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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侠们的国家:孙吴政权与江南社会

陆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2021-04-04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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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兴平二年(195),依附于袁术的孙策率领部曲、宾客等千余人渡过长江,击败刘繇、严白虎等诸方势力,占领丹杨、吴、会稽等郡,独霸江东。建安五年(200),年仅二十六岁的孙策遇刺身亡,其弟孙权继位。建安十三年(208),孙权联合刘备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这场胜利,击碎了曹操迅速统一梦想,也使得着孙氏政权在江东的统治趋于稳固。

长江之水,并非平直。在下游地区,自今天的江西九江市起,至江苏南京市,呈西南—东北流向,北岸在西,南岸偏东。因此,所谓江东,亦即江南。出身吴郡富春县(今浙江杭州市富阳区)的孙氏一族,正是土生土长的江南人。然而,翻开孙吴开国群臣的履历,他们绝大多数却来自于长江以北:肱股谋士张昭、张纮籍贯分别为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赤壁战前力主抗曹、先后任大都督的周瑜、鲁肃分别来自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临淮(今江苏泗洪县);元勋老臣程普、韩当则分别为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县)、辽西(今辽宁义县)人士。早期孙吴政权,虽然立足江南,却显示出与江北地域的紧密联系。说起来,这一特征的源头要追溯到孙策、孙权的父亲——孙坚。

孙坚与淮泗

孙坚年少时,是富春县的小吏。东汉时代,大多数县吏们的理想,是修习儒学、背诵法律,而后通过察举步入仕途。不过,对于打打杀杀的事情,孙坚似乎更有天赋。十七岁那年,他与父亲驾船往钱塘县,遇见海贼们在岸边分赃,便独自持刀跳上岸,以手东西指挥,仿佛有官军前来包围。海贼大惊,舍弃财物逃跑。孙坚追击,斩得首级一枚而还。勇武少年以寡敌众,大胜而归,自然一时传为美谈。孙坚也由此被任命为代理县尉,负责一县的治安。

不过,在吴郡的乡里舆论中,孙坚被评价为“轻狡”,并不怎么受欢迎。这么说倒也不算错:勇武的另一面是轻率,而战斗中的种种谋略确实可视为一种狡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孙坚出身寒微。在社会阶层趋于固化的当时,对于这样一个好勇斗狠的英豪,控制乡里舆论的吴郡世家大族并不愿意接纳。而这也意味着孙坚很难在江南本地的官场上有所作为。

河北望都汉墓一号墓壁画中基层官员的形象

汉末风雨飘摇的局势为孙坚提供了机遇。代理县尉不久,江南地区便爆发民变,参与者达数万人。仓促之间,孙坚被擢升为郡司马,凭着千余兵勇参与叛乱。因力战有功,孙坚为刺史臧旻所举荐,前往淮水南岸的盐渎(今江苏盐城市北)担任县丞。此后的十余年,他又历任位于淮水以北、邻近泗水的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下邳(今江苏邳县)两县县丞。据说,一些江南故乡的“好事少年”也追随孙坚一同前往淮泗地区。不消说,这些少年应当也是出身一般,行侠无赖,不为乡里所容的人物。

淮水南北,作为河洛、齐鲁、江南等诸多地域文化的交汇之地,人员繁杂,民风彪悍,是孕育豪杰的优秀土壤。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推翻暴秦的刘邦、项羽,包括此后称雄北方的曹操,都来自这片区域。淮域的生涯,孙坚如鱼得水,结交甚广。随着汉末乱世的到来,他在当地迅速拉起一支队伍,号称“淮泗精兵”。为人所熟知的程普、韩当、黄盖等人,正是在此前后投入到孙坚的麾下。凭借这支队伍,孙坚在汉末乱世中走南闯北,平定叛乱,讨伐董卓,立下赫赫战功。

在此期间,孙坚的长子孙策也逐渐长大成人。孙策出生于熹平四年(175),此时孙坚应在盐渎丞的任上。尽管仍然以吴郡富春县为籍贯,但生于淮泗、长于淮泗的孙策,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江北人。战乱之际,孙策等家眷并未随军。他们先被孙坚安置于九江郡寿春县(今安徽淮南市寿县)。此后,孙策又携带母亲吴氏、弟弟孙权等继续移居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六安市舒县)。与父亲类似,年少的孙策英武过人,极具胆识。自身的人格魅力,加上孙坚在淮域名望,孙策的身边也聚集起一批出身淮泗地区的豪杰:例如来自九江郡的蒋钦、周泰,来自庐江郡的周瑜、陈武,邻近地域的临淮鲁肃,汝南吕蒙、吕范等等。这些豪杰,清一色都是以武力见长,胆识过人的善战之将。

孙吴早期主要政治人物籍贯分布示意图(黄色字体者为重要军事统帅或谋主,丁奉、徐盛为后期重要政治人物。)

董卓死后,群雄并起。孙坚再次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淮河流域,依附占据淮南的袁术。但不久便在攻打刘表的过程中不幸遇伏身亡。不过,他所统领的“淮泗精兵”,很大一部分为孙策所继承。两股淮泗豪杰,至此合流一处,构成了创建孙吴政权的主要政治军事力量,也就是学界习称的“淮泗集团”。当然,随着孙吴政权在江南的扎根,本土化趋势无法避免,赤壁之战后,陆逊、顾雍这些江南世家大族的代表逐步走向孙吴政治的前台,就是一种表现。但“淮泗集团”也依然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鲁肃死后接任大都督的吕蒙,在孙吴后期独当一面的丁奉、徐盛,从籍贯来看,其实都属于“淮泗集团”。

宴猎之风

作为奠基者,孙坚给孙吴政权带来的,不仅仅是与淮泗地区的密切联系。从某种角度而言,他的豪杰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孙吴君主。这一点,从盛行于孙吴宫廷之中的狩猎与宴饮之风,就能够清晰感受到。

狩猎是古人惯常的娱乐活动。君王贵族往往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在臣子、侍从们的簇拥之下,一边聊天,一边从容地引弓射箭。对他们而言,狩猎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活动所提供的威仪展示与社交场合。相较之下,孙吴君主的狩猎活动,就纯粹得多。《三国志·孙讨逆传》载:

(孙)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

爱好打猎的孙策,并不愿意与步骑一同从容前行。而是驰骋骏马,一往无前。也正因为这一习惯,某次打猎时,孙策单骑往江边,遇上了仇人许贡的门客,一时寡不敌众,被射伤脸颊,很快不治身亡。无独有偶,孙坚当时也是由于单骑追击敌军而遇伏身亡。

这份颇显轻率的勇猛,或许已经镌刻在了孙氏一族中的基因中。孙策之后继位的孙权依然爱好狩猎,尤其爱好亲手射杀猛虎。《三国志·张昭传》载:

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於原野,校勇於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於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

在张昭看来,堂堂一国之君应当驾驭天下英雄贤才,而不是与猛兽较劲,让自己身处危险之中。而孙权仿佛沉迷游戏的孩童一般,虽然表面上虚心接纳,但瘾头一来,便耐不住手痒,甚至还专门设计“射虎车”,方便他与猛兽近距离搏斗。可见他对于狩猎,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孙权死后,孙吴宫廷中依然保持着君王狩猎的传统。《世说新语·规箴》记载,吴景帝孙休爱好射雉(野鸡),“至其时则晨去夕反”,一大早便出宫打猎,太阳落山从返回。

狩猎之余,在宫廷中大摆酒席,与群臣一同酣饮,是孙吴君主的另一大爱好。《三国志·张昭传》载:

(孙)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

汉代鎏金错银铜樽,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在孙吴的宫廷宴会中,似乎看不到君君臣臣的礼仪束缚。众人一同饮酒,不醉不归。豪放快活的氛围可以想象。到了后主孙皓的时代,甚至不能喝酒的人,也都要被灌酒。《三国志·韦曜传》载:

(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

三国时期的七升,约相当于今天的1.4公升(L)。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人们主要用酿造法制酒,酒精度数较低。但即便如此,七升仍然是相当大的饮酒量了,更不用说这还是宫廷宴会中的起步数值。

皮胎犀皮漆鎏金铜扣耳杯(蒲柏林摄),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

日常性的狩猎与宴饮,使得孙吴的政治文化颇具豪放的江湖气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曾经比较魏蜀吴三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指出“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意气相投这四个字,正道出孙吴君臣交往的主要特征。一同策马奔腾、猎取野兽,觥筹交错间说着酒话,正是孙吴君臣“意气相投”的绝妙写照。

那么,这种政治传统是否仅仅是源于孙氏一族特有门风呢?其实,从更深层次的背景来看,孙吴君主的豪杰气质,也是一种实际政治的需要。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魏、打出复兴汉室旗号的季汉不同,孙吴政权天生欠缺立国的合法依据。因此,孙吴君主只能通过高超的人格魅力以及世兵制、奉邑制等分权体制来凝聚人心。正如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所言,孙吴政权是“由大小私兵军团构成的高度军事化政权”,而孙吴君臣之间的关系则是“由任侠关系升华的人格主从关系”。对于孙吴君主而言,唯有展现武勇气质,方能够慑服大大小小私兵军团的将领。而在政权受制于军权,传统官僚政治、法律制度运转不畅的情况下,宴饮则是拉近君臣关系,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场合。明乎此,对于孙吴宫廷中的宴猎之风,也就有了别样的认识。

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江南的开发

今天的江南,是中国最为富庶、也最具经济活力的地理区域之一。不过,秦汉三国时期的江南却并非如此。《史记·货殖列传》载: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所谓楚越之地,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的“越”,指长江下游南岸区域,也就是今天狭义上的江南。在汉代史家司马迁的观念中,江南地区“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虽然谈不上贫困,但也绝对说不上富庶。

图源:吴中博物馆《考古探吴中》常设展视频

江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相比于北方地区普遍种植粟、麦,水稻的亩产量更高,但也更加依赖于地貌整治与水利建设,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地广人希”的状态下,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气候相对温暖的一个时期,平均气温比今天高1℃左右。降雨丰富的江南也因此形成了大量沼泽湿地,不仅较难开发,并且很容易滋生各类传染病。

图源:吴中博物馆《风雅颂吴中·吴风》常设展视频

东汉后期,地球气候迅速转寒,大规模的瘟疫开始在中原北方地区流行。此时的江南,由于气温适宜,反而变得宜居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孙吴政权的建立,大大小小的私兵军团迫切需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这些高度组织化的军事团体,恰恰提供了垦殖拓荒所急需的人力资源。江南的开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屯田是孙吴政权扩大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当时吴都建业的周边,设置了毗陵、湖熟、于湖三个屯田区。这些区域的行政长官也不是太守、县令,而代之以为典农校尉、典农都尉、都农校尉等等,可见组织屯田是这些区域的主要行政活动。

吴都建业周边的屯田区

除了这些较为集中的屯田区,各地一般州郡也组织了为数众多的民屯。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走马楼吴简表明,在当时的长沙郡内的临湘侯国,就存在相当数量的民屯。屯田的人群身份广泛,除了一般民众,也包括各类州郡吏、士兵等等。

长沙出土走马楼三国吴简·君教简

广泛而大规模的屯田有力的开发了江南地区,也充实孙吴政权的国库。不过,由于屯田征收的田租数额远高于一般民田,再加上各类赋税、徭役等等,民众的负担非常之重。甚至在各种苛政下,出现了大量逃亡的情况。在走马楼吴简中,可以看到一份名为《诸乡谨列郡县吏兄弟叛走人名簿》的文书。从这份的文书的内容来看,逃亡者为数不少,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一般百姓,也有普通小吏。从这一事实不难看出,孙吴政权治下的民众,远远还谈不上安居乐业。而在西晋平吴后,晋武帝司马炎“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了解了这一背景,再来看西晋统一后出土于孙吴故地建业的“晋平吴天下太平”砖铭,也就能够更为切实感受到江南民众对太平盛世的向往。

南京江宁索墅西晋墓出土“晋平吴天下太平”砖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吴中博物馆”,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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