能推进思想，有的能产生新知识，有的为大众服务……我觉得都好。但我所追求的，是我的艺术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或者说给过去已经形成的文化序列投入一种新的东西，就像一种新的病毒——来路不明，而且是在过去的生态中没有的东西。因此，它能把过去人类认知的文化序列打乱，就像新冠病毒把过去的病毒序列给打乱了，人类一下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代艺术就有这个作用。通过理论家、批评家，重新分析和寻找陌生的、有价值的成分，就能从中整理出新的文化概念。这时，当代艺术就开始发生作用了，就有可能在旧的文化序列中注入新的东西。当然，这些新的东西也具有像病毒那样的退化与变异性，在新的生态环境中为了生存也在适应，最后退化为一种惯常病毒（如感冒病毒），每年来一次，让人类机体（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即指文化生态）更健康地生长。

蔡艺璇（设计师，策展人）

疫情凸显了很多问题。其中，第一个必然是生态问题，即非人类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家之间不断高筑的地缘政治边界。我今年的研究项目恰好是建立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病毒和风云、水流一样，都是难以被资本主义市场控制和驯服的媒介。它们可以积聚在建筑缝隙和材料中，也可以突破疆域，形成跨区域的影响，这使治理和控制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议题。而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打开的国境线和被消除的区域间壁垒，如今似乎变成了让病毒流通的平坦大道。各国忧心忡忡地加强边境管控和保护主义政策，但似乎这样的保护策略并未有卓越的功效。纵使互联网联接打通了很多空间渠道，但是主权之间的斗争也渗透在软件的区域使用权之中。

由此可见，即使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类在面临疾病时的恐慌，甚至迷信的心理建设还是非常原始的。

喻  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

社会心理学界从未像今年这般关心过现实社会。疫情暴发让并不为人熟知的行为免疫系统理论焕发光彩。面对病毒，我们早已进化出厌恶的情感机制，并从行为上提高了警惕（排斥异类、疏远外群体）。现实也几近相同，美国街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与左右互斥、社交网络上的舆论撕裂与道德义愤，使外群体贬损与内群体偏好这类古老话题似乎在今年找到了最好的落脚点。

今年发生之种种让社会心理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实验室外的现实社会——一个极化的世界：群体关系极化、政治运动极化、个人态度极化。全球化时代似乎消弭了群体之间的界限，群体心理学也因此暗淡。

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往往会高估疫情的影响，但不确定性确实是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大影响，特别是这代人缺乏同等规模、同类性质事件的记忆。无论是SARS、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还是广岛原子弹爆炸、“9·11”事件，在影响的全球性和复杂性方面均不能和新冠肺炎疫情相比。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商界领袖，在未来决策中都会将不确定性作为关键考量。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将人类这种对不期而至、一无所知的危险的担忧称为“流动的恐惧”。在这种“流动的恐惧”蔓延全球的同时，人们的国家意识不会减弱，只会加深，这是社会学家需要认真思考的。

张文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人类学既不轻视确定性也不偏爱不确定性，二者都是生活世界的真实构成部分。疫情让确定的事情更确定，如各国的民族主义、大国角逐、虚拟和现实世界的连接等；也衍生了一些不确定性，并敦促我们去面对，如变幻的工作和市场以及疫情中起伏波动的网络暴力等。未来如何被疫情影响，取决于我们如何走向未来。人类学家采取“星球立场”——人类和其他物种及整个生态环境一体；一体内部矛盾多元、彼此冲突又相互中和。这一立场要求我们与矛盾共处，这包括人和其他物种间的利益矛盾及多种民族主义间的争斗等。而且，任何一种化解矛盾的方式都必然引发新的矛盾。

王洪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疫情生产了新的历史感。上半年大家都在网上授课时，我的一位教科幻文学相关课程的朋友在社交媒体群里感叹：现在是“在一个科幻小说里的年份（2020年），通过科幻小说里描述的技术（在线教学），教授一门关于科幻的课程”。疫情带来了一种非常荒诞的魔幻现实感，它提示了所谓“房间里的大象”的存在，即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所标定的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的界限。可以说“事件”及其绵延，重新构造了我们的历史认知。学术界有关于“长20世纪”和“短20世纪”的讨论，若干年后再回首，新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认为，21世纪并不开始于2000年，而是开启于新冠纪元。

不仅是数字（幽灵）技术，在未来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相比过去二十年，疫情带来的结构性政治经济变化，会给许多技术应用的资本投入带来明显的加速——在载人航天、无人驾驶、脑机接口、基因工程、新能源等领域，加速趋势已经显现出来。基于资本对技术投入的加速，新的生产力和技术阶层的崛起，同时可能伴随着新的社会分化、排斥和监控的加剧，也必然会伴随着新文化的生成。在人类历史上，瘟疫可能导向“漫长中世纪”的蛰伏，也可能通往旧帝国的瓦解、革命和新秩序的诞生。

不确定性会使旧有的格局松动，它召唤着行动者对于“时势”的把握，召唤着“新人”和创造性的劳动。

赵益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其实在疫情之前，不确定性就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主要议题了，英国脱欧和美国所谓Trumpism（特朗普主义）的崛起都是很好的不确定性的例子。疫情只不过让它变得更加突出，让我们在风险社会里无可逃遁。随着疫情的蔓延和持续，原先还尚能维持的跨边界流动突然变成了可疑的目标（新的不确定性），相关的管控手段不断升级，甚至使很多“例外状态”逐渐常态化。这样的治理模式在各个尺度中都可以观察得到。这会如何影响未来十年的世界与生活？我想还是要区分近期和远期。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这样的严格管控恐怕很难有所放松；但是生活于其间的经历也许会让人们慢慢意识到它的不足，并开始思考可能的改进路径。

黄华青（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疫情将21世纪涌现的“后全球”（postglobal）话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性、全球化等议题不再不经质疑地被全球社会广泛接受，单边主义、霸权文化、宗教激进主义重新抬头，割裂、冲突和再平衡成为未来数十年的全球基调——这便是这个时代不确定性的根源。

封锁和割裂之势借着疫情愈演愈烈：除了个人行动受限外，我们还看到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美国社会的内部割裂、地中海难民的求生无路……正如美国学者阿尔萨耶德（Nezar AlSayyad）所言：“全球自由主义那令人欢欣鼓舞的想象已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范围内无处不在、无法限制的‘他者’带来的切身威胁。”

未来十年，此般“后全球”图景将聚焦于城市——尤其是聚集了更多人口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城市愈发成为不同种族、文化、宗教及其价值观冲突和调解的场域，成为封锁与流动共生纠缠的场域，我们也不得不在这一动态过程中重新安置自我。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萨森（Saskia Sassen）所言，城市将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不确定的城市，将同时成为绝望和希望的来源。

（选自《信睿周报》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