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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鲜为人知的“戏迷”一面，你可曾了解？

2021-03-05 08:4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万伯翱档案春秋

2021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二十三周年纪念日，作为“人民的好总理”，他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都是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是一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谦谦君子。实际上，周总理还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戏迷。他酷爱戏剧，早年就读南开中学时就曾是话剧社的主力成员。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始终关注话剧、戏曲等戏剧文化事业的发展，尽管公务繁忙，仍时常忙里抽空亲临剧场观摩演出，并多次在紫光阁和西花厅召集戏剧界人士座谈，甚至在自己家中召开艺术研讨会。其对戏剧艺术发展的贡献，丝毫不亚于戏剧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

无论是谦谦君子还是忠实“戏迷”，体现的都是周总理身上熠熠生辉的人文精神。这样一位可敬可爱、“接地气”的总理，又怎能不时常引起人们的怀念呢？

指导盖叫天拍电影

1950年11月，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这位在旧社会历经风风雨雨的艺术家，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官，颇显拘谨，周总理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我在三十年代，就是你忠实的观众嘛！虽然只是神交，但是我自信对你是了解的；我们应该成为好朋友！希望你今后能了解我们啊。”盖老望着浓眉下目光如炬的总理，张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

事后，周总理对当时主持戏改和剧协工作的文化部领导田汉和马彦祥两位戏剧大家说：“盖老秉性耿直，拙于辞令。他过去不愿和官场打交道，怕见那些官僚豪绅，所以他在旧社会没有一个靠山。今天对人民政府的干部，虽然没有隔膜，但是他那种清高的态度，会要慢慢改变过来；只要我们对他开诚相见，他会真正理解我们的！”

同时，周总理对当时主持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同志说：“上海的戏曲界，你首先要同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和袁雪芬等一些代表人物成为好朋友，多关心他们。有事情不是把他们找到办公室里来，而是去登门拜访他们。”

周恩来（左）、贺龙（右）与盖叫天

1961年清明节的下午，陪同外宾到杭州的周恩来和陈毅不顾旅途疲惫和国事浩繁，专程驱车赶到“燕南寄庐”看望盖叫天，这已不是总理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上茶落座后周恩来告诉盖叫天：“盖老，陈老总敬重你的为人，热爱你的艺术，今天要送你一幅字呢！”陈毅展开他写的一副对联，用他那四川腔高声诵读道：“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盖叫天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唱了大半辈子戏，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艺人，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器重。这位台上台下都是刚强铁汉的老艺人，含泪双手接过陈老总题的对联连声道谢。

周恩来慈祥而又庄重地对盖叫天说：“我有一个想法，把盖老的全本武松戏用彩色电影拍下来，供后人观摩借鉴，你说好吗？”全本《武松》从“打虎”起，到“鸳鸯楼”止，唱念做打，功夫繁重，对已七十三岁高龄且腿有伤残的盖叫天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考验。他略思片刻，眉剑双竖答道：“总理，我心里的事您想到了，我愿意努力试试看！”周总理见盖叫天欣然接受了拍电影的任务，又道：“具体怎么拍，由文化部牵头，与北影协商，由导演搞出拍摄方案。”就这样，周总理毅然决定拍摄盖叫天舞台艺术片《武松》。

自左至右依次为：盖叫天、梅兰芳、周信芳（图源：中国文化研究院）

1962年春，文化部通知盖叫天到京拍摄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6月初，盖叫天偕夫人薛义杰和孙女张明珠到京。受总理指示，文化部对此事十分重视，部领导齐燕铭委派马彦祥负责接待工作。文化部为拍片召开了座谈会，齐燕铭、夏衍、田汉和马彦祥等领导都出席了北京座谈会。会上，田汉指着一位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人向盖叫天介绍：“这位是北影厂的著名导演崔嵬，这次拍的《武松》由他来执导。”

于是，心直口快的影坛老将和刚烈直爽的剧坛名家盖叫天紧紧地握手了。崔嵬高腔大声道：“盖老，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我们有机会合作，我有几点想法，想听听您的意见，看怎么拍好？”说着就把拍摄计划双手交给了盖叫天；盖叫天接过来后看了一眼，又把计划退还给了崔嵬：“我唱了一辈子戏，不懂电影，你是行家，我上听总理的，中听你的，下听全体工作人员的。”散会时，崔嵬还是把计划又交给了盖叫天：“得带回去看看，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商量！”

盖叫天

电影拍摄的程序与舞台上唱演京剧截然不同。“活武松”盖叫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虽然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但是站在聚光灯下、摄影机前，面对指手画脚下指令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却总感到别扭。一会儿拍这个镜头，一会儿又跳拍那个镜头，尤其是拍特写镜头时，水银灯的强光打到脸上，让他感到眼神都散完了，情绪实在无法连贯和控制，入不了戏。加上崔嵬和盖叫天性格都是刚直型的，一位是曾有“疯子”绰号的山东汉子，一位是菊坛的“燕北好汉”，合作没几天，两人就争执起来了。盖叫天直白地发问崔嵬：“这样东拍一下，西拍一下，精、气、神全散了，真没劲！”崔嵬则试图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说服盖叫天：“盖老，现在要拍的是你眼神的特写镜头，眼神拍好了，您的精、气、神全有了。”

“你说有了，我感觉全没了！”

“盖老，您再坚持几分钟，拍完眼神就行了。”

“这样拍我没情绪，做不到你要的眼神！”

“盖老，拍电影要从银幕的角度来考虑。”

“我拍的是舞台艺术片！”

“舞台艺术片也是电影，不能受舞台的局限！”

盖叫天《武松打虎》舞台照（上海市档案馆藏）

两人谁也听不进对方的意见，谁也不服气对方，开始拍摄没几天，就由争论很快发展到争执和脸红脖子粗吵起来了。

盖叫天的性格是宁折不弯的，对于电影分镜头拍摄十分不满。这天，他对导演崔嵬直言不讳地说：“这样拍下去，拍出来怎么会像武松？”崔嵬简单地予以回击：“这是电影的需要！”

“你要我的戏服从你的电影？”

“我拍了多年电影了，请你相信我！”

盖叫天生气了：“我不拍了！”崔嵬也忍不住了：“给你拍电影，说真的，我也真干不了。”就这样，盖叫天就真的卸装催马走人了。马彦祥听说《武松》因主演和导演闹矛盾而停机，便尝试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崔、盖两人尊重领导，又重新修好，《武松》总算又重拍了。但时间不长，终因两人对电影艺术与舞台艺术认识上的不小差异，以及两人性格上的针尖对麦芒，合作最终以失败告终。

夏衍连忙将《武松》在北影厂没有拍摄成功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后感到很是吃惊和遗憾。他亲自召来夏衍、阳翰笙等文化部有关领导商讨拍摄盖派《武松》事宜，决定由上影重新拍摄。

1962年12月，马彦祥在扬州观摩扬剧《夺印》期间，忽接老领导夏衍长途电话，他委托马彦祥再次出马到上海请“上影”为盖叫天重拍《武松》。马彦祥考虑到前次 “北影”拍摄失败的教训，由于对盖叫天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他总结上次拍摄的经验，决定请出曾在舞台上与自己合作三十年的同道好友、名家应云卫，为盖叫天重拍《武松》。1963年清明节后，已经75岁的盖叫天去了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武松》，这次合作拍摄电影《武松》的班底，与盖叫天都是舞台上多年的艺友，很便于相互理解沟通，盖老也有了在北影拍摄的经验和教训，所以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很快便拍摄成功，为后人留下了这位老艺术家弥足珍贵、可以传世的戏曲舞台艺术资料。

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海报

与马彦祥谈“戏改”

1948年8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长期从事话剧工作的戏剧家马彦祥应邀从北平到石家庄去参加第一届华北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他得到通知说，周恩来副主席要接见他。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参谋长的周恩来正处于指挥三大战役的百忙之中，却于日理万机间，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戏曲事业和马彦祥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过去，马彦祥在国统区的武汉、长沙、重庆曾多次见到过周恩来，那是在1937年12月他到达武汉后的事。抗战期间，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抗战文艺工作。从此，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且深谙戏剧的周恩来成为了马彦祥心中的偶像。这次马彦祥在觉得自己将要开始新人生的时候，要在解放区见到敬爱的周副主席，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马彦祥

在平山县，周恩来住在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的东面，那是借用老乡的土坯房建的四合院。那天，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办公室那厢总是彻夜通明的灯光映红了窗前的翠竹，院中的梨树硕果累累散发着阵阵清香。他在办公室接见了马彦祥。当时他正在灯下批阅文件，一见到马彦祥，就起来和他亲切握手，笑着说：“听说你来了，这里的生活习惯吗？”不知马彦祥是激动还是心情紧张，周恩来见他略显迟疑，便接着说：“慢慢会习惯的。”说着把马彦祥让到沙发落座，亲自倒了一杯水递给他，十分关切地询问起马彦祥在北平的家庭情况。因其父马衡先生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也就很自然地提到了北平故宫文物的保护问题。

周恩来神情凝重地说：“令尊是考古专家，抗战期间为保护国家文物平安南迁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北平的战役即将打响，希望马衡先生能留下来坚守故宫，保护皇宫和珍贵文物，等待北平的解放。”马彦祥根据周恩来的嘱托亲笔疾书，通过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动员父亲马衡院长坚守北平故宫（当时南京还有故宫分院），最终使国民党抢运文物赴台的计划落空。

谈完故宫事，周恩来又详细地问了有关北平和上海戏剧电影界一些同志的情况，马彦祥尽其所知一一作了汇报。随后，周恩来又问道：“听说你在北平搞了一阵新平剧（京剧），是吗？”这时马彦祥的情绪在随和的气氛中已轻松下来，回答说：“是的，演出过田汉新编的《琵琶行》。不过只是一次尝试，还谈不到什么经验。”并把自己对旧剧艺术必须通过革新以适应时代和广大观众需要的见解向周恩来一一作了阐述。

马彦祥所作“关于通俗话剧特点”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

周恩来十分认真仔细地听了这位戏剧家和平剧票友的“高论”，接着他讲：“这工作也很有意义嘛！过去我们比较重视话剧和电影，对于旧剧重视得不够，延安只有一个平剧院。今后我们要进城市了，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来了。旧剧问题比较复杂，它是过去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艺术遗产，广大群众喜爱它，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需要改造。现在旧戏的观众比话剧不知要多多少倍！我们怎么能够不重视它呢？以后你就参加这个工作吧。”马彦祥吃惊地发现周恩来对自己的旧剧改革观点早就心中有数，并把建国后“戏改”的重任交给了他。最后，周恩来又嘱咐马彦祥：“这个问题，你和周扬同志一起研究研究。”

对于戏曲，从小生活在北京的马彦祥并不陌生，因为他自幼就是一个戏曲爱好者、一个热心的观众；甚至在读初中时因为看戏而抗父命中途辍学。但以之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事业寄托，却是始料所不及的。马彦祥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曾深情地说：“周恩来同志的一席话竟改变了我人生进程的航向，我决定从此放弃我已从事了二十余年的话剧工作，转移到戏曲工作方面来。”

周恩来与戏曲演员合影

9月，当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马彦祥正式参加了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担任主任委员；杨尚昆的夫人、戏剧家李伯钊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杨绍萱、贺绿汀、陈荒煤、周巍峙、丁里、孟波、阿甲、舒强、李焕之等11人。这个委员会当时的任务是以改革旧剧为重点，从平剧开始，对旧剧开始审查、修改、编写等浩繁的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想不到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猛，委员会成立不到三个月，工作还未深入展开，1949年1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随着军管会进城，马彦祥开始踏上新的戏曲工作岗位，他的心情是豪迈和坚定不移的，因为他有新中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做后台呢。

马彦祥的“改行”，以公而论，是服从组织安排，以私而论，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他对周公的无限崇敬。周恩来不仅是革命家、外交家，还是精通文学和戏剧艺术的领袖人物呀！总理一直是让马彦祥心服口服的领导人，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戏曲改革事业之中。一直到1988年马彦祥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总理的遗愿和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