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 : 最好的婆媳关系就是没关系?

2021-04-19 17:4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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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关系是家庭结构的纵轴,是家庭关系的晴雨表。从京山农村调查来看,婆媳关系至少经历了五个理想“回合”,每个“回合”,婆婆与媳妇的关系、角色,和在家庭结构中的位置都有较大差异。总体的趋势是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角色越来越重要,最终取得家庭的掌控权;婆婆从最初的对媳妇颐指气使,到如今的百般讨好,婆媳矛盾回落。这里将婆媳关系主体,限定为不同时期五六十岁的婆婆与二三十岁的媳妇。

在京山农村,解放前的农村家庭,无论富贵贫穷,婆婆较媳妇而言都是“尊贵”的,媳妇乃下等人,低人一等。“接个媳妇不能对她好是真的”,这个尊卑长幼之分的秩序,得到了家族和村落的支持。媳妇在婆婆面前永远是“小媳妇”,受婆婆的使唤。年纪大的受访者称,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对媳妇好的婆婆,媳妇每天一大早第一个起来,要收拾好家务,到厨房烧茶做饭,然后端茶到婆婆房间里给老人家“请安”。“请安”极具象征性,是婆婆地位和权威的体现。九房村流传这样一个“请安”的故事,从中可以窥探历史上的婆媳秩序:
解放前夕九房村两大富户联姻,女方的嫁妆有一千多床棉被,自以为阔气。而男方说,你这一千多床棉被还不够我每个客人盖。接回媳妇,婆婆就要考验媳妇的才能,头天晚上婆婆将厨房里的柴火全部挪开,不留一根,看媳妇次日清晨如何烧茶。媳妇次日一大早起来,看见厨房不见一根柴火甚是着急,然急中生智,将陪嫁过来的衣服撕碎,与同为嫁妆的油搅拌在一起,生了火。婆婆对此十分满意。
平常的家庭琐事皆由媳妇负责完成,婆婆即便闲着也不会搭帮手,而是摇着扇子监督媳妇干活,稍微干不好就要大吼大叫。那时只有媳妇受气的份。媳妇尽管受气,但也不敢生气,更不敢顶婆婆的嘴,婆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媳妇只能将气憋着。70多岁的屈老师这么形容当时的婆媳关系:“解放前,封建礼节,婆婆是婆婆,媳妇是媳妇,太阳是圆的,婆婆说是扁的,媳妇就得说太阳是扁的。”
有这么一个故事:
媳妇在家扫地,姿势不正确,把屁股翘得老高,婆婆看不惯,遂指责媳妇说,“你的屁股翘到半空中去了”。媳妇不敢争辩。某日,一群妇女在谈论天空有多高,媳妇接过话说,“天空有两个屁股高”,众人不解,媳妇说,一个屁股半空中,两个屁股一天空。
可见婆婆对媳妇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媳妇受了婆婆的气不能当面发泄出来,只能在背地里发发牢骚,婆婆背地里也经常数落媳妇的不是,所以就有了“媳妇背里背个锣,背着说婆婆;婆婆背里背个鼓,背着说媳妇”一说。媳妇之所以能够憋气,一是不敢发气,二是还有个盼头,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婆婆死了,年轻的儿媳娶回来了,自己熬到头了,就可以用婆婆规训自己那一套来规训自己的媳妇。家庭秩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递和再生产。

由于江汉平原多水患,村庄更替比较快,社区记忆相对薄弱,各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观念也不坚固。因此当经历革命和现代国家建构时,脆弱的传统就很容易受到冲击,往往不堪一击。京山的婆媳关系就是如此,当新政权一进来,就立马发生改变。“土改”至1965年左右为婆媳关系的一个新阶段,此时,媳妇敢于顶嘴,但仍不占上风。
京山农村解放比较早,土改时间也较早。土改后,京山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土改的第一要务是争取革命群众,打倒反动派和反抗派。当时的口号是要将妇女从夫权、父权和旧式婆婆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明确提出反对旧式婆婆的架子,对一些典型的“恶婆婆”要拿出来批斗,直到她们交出家庭的权力,向媳妇低头认罪为止。
另一方面,农会还开展媳妇学习班,教导她们要有反抗旧式婆婆的革命精神,让她们诉苦,控告婆婆的累累罪行,要敢于同压迫自己的婆婆做斗争。媳妇学习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果然有不少的妇女开始理直气壮地顶撞婆婆,并将恶婆婆报告到农会。在强大政权的压力下,婆婆也感受到了威胁。这时的婆婆如果明目张胆地摆旧式的架子,就会被新政权捉住把柄,闹不好还会被批斗。所以,婆婆尽管对媳妇的“顶撞”很不习惯,很受气,也已不能像解放前那样任意摆布媳妇了。
然而婆婆的气还是能够出的,毕竟媳妇还生活在家庭里。在这个空间,男子的权威虽然也是受到了冲击,但没有彻底的动摇。因此,如果男子站在自己的母亲一边,媳妇就无法在家庭里获得足够支持,其权力就无法超越婆婆。更何况,整个村庄舆论也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人们慢慢接受媳妇的“顶撞”,但还不习惯接受媳妇的飞扬跋扈,多数还是站在婆婆的立场。1959年结婚的屈老师这样描述当时自己家里的婆媳关系:
我们结过婚半年,她(媳妇)就开始跟婆婆吵,两个人经常斗嘴,我两边都劝,要老的忍耐,年轻的也要忍耐,只有忍耐才能避免矛盾。那时候儿子还是帮母亲的多。我结婚那时还是婆婆赢。总不是婆婆赢?媳妇顶几句,自己就强迫自己认输,社会习惯这样。社会上还是说媳妇的“拐”,做好媳妇有自尊心。强迫自己输了算了,太顶狠了,人家和婆婆都会说“把个媳妇,太狠了”,要维护婆婆自己的尊严。那时,媳妇还是难得做,还没有转变过来。
然而,社会的整个形势发展是不利于婆婆的。随着媳妇参与村庄活动、政治生活、国家建设增多,其作为村庄的一个壮劳力越来越显现其力量和权力,在社会上开始能顶半边天。在村庄里,壮年妇女与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而老年妇女是被排斥的。所以年轻媳妇不断地被国家和村庄塑造,其身影逐渐拔高,慢慢脱离家庭事务束缚。年轻妇女在家庭里说话越来越有底气,也有勇气参与家庭决策。
与此同时,婆婆的角色则开始萎缩。婆婆发现媳妇越来越难以管教,自己在家庭里说话慢慢地不起作用,自己的儿子似乎对这个外来女人开始容忍,有时甚至言听计从。婆婆感到很不舒服,希望维持之前的状态,对媳妇的言行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反感,加大了对媳妇的攻势和管教。媳妇面对婆婆的架子,也愈发难以容忍,觉得自己在与婆婆的关系中的地位与自己新的身份不相符合,所以反抗的欲望也愈发激烈。婆媳矛盾不可避免地白热化。这种状况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京山农村婆媳关系最恶劣的时期。这段时间,婆婆和媳妇的力量对比相当,双方陷入僵持,展开了拉锯战。根据当时的大队干部讲,这一时期的家庭纠纷特别多,大队干部几乎刚解决一家的矛盾,就要上另一家去解决同样的问题。整天除了忙生产外,还要处理这些事情,主要是婆媳“讲口”(争吵)。
为了应对如此剧烈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紧张,国家开始在京山同时开设了媳妇学习班和婆婆学习班:以50岁为分界线,小于50岁的列进媳妇学习班,大于50岁的归入婆婆学习班,已婚妇女全员参与。这两类学习班整整持续了四年时间,授课内容主要是教育妇女如何做媳妇和如何做婆婆,既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还学习好人好事,评选“五好社员”(爱公社、爱集体、爱家庭、爱劳动和助人为乐),让获奖者现场讲授,情真意切。婆婆学习班教老人“树新风,改恶习”,媳妇学习班则教媳妇如何做好媳妇,如何孝敬老人,要学会忍耐,处理好婆媳关系。
学习班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它让婆婆逐渐放弃对原有权力的追求和维护,婆婆学习班的学习内容首先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思想,也就是要求婆婆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与媳妇对话,和谐共处。学习班让很多婆婆乖乖地放弃了“臭架子”,摆出一副礼让媳妇的高姿态,实为承认自己衰弱的角色和地位。国家在这里扮演了安定人心的角色。
尽管学习班让媳妇收敛性格,但媳妇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却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从此超过了婆婆,在婆媳关系首次占上风。
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媳妇开始处在上风,婆婆开始强迫自己听从媳妇的安排。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婆婆对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认命,媳妇取得家庭权力争夺战中的胜利。
这一时期,婆婆并没有完全认命。在媳妇权力和地位增长过程中,婆婆开始了反抗,即婆婆不满社会对其角色和地位的安排,试图扭转乾坤。婆媳关系仍然紧张。媳妇处在上风,常找婆婆的茬,若婆婆不能忍受,便会开始反抗。正如屈老师所描述的那样:
到“文革”以后,就开始转变了,倒过来了,媳妇成了婆婆,婆婆成了媳妇,只有婆婆强迫自己认输,“一把手”转弯。这时媳妇就被婆婆们叫成“媳虎”了。
媳妇要婆婆带孙子,但公婆也要在生产队里做工,婆婆带孩子的机会因此减少,媳妇就会埋怨。婆婆肯定难为情,“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也劳动,我也要搞事,不可能把孩子背到背上做事”。如此,婆媳矛盾就不可避免。使情况更复杂的是,一般家庭有数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小孩,帮一个儿子带了孙子却没有帮其他的带,就会发生争吵:“我的是姑娘,他的是儿。给吃的,给我的少些,他的多些。”有的婆婆确实重男轻女,一个粑粑掰成两半,一大一小,大的给孙子,小的给了孙女。每每碰到这种事情,婆婆也难以还口,只能认输。老人的儿子越多,越难以周全,受气的机会也就越多。
这样一种媳妇强势、婆婆受委屈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前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占上风,仍有不少厉害的婆婆出现,她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培养的厉害媳妇,等到她们当婆婆掌权的时候,正值中年,还身强体壮,当然不会甘心屈服于二三十岁的媳妇,架子比传统婆婆的还大。但此时的年轻媳妇更加桀骜不驯,所以形成双强对垒的局面。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有两种,一是这些婆婆最终屈服于整个社会的趋势,接受媳妇对家庭的统治,学会在新时期做新式婆婆,即“学会做老人”。二是婆婆不愿意服输,斗争到底,并给媳妇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一面是自己的权力似乎增长到了很高的位置,另一面则仍要受制于婆婆,从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构成张力。这样,在1989年代初期,集体解散,国家不再管家庭内部事务后,有些媳妇走向了绝境,喝药自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是京山农村婆媳关系的又一显著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婆媳关系趋于平静,婆婆接受现有秩序安排,媳妇也多数时候不理不骂,双方吵架次数减少。
访谈中,农民这样形容这一阶段的婆媳关系:
社会逐渐转化,人的素质提高了,不再斤斤计较了,就少讲口(吵架)。可讲的也不讲了,非讲不可的才讲。以前讲谁狠一些,现在能忍的就忍。一讲(口),都没有什么好处,讲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社会思想素质提高了些,以前讲口讲狠,逞能,无所谓,现在不光彩了。
讲口之所以不光彩,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化加剧,农民都卷入了村庄的社会性竞争,人们不再逞口舌之快,而是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创造和积累财富上面。因此那些只知争吵的人,就会落后,赶不上形势,被人家瞧不起。
这一时期,家庭核心化是主要趋势。农村分家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全面,不仅要全分老人的家产,而且将老人本人也分了。兄弟一旦分家,就将权利义务也割裂了。最早分家的占了家庭的便宜,家庭有能力为其建房子,结婚分家之后也不需负担其他兄弟成家的费用。从这一时期开始,最小的儿子结婚后跟老人住一两年左右时间便分家,到1990代中期以后几乎一结婚就分家。独子分家十分普遍。所以,老人无论多大年纪,都是单过。
单过,即儿子有儿子的家庭,老人自己一个家庭,各种各的地,各吃各的饭。如此,婆婆与媳妇就很难上搭腔了,争吵机会就少了。有少量争吵也是因为婆婆给儿子们带孩子的不“公正”引发的。有时是帮儿子家做事不公平,给这个儿子做得多些,给那个少些。还有的媳妇、儿子埋怨老人对家产分配不公。
到了1990年代,媳妇越来越“厉害”,基本上一进门就敢跟公婆吵。没有分家,小夫妻俩赚的钱也只装进自己的腰包,家庭开支一毛不拔,完全“啃老”。媳妇有什么事要办、有什么东西要买,就向公公要钱,公公成了银行。如果给的少,或者没给,媳妇就要吵闹。为此,公婆自己也开始打算分家,分家自由,自己赚的自己吃,想吃什么弄什么,不受儿女的气。
60多岁的张大叔,其独子结婚后接跟媳妇打工去了,孙子在自己身边七八年,生活费、学费、医疗费,儿子没有给过一分钱。前年儿子积累三万块钱回家做房子,还差一万多,老人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供儿子建房。一家人在新房里住了两年,期间家庭的一切开支都由老人出,媳妇隔三差五还向老人要钱。将老人“榨干”之后,媳妇就开始吵闹,专门找公婆的茬。老人觉得这样实在维系不下去,就跟儿子分了家,老两口搬到离新房一两里路外的土砖房里去了。分家之后,就没有了媳妇要钱的骚扰——“不是一家,不好意思要”。张大叔现在种三四亩口粮,再到河里打黄鳝卖,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外,一年尚能节余几百上千。老人说要将钱存起来,以备防老。
家庭的核心化到1990年代已经彻底完成,其表现是核心家庭为了小团体利益、为了小团体在社会性竞争中不至于失败,宁可牺牲老人。老人的地位此时一落千丈,被彻底甩出村庄社会。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要下地干活才有饭吃。儿子在老人能动的时候是坚决不给粮不给钱的。动不得的老人则由儿子赡养。有扯皮的兄弟就根本不赡养,都指望其他兄弟完全赡养老人。老人不能自己动手做饭后,就由儿子送饭,即使在一个屋子住,老人也不上桌。
一家老太太接了媳妇,又接了孙媳妇。老太太八九十岁了,跟儿子住在新屋。老太太住新屋的后屋。病了、瘫痪了,孙媳妇来了一年多,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太太,因为老太太从来没有上桌吃过饭,每天都是由儿子或媳妇端着剩饭剩菜到柴房里,倒在老太太的碗里,就不管了。别人家吃剩的最后给猫子、狗子吃,她家吃剩的就给老人吃。一日老太太的儿子、媳妇都走人家去了,孙媳妇在家烧火,去柴房捡柴,听有人在里头哼哼,吓了一跳。老太太说,我是你奶奶嘞。孙媳妇一看那个碗,已经几年没有洗过了,长满了霉。孙媳妇人好,把碗拿走,又将自己结婚时的新碗拿来给奶奶吃饭。儿子、媳妇回来一看,碗没有了,问孙媳妇怎么把碗拿走了。孙媳妇说,我得把它存起来,以后给你们吃饭用。听后,这对儿子、媳妇才把老太太接出来,上桌了。
老人内心其实是期待下一辈能够对自己多付出一些,能给吃给喝,更希望不定时来看望一下自己。一位86岁的老太太埋怨说:“哪个叫你吃一下,哪个叫你喝一下,哪个去瞧你一下?”但是在年轻人那里,老人单过,自己种田自己吃已经成了美德,用来解释该地区老人的勤劳。这说明老年人的绝望处境已经在该地区被普遍接受。九房村会计向我们这样炫耀:“老人搞些轻松的劳动,自己劳动自己吃,很少让儿子、姑娘养。他们种田,叫别人帮忙,不增加儿子、媳妇的负担。老年人都不要儿子给粮食,基本上都有点口粮田,动不了了,叫人来帮忙一下,不要儿子出钱。我们这还有90岁的种口粮田呢!”

2000年以后,形成了新型婆媳关系:婆婆为媳妇着想,媳妇也对婆婆有好感,相互体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成家的子辈,进入新世纪至今陆续做了公婆,他们吸取了父辈的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在情感上极力“讨好”子辈,特别表现为婆婆竞相讨好媳妇。他们这一代人的优势,一是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定的积蓄,不仅能为子女娶上媳妇,而且还鼎立支助儿子谋划发展,建房或买房(在村里或县城、镇上),做公婆之后仍能为子女效劳;二是这一代人生育很少,一般一个儿子,因此不存在偏心与否,也不存在照顾不过来的现象,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独子。所以他们“讨好”子辈既有经济基础,又不至于顾此失彼,也就很容易讨得儿子、媳妇的欢心。情感往往是相互的,子辈亦能在情感上对父辈有所回应,我们看到现在20多岁的媳妇与婆婆的关系确如母女,亲密无间。
九房五组最近接的几个媳妇,都怀孕了,婆婆比着招待媳妇,媳妇待在屋里打牌,婆婆在房里烧火(做饭),搞好的给她们吃。比着招待媳妇,婆婆之间在一起就会比。你今天杀个鸡,我明天宰头猪,你对媳妇好,我比你还好,看谁更好,都攀比。你搞得起来,我们搞不起?越有越好,现在生怕人家说穷,现在比着有,你有我比你还富态。以前要媳妇搞来,现在不让媳妇干活,把媳妇当祖宗一眼供着。婆婆对媳妇好,媳妇会对婆婆不好?人都是有感情的。婆媳蛮亲热的,想说啥就说啥。现在都婆婆说媳妇的好,媳妇说婆婆的好,都是自己亲生的一样,比亲生女儿还亲一些。现在婆婆还敢骂媳妇?没有一个骂媳妇的,现在都是“媳虎”了,老虎的虎,不敢骂。
虽然现在的婆婆和老人认为,“以前当媳妇好难,现在当婆婆好难”,但事实上,“婆婆对媳妇那么好,媳妇对婆婆反正比以前好,有感情”。当然,也有的媳妇认为,“我来了(你们家),就要对我好”,不领婆婆的那分情,这是媳妇不会做媳妇的表现。同时如果婆婆也不会做婆婆,彼此都认为对方不好,矛盾就闹起来了。
在公婆对子女有感情寄托、希望讨好他们的情况下,年轻夫妻就很轻松了。
“现在的媳妇,生了小孩,(小孩)都不与自己睡,与婆婆睡,要喂奶时,就抱着喂一口。年轻婆子耐得何(吃得消),身体好,现在不要媳妇做。儿子与媳妇在一起,都不搞事,年轻人打工去,孩子给公公婆婆引(带)。”
这一代婆婆都愿意吃亏,认为都是自己的儿子、媳妇,吃亏高兴。儿子接媳妇,自己吃亏,儿子舒服,心疼的是儿子、媳妇。上一代都这样,穿差一点,吃差一点,吃苦受累,也要让儿子、媳妇吃好,穿好,做父母的乐意。
父母在解释为什么要讨好子女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少了,这个疼,那个爱,父母都愿意给他们搞事。原先吃亏,给大的搞完事,还要给小的帮忙,疼不过来。现在只要一个,舒服些,不重男轻女,只有一个。”
因为只有一个儿子,且儿子、媳妇在生完小孩八九个月之后就出去打工了,回来长住的时间较少,小孩由公婆带着,父母又极力“讨好”儿子、媳妇,所以也就无所谓分不分家。这或许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也呈现出新的模式,婆媳关系也因婆婆的“讨好”而有了感情连接,相处得很融洽。
从婆媳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当中,我们看到在这对关系乃至整个家庭结构中,价值因素在逐渐退却,情感因素慢慢填补进来,并最终取代价值成为家庭的黏结剂。
原标题:《杨华 : 最好的婆媳关系就是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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