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美国拉欧盟,中国怎么办?

2021-04-08 13: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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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叶小文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代)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已就如何定位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以及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做出一系列表态。总体而言,美方明确将中国视为美“最严峻的竞争者”,以“战略竞争”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框架,力图综合、动态地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同中国打交道。拜登政府强调对华外交要“务实且以结果为导向”,注重通过激活壮大盟友体系等方式,确立和巩固自身的“强势地位”,以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美国引人注目的外交举动,一是出席七国集团慕安会,高调宣称美国的“大西洋归来”,另一是举行美印日澳四国首脑视频峰会,打造印太同盟。总统上台伊始就环绕世界三大洋搞“团团伙伙”,这无论在美国总统执政史上,还是在美国外交史上都不多见,足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结盟外交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前景如何?我方应如何应对?”
时代不同于冷战时期了,美国的反华工具箱中,“反华联盟”这个工具也末必好用。我应审时度势,利用矛盾,分化其势,借力打力,反其道而治之。
一、从现实分析
正如西班牙国际分析与文献研究所网站发表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题为《慕尼黑2021》的文章所指出的:
首先,中国的全球性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正在引发国际力量平衡的重大变化。第二,欧盟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有自己的利益和战略。第三,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第四,全球议程的紧迫性要求各方立即在关键问题上合作。历史不能倒退。在当前形势下,当诸如全球公共卫生或气候变化之类的紧急事务敲响世界各国领导人寻求合作和共同解决方案的大门时,并没有必要去夸大威胁的程度。因此,在过去的阴影重新出现的基础上炮制新冷战的想法,无异于忽略掉本世纪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而正是这些挑战构成了所有紧急情况中的最大威胁。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市场。欧盟可以在中国获得美国无法提供的发展前景。对于许多人来说,欧亚合作才是未来。
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处于落后地位。因此,美国必须克服自身的保护主义冲动。它一直将这种冲动强加于其他国家,以便为其跨国企业开辟道路。也就是说,美国需要消除影响其盟友的关税、贸易、投资、资本和技术壁垒,还要恢复目前因其阻挠而中断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在这些问题上,欧盟立场与中国立场的距离比与美国的更近。
二、从历史考量
正如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成所概括的,西方结盟外交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结盟是惯性思维,有历史传统;
第二,结盟通常与战争相连,是对抗思维的产物,因现实或假想的敌人而存在;
第三,联盟通常打着意识形态的招牌,十字军的“基督教”、30年战争中的“新教”和“天主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自由民主”莫不如此。
第四,盟友关系并不牢固,西方政治学说的鼻祖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曾宣称,为了国家利益对外国说谎是正义行为,在他那个时代,外交官已是“骗子”的同义词。拿破仑战争中,同盟建的快,散的也快,英国是反法同盟的后台组织者,但多次遭到背叛,陷入被孤立的窘境。史家指出,拿破仑战争中这种朝三暮四的现象正是后来西方结盟外交的基本范式。
第五,结盟多从主权和安全角度出发,经济利益的考量并不多见。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边陲,东面临海,西边和南边为高山阻隔,北边是冰天雪地。近代以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大一统国家,与外界有夷夏之分、宗属之别,却无“国际关系”,因此没有结盟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对惨遭各种帝国主义国家联盟野蛮侵略、掠夺与蹂躏的经历刻骨铭心。新中国建立后,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本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构想,主张国家之间建立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结伴与结盟的根本区别在于:
第一,它的指向是结伴国家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推动根本意义上的全球安全,而不是一国一时的得失;
第二,其思维起点是合作,而不是对抗,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且无意识形态色彩;
第三,主张真诚协作,互信协商,尔虞我诈、“朝秦暮楚”是为伙伴所不齿的行为。结伴原则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为人类和平提供了新的行动方案。然而,它不在西方的外交语汇之中,让他们理解和接受恐怕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从战略思考
在未来多极世界中,建立使中国游刃有余的中、美、欧“大三角”的战略格局早作运筹,为维护和拓展中华民族的战略空间从长计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在“一超独霸”的局面下开始出现多极化。在单极化与多极化的激烈曲折较量中,处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与欧盟,具有相似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利益,并由于地理间隔而较少有直接的地缘利益冲突,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尤其是欧盟与我国都要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就会产生一些共同语言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我们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把加强内地与新疆的经济纽带,稳步地扩大、延伸为对中亚、西亚甚至欧盟的经济纽带。我们在战略上可以期望和设想,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出来的中亚经济区域组织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邀请欧盟合作和参与,在欧亚大陆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国家合作关系,即欧亚大陆内部的新秩序,并进而可覆盖到西亚,从而比较有效地降低近代以来“海权”国家对全球政治的权力比重和影响,可以期望出现“海权”和“陆权”较为均衡和稳定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这应该符合欧亚大陆国家特别是欧盟、中国、俄国和印度诸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我们除了加快推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之外,应加强与欧盟合作,在中亚这块欧亚大陆提出一种基于共同地缘利益、达成多赢目标、对各方有吸引力的战略框架和方案,进一步扩大我向西开放的潜在的战略利益和空间。
这可能是我和平发展的一条可行的、风险可控制的道路。只要我把好战略方向、操作节奏和策略,就有可能建构起未来多极世界的中、美、欧之间更为稳定和平的政治结构,演出一部新的“三国演义”,营造出有利于我们的游刃有余的宽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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