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界救国”：复旦校工与上海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关于五四运动与各种社会群体的关系，已经有数不胜数的研究与论述。鲜为人知的是，复旦大学的校工也在上海的五四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较早打出了“工界救国”的旗帜。

复旦大学是上海五四运动的核心之一。据“五四”期间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会长、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干事的朱仲华回忆，1919年5月复旦学生的反帝活动，也影响到了复旦大学的校工。复旦校工参与运动的方式，第一是结成救国组织，第二是发表言论、登报声援。朱仲华在回忆中说：

复旦原有一个校工会，会长名叫徐福，江苏扬州人，系总务处工友……副会长刘福，是当时复旦的门房，也就是负责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此外，还有约四十名左右的校工，包括在各学生宿舍中服务者（当时称呼为“茶房”）以及伙房中的炊事员……在学生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开展之际，复旦校工会，在徐福、刘福带领下，也开始在五月十九日组织了一个“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经邵力子先生支持，他们还在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第十二版《大家都来讨贼救国》副刊中，公开刊出了下面这封信。

朱仲华所说的信，见于《民国日报》一篇名为《复旦校役之爱国》的报道中，新闻全文如下：

复旦校役救国会，于本月十九日由茶房等组织，现致书学生联合会复旦分会，并捐洋二十元，兹录于下，供爱国诸君读之。函云：学生联合会复旦分会会长先生钧鉴：敬启者：敝会已于五月十九日成立。当时捐洋三十一元，系出诸同仁劳力所得。除敝会印刷传单、分发鼓吹用项等外，尚余二十元。公同决议，捐呈贵会充作经费。自知杯水车薪，无甚裨益。同人佣工而外，甚愿致身国事。区区之数，聊表寸衷。仅此奉上，只希哂纳云云。中华工界救国会复旦分会启。

5月21日，《国民日报》又刊载消息说，复旦大学校役看到学生有联合会，觉得自身也是国民一份子，所以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工界联合会复旦分会”的组织。他们决议不用日货、不受日本人雇佣、不用日币、不乘坐日本船，并且“拟分往各校联络校役，成一大团体云。”据复旦校史资料，这也是40余名校工在夜校教室开会，请本校学生介绍巴黎和会我国外交情况后做出的行动。

除5月19日的信函和5月21日的报道外，朱仲华回忆还提到复旦校工于6月又发表了一份《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宣言》。与5月份的信不同，这份宣言是用白话文写的，内容为：

现在我们的中国，实在是危险的很哪。日本要夺我们的山东，恐怕全国的同胞，是无人不晓得的了……看看我们工界的人是怎样的呢？可算是简直没有一点举动，就是简直没有一点爱国心。唉！难道这么大的中国，单是他们学界、商界救得了的么？难道我们工人不配救国么？要晓得我们工界的人，是最占多数的。我们多数工人不去救国，那还有希望吗？况且我们向来是能吃苦，能耐劳，不好虚名，脚踏实地的。若是拿这样精神去救国，不是更外切实、更外利害吗？所以我们复旦大学里的工人，办了一个工界联合会，那会的宗旨，就是上面所讲的了。吾们的苦心，就是想唤醒全国的工人，大家快快起来，也办一个联合会，然后联络各处的小团体，做成一个极大的团体。那时候，既有他们的学界、商界大家一致的救国，又加了我们工界的一致救国，那还怕什么山东争不回？还怕什么日本的强暴呢？

另据《民国日报》的记载，复旦校工除了结成团体、登报发表言论外，还参与过复旦学生组织的街头游行。6月7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宣布上海戒严，强迫商人结束罢市。为抗议卢永祥的举措，声援商界坚持罢市，上海学生群体于6月9日集合出动，上街游行。在出发前，复旦学生曾在会场集中，学生联合会的学生领袖动员说：“兵警设有以刀枪伤吾同学者，诸君请勿顾视，仍缓步前进，当另由校役抬送医院。”这番话表明，在这支复旦游行队伍中，也有校役参加，随时准备救治学生。

除复旦校工外，江苏省立第一商业学校（校址位于上海陆家浜）的校役也参与了五四运动。在省立第一商业学校的学生奔走呼吁下，“校役亦为之感化”，跟随学生散发传单，劝告商店不进日货。而后校役开始自行印刷传单，并组织了自己的“救国十人团”。

实际上，五四运动也并非是复旦校工第一次显露对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同情、支持。在“五四”的整整一年前，即1918年5月和6月，围绕《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在赴日留学生和国内大学生群体中即曾掀起了一个学生运动的高潮。当时，由抗议中日缔结军事协定而回国的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归国团，他们曾在复旦大学开会。因为在会议期间，复旦校役帮忙布置了会场，所以事后归国团的干事要给校役大洋两元做酬劳，结果被全校校役拒绝。校役们还给该干事写了一封信，表示“佣工等虽属佣工，亦国民份子，岂可坐视而不尽一分义务乎？”无论是给学生方面写信这一行动，还是文本中“佣工”、“国民一份子”等词语的使用，都和五四运动时期徐福、刘福等人给复旦学生联合会写信相一致。因此这封写给留日学生归国团干事的信函，很可能同样出自徐福等人之手。

《国民日报》的报道、刊载与朱仲华的回忆互相印证，证明了复旦校工确实曾与学生群体一起深入参与过1910年代末的反日爱国运动。不过，除了这些直接相关的文字，我们对复旦校工参与抗争的背景和机制，又能了解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是这批复旦校工的“领袖”徐福和刘福。这两人（尤其是徐福）的存在、身份和事迹，可由多种史料证明与补充。如朱仲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里说他们在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还曾给徐福过寿、送寿礼。这件事能在1938年的《复旦同学会会刊》中得到印证。《会刊》刊登的启事说“校工徐福服务忠勤，数十年如一日”，并说1938年正值徐福五十大寿，因此事先刊出启事通知同学会成员，欢迎有意者联系赴宴，发起人有朱仲华、章蔚然、刘百年、王思方等。但是，徐福在得知复旦同学会在为他准备寿宴后，以国事艰难为由，致信朱仲华拒绝了这次祝寿宴席，将原先准备的资金作为复旦附中和义务小学的奖学金。在发起人当中，除朱仲华外较知名的还有费巩，他后来成为著名的倾向共产党的大学教师，于1945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而王思方、章蔚然等也都是复旦同学会的成员。这份祝寿阵容可以证明，徐福和复旦学生确实有着良好和持久的关系。后居台湾的复旦校友“鄂公”的回忆中也有徐福和刘福，他说复旦学生可能会有人不知道某某教师、某某职员是谁，但却不会有人不知道徐刘两人。徐福每天都会到租界各商场为学校和学生采购物品；而刘福能伏案写楷书，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为学生分发信件，因此成为全校人都熟知和喜爱的人物。

按照以上材料提供的信息，徐福和刘福能在校工群体中获得权威，主要在于他两人工作时间长、资历久，也与他们两人的工作性质、文化水平和个人品格有关。此外，徐福为江北扬州人，鉴于当时上海的底层务工者中有许多江北人，他为复旦其他校工所信服可能还有籍贯因素。其实，在近代校工中存在内部形成的领袖型人物并不奇怪。如同时期上海广肇公学就有一位叫金玉的校役，因为在校役中资格最老且最得力，被学生们称为“茶房头”，其他校役都甘愿服从他的权威。二十年代中期，复旦校工群体中还有所谓“四大金刚”（详下）。此类“茶房头”、“四大金刚”式人物的存在，与产业工人群体中的帮会头目的作用有些许类似，实际上使校工结成了潜在的组织力量，让他们在参与社会运动时能即刻拥有一位或若干位“现成”的核心领导者。

不过，无论是1918年的拒绝中日军事协定运动，还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校工对其表示同情或参与其中，都不是纯然自发的，都离不开学生群体的先导、传播和“示范”作用。1918年9月，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当时报刊仍多习称南洋，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创办校役夜校同时，复旦大学的“复旦社会服务团”也创办了夜校，有校内外工人三十余人前来学习。之后圣约翰大学也创办了面向校役的夜校。校役夜校当然不仅仅是“普及教育”这么简单，新兴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迅速借助夜校这一工具进入校园劳动者的头脑中。1920年，复旦大学一位校役在夜校学习后，给友人写了一封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书信，并作为“校役夜校成绩”刊登在《复旦》刊物上。而南洋的校役夜校在1921年与学生会主办的南洋义务学校合并后，俨然成了“爱国运动的基础，社会运动的张本”。从事平民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此也有自觉的认识。1922年，高尔柏在《劳工教育的重要》中写道“所以要求世界进步，不可不使劳动者有充分的知识”；侯绍裘在《我对于南洋义务学校的一些意见》中写道：“所宣传的主义，应当是社会主义；所灌输的常识，应当是科学常识、人生常识、和种种新思想及社会问题。”在承担教育和启蒙任务的同时，校役夜校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动员和革命宣传的阵地。

复旦校役写给友人提倡国货的信

因此，我们应在校役夜校等“工学互动”的背景下理解复旦校工对五四运动的参与。《国民日报》在报道复旦校役成立中华工界联合会复旦分会时，也说该校校役知识和技能日渐提高有赖于学生在夜校中的教育。1920年发表的《五四后本校大事追忆》更是明确指出：“就是我们所办的夜校（专教育校役的）的同学，也因感受了很深的刺激，他们编组织了一个工界联合会，后来因为逐渐的发展，他们又改定了一个名称叫做上海工界联合会复旦分会。”即五四运动时期组织团体、发布言论的校工与复旦校役夜校的学员是重合的。他们能响应和加入社会运动，当然与校役夜校中宣传的政治观念，以及朱仲华等激进学生的活动直接相关。而参与游行、登报声明、组织“十人团”等抗争手法，显然也是从学生那里习得的。

复旦校役夜校

除了校工本身和学生影响外，1919年复旦校工的行动还得到了政治——报界力量的支持，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既在复旦大学任教，又在《民国日报》任总编辑和报馆经理，且与国民党和早期共产主义者都有密切联系的邵力子。朱仲华在回忆中就一再强调邵力子的贡献。实际上，正是邵力子于1919年5月5日深夜把北京学生游行的消息告知复旦学生，从而激发了他们的抗议行动。而复旦校工在徐福、刘福带领下参与“五四”之后，邵力子更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民国日报》的版面上频繁刊登与他们有关的消息。邱涛在《五四上海罢工中的政治力量和社会网络》一文中，把1919年夏天复旦校工组织工界联合会的事作为“五四”时期上海工人组织与学生团体、政治力量关系密切的证明，应当说是十分妥当的。

邱涛还认为，1919年5月19日徐福等复旦校工成立的组织，是“中华工界联合会”的第一个分会。中华工界联合会，是五四运动后期由严觉悟、费哲民、沈若仙等人发起的组织，曾被认为是典型的“招牌工会”，“在工人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邵雍在《五四运动与青红帮会》中认为至少它的发起人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然而，对邱涛观点不利的是，中华工界联合会到7月23日才成立，时间上晚于复旦校工声明建立自己的组织。当时复旦的校工团体之所以自称“分会”，只是表明他们希望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工界组织，而非加入一个之前已存在的“工界联合会”。因而，仅从现有资料而言，很难认定复旦校工与后来以“中华工界联合会”之名活动的人士有联系。而从组织实体上讲，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后就很难找到“中华工界联合会复旦分会”的活动痕迹。该组织的象征意义和即时性的政治宣传意义更甚于实际的工人组织。真正能稳定扮演校园工人工会角色的，是1924年成立的复旦校工联合会。不过，在“五四”时期，这种组织名称上的相似的确体现了“工界”认同在当时包括校工在内的工人群体中的普遍性。

总之，1919年复旦校工参加五四运动，是校工群体自身组织发育程度和政治意识增长、学生影响和媒体与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五四运动的动员触及了何等广泛的社会网络，以及“工界”认同与反帝社会动员的互相形塑。

《上海复旦大学校工联合会章程章程缘起》

复旦校工对五四运动参与，并非只是一个孤立的片段。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以学生运动为中心来理解校园相关的社会运动。诚然，学生在以校园为社会基础和运作空间的社会运动中，处于先导和核心地位。然而，与这一运动产生交集、并曾以主体姿态参与其中的校工群体，不应该被完全忽视。就在五四运动一年后，就爆发了南洋校役要求加薪的的罢工行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诸位想他是人，我们也是人。他用的力少，他加薪了，我们为什么反要减呢?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求加薪水，每月至少先加一元。倘若不肯，我们就罢工云云。”1924年，复旦校工有成立了更加名副其实的校工工会：“复旦校工联合会”；在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中，校工更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包括校园各群体的“师生员工”一词，也正是在这些抗争与互动中形成的。无论是就校园史还是革命史而言，校工参与社会运动的历史都是一段值得发掘的记忆，也是一笔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