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经济双循环——布局全球与扩大内需

文/樊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判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普遍呈现负增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数据上来看，2021年1-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60.6%，其中对东盟增长33%、对欧盟增长40%、对美国增长75%，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此轮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主要经济体疫情控制不力，复工复产迟迟不能正常进行，虽实行宽松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供给跟不上，导致这些国家民众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此外，有些本来是面向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订单，由于这些国家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仍不顺利，订单又转移至中国，使我国出口规模不断创下新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成为最重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尽管美国、欧洲加快疫苗接种速度，努力控制疫情和对外开放，但不确定性较大，复工复产仍可能难以达到预期，因此，出口将会在今年较长一段时期内比较旺盛，加上后期其他有利因素，2021年我国经济可望在2020年基数较低的基础上实现8%的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当前面临的经济风险，尤其是国际金融风险，即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超发，以及超宽松货币政策下债务激增所带来的风险。

去年世界债务增长了24万亿美元，世界债务和GDP的比例关系增长至355%，美国、欧洲均大幅增长，零利率、负利率成为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一大特征，最近美国又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财政刺激政策带来的金融风险，随时可能引发危机。

美国是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其货币超发带来的风险会分摊到各国身上。美国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的各种渠道，包括汇率机制等，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出现债务偿付等问题，从而改变国际外汇储备持有格局，改变各国的汇率关系，引发他国的振荡。此外，美国一旦停止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会对全世界产生怎样的经济冲击，同样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尽管面临不少经济风险，但是也无须将其对我们冲击的影响夸大，回过头来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都有限。我们的资本账户仍然没有开放，加上我们的财政较为稳健，没有搞大水漫灌，也是主要经济体中仍然保持正利率的国家。因此，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筑牢金融“防火墙”，就可以有效防范风险，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二、全球化的延续与中国的长期发展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碳达峰碳中和将是下一阶段经济增长中的两大重要因素。市场化改革、“双循环”、扩大消费需求等，仍将是工作重心。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仍将继续，美国遏制我国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全球化也会发生某种调整，但这种调整并不意味全球化不再继续，而是演变为全球化的2.0版，形成“再全球化”。中国仍是全球化以及全球多边关系的重要节点，未来发展仍需要靠全球化。

全球化一直以来没有停止，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说全球化出现变数，便不需要全球化了，进而关起门来进行自力更生。为什么？因为全球化的原动力没有改变，反而比过去更大了，推动全球化、想在全球化中获益的利益集团更多了。这些利益集团最初是世界上的各种大公司，后来叫跨国公司。他们在“二战”后到世界各地积极投资，选择利润最大的生产基地推动全球化进展。那个时候美国政府支持他们，其他发达国家政府也支持他们，美国的工人看到全球化对自己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也持支持态度，反倒是那个时候发展中国家有些犹豫或抵触，担心这些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这一形式盘剥他们而反对全球化。2010年以后，美国的工人开始感觉到他们在全球化中受到了冲击，同时美国的政客们也看到在全球化中崛起的国家给他们带来威胁，由此形成了反全球化的势力，这就是民粹主义。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们一天也没有停止思考如何在全球布局、配置资源，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因此从来没有停止推进全球化，因为他们可以从全球化中受益。同时，发展中国家看到全球化可能带来发展的机会，尤其是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看到了这一点，因此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支持全球化。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化是有冲击的，去年中国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实行封城等措施，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因此，其他国家说要“去中国化”，其实含义是不要把产能都集中在中国，而是从中国分出一部分，以免因中国相关产业断供造成其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实际上，能够体现这种需求的最好口号是“中国+1”，即，产业链供应链绝大多数仍在中国，但是在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有替代品以及部分生产能力，以便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问题时，可以依靠其他地方的生产能力加以弥补，从而避免产业链断裂。“中国+1”的合理性在于，这些跨国公司不一定是将企业从中国搬出去，而是投资增量不放在中国，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是企业投资行为，是国际产业链的一种合理调整。相应地，我们也需要思考合理布局的问题，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等某个特定的国家，也要有分散化的布局，也需要按照利润最大化进行布局。

这种布局就会出现全球化的区域化进程，使得产业链在全球区域布局上发生一些调整，形成“再全球化”。主要经济体希望产业链要么布局在自己国家，要么布局在自己周边不远的地方，从而能及时获得合理的产出。这种调整很有可能形成亚洲、非洲和欧洲、美洲三大时区，在一个时区里实现产业的布局。这三大区域可以自成体系，因为时区内具备发展的各种要素，如亚洲时区有中日韩大市场，有廉价劳动力、资源、科技、创新的链条等。同样，欧洲有市场、创新能力，非洲有资源、劳动力。美洲也是这样，北美、南美也有各种生产要素。通过时区内的自我循环，能够自我维持发展。

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国际产业链调整，最大的因素就是美国要跟我们脱钩，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其一方面采取打压中国企业、遏制中国经济的政策，包括贸易摩擦、严格市场准入等。另一方面以技术封锁为手段，以遏制中国为目的，强行将一些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并要求这些产业回到美国，与此同时对中国的技术能力进行打压，实行技术封锁。这些出于遏制中国目的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美国自身的产业结构以及政策的调整，可能导致一些企业改变其生产经营战略，使得国际产业格局发生调整。

总体来看，国际产业链转移有三大原因，都和中国相关：一是产业链因供应链分散化、区域化需要而进行的调整，其结果是可能有些产业会撤出中国，有些产业会进入中国；二是美国出于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之目的，限制一些产业在中国发展，逼迫一些跨国企业重新思考其在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布局；三是美国及其他国家需要完善自身产业链，其目的不是要防止产业链供应链过度集中于其他国家，而是出于本国的产业发展、工人就业，以及保持行业技术领先地位的考虑。这三种不同的目的，都会使国际产业链发生调整，且都和中国相关：一个是因为中国断供，一个是因为中国崛起，一个是因为中国产业的发展导致一些国家的某些产业呈现畸形发展，需要弥补自身产业缺陷。

面对国际产业链调整的新格局，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一是企业要努力发展，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如何配置资源，进行产业布局，仍然要走向世界。二是我们仍需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让更多的企业来中国发展。首先，中国的大市场是其他国家无法忽视的，此次疫情再次验证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包括线上、线下、奢侈品的需求等。其次，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5G等在内的新基建的发展，对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非常重要，相比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新基建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我们具有显著优势。与此同时，我们还拥有资源优势，这种资源不是指矿产等自然资源，也不是指廉价的劳动力，而是指相对廉价的科技人才，即每年我国都会产生400万至500万的工程师资源。因为我国每年七八百万大学毕业生中，有近500万理工科学生，这些人是科技研发的生力军，是可以使用的工程师资源，也是相对廉价的高科技劳动力。因此，我们依然是国际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种趋势不会改变，这也是中国下一步打破美国遏制非常重要的战略行为。

三、需求侧管理与扩大内需

“双循环”是在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所提出，即我们要更多依靠国内循环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概念的提出，相比扩大国内的消费市场的概念，区别在于“双循环”既包括需求侧的因素，也包含供给侧的因素。首先是供给侧，美国对我们的企业断供，导致我们的产业链断裂，以往的技术、企业“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出了问题。更多依靠国内循环，不等于不要国际循环了，而是侧重点更多地转向国内循环。国内循环首要的是依靠技术进步来补短板，在供给侧发力，以供给创造需求，使中国经济更好地循环起来。

除了供给侧外，需求侧也非常重要。如何扩大需求，如何承认合理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都值得探讨。去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不仅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还要注重需求侧管理。

GDP分为储蓄和消费两个部分，过去我们的需求太低，消费占GDP的比重太低，储蓄率一度达到52%，而消费占比不到35%，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要低。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的储蓄率仍然很高，但居民消费率只有38%，仅提高了4个百分点，仍显著低于其他国家。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这是最基本的，民众消费首先要有钱，因此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增长其收入。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2020年接近 1.1万美元，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根据历史的统计分析，到了这个阶段，便进入高消费阶段，但是高消费不是奢侈消费，而是让比较好的消费品进入民众的生活。因此，要以好的供给不断创造需求。同时，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非常重要，其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需求。相较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需要解决更多问题，因此其边际消费倾向会更高，从而有效扩大消费。数据统计显示，2007年以来，低收入阶层如农民工的收入连续10年实现了15%的增长，这对于拉动消费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比如新农合，新农保，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保障，这对当前的消费非常重要，农民今后的顾虑少了，才能有钱用于消费。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97%的人有社保卡，这是一个伟大成就，社保能涵盖这么多人口，这对当前消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

三是继续发展消费信贷。消费信贷对启动市场、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品生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过去曾出现过一些问题，但基于民众目前较好的还款能力，同时通过加强相关方面的监管，可以继续发挥消费信贷推动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

四是进一步发展好互联网电商。通过挖掘庞大的数字经济市场，不断开拓消费需求。

五是重视“一老一小”的消费需求。“一老”指老年人的潜在消费需求，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其消费需求有待充分开发；“一小”指面向低龄儿童的教育服务等，这两方面的消费潜力巨大，有很多文章可做。

此外，扩大消费需求中有两大消费容易被忽视：

一是公共服务的消费。从收入的比例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发达国家公共服务的比重占得越来越高，我们也是这样。公共服务的消费也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健、交通、通信等都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消费的性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下一阶段要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一体化，这些消费的增长会带动更多消费的增长。但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还无法实现全国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如何使公共服务的消费在较为落后的地方实现均等，是我们下一阶段要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消费增长重要的领域。

二是住房消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消费，住房从来都是消费品，且是最大的耐用消费品。现在的问题是，住房只算作投资没有算作消费，这是一大问题，因为目前自有住房的提供的影子租金没有算作消费，如果合并进去计算，我们的消费率就会提高不少。实际上，住房需求本身也是一种消费需求，从最新的中国资产负债表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人自有住房比例超过90%，全世界最高，人人都有住房，比例如此之高，为何还有住房需求？这反映出城市化进程中的迁移性需求。不只是农民进入城市，还有小城市发展为大城市，产业向大城市转移，人口向大城市转移，都会发生迁移性需求。迁移性需求成为住房市场基础性的重要消费需求。迁移性需求不是投资性需求，而是合理的住房需求，是以迁移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合理性需求，其与“房住不炒”政策并不冲突。

上面所述包括住房需求、公共服务的需求，以及一般性的各种需求，都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化进程重要的支点就是城市群的发展，由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互补，土地资源空间互补，公共服务互补，使得区域联动发展，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