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异国休闲运动的文化转译与……本土欲望

《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张宁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2020年8月版，504页，79.00元

多年前就听说上海有一个“克勒门文化沙龙”，线上线下，风姿瑰丽如画。三联出了“克勒门文丛”，主编陈钢在序言中说“克勒”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或许就是class（阶层）、color（色彩）、classic（经典）和club（会所）的“混搭”；一提到“老克勒”，人们会想到当年的那些崇尚高雅、多元的审美情趣和精致、时尚生活方式的“上海绅士”们。顺带要说的是，我发现这套文丛的徽标设计就十分的“老克勒”。陈钢先生对“克勒”的解释令人神往，对于我们来说，更知道了上海除了“石库门”还有“克勒门”。这两扇门不应偏废，都很值得研究。“‘克勒门’是一扇文化之门、梦幻之门和上海之门。推开这扇门，我们就能见到一座座有着丰富宝藏的文化金山……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陈述、交流、碰撞和汇聚。”（同上）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克勒门”是上海的多元和时尚文化之脸，那么“格张费司嘎好”（“这张脸很好看”），因为它曾经鲜活、自由、雅俗共赏。当然，在文化的、梦幻的上海历史之门内外，尚有许多未被充分认识的过程、声响和斑斓色彩有待细心钩寻和研究。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上海扮演得活色生香，以跑马、跑狗和回力球为代表的休闲运动文化，无疑是这“门”上的一扇中西融合的窗户。

日本平民作家村松梢风（1889-1961）在1923年第一次来上海，他创造了“魔都”这个概念，因为他对上海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他自己也曾迷失放纵在这“魔都”之中。其实，在他决定去上海但还没动身的时候，“魔都”的一个重要象征就已经让他充满期待。他去见一两个曾在上海待过的熟人，问起他们有关上海的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起了上海的跑马，“去了上海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跑马。现在非常时兴”。他因此知道如果中了最大的奖，十元的马票可以中二十五万元，这实在让他吃惊。他决定到了上海也去买马票，希望贏得这笔奖金。过新年，他母亲要去成田山做朝拜，他想起跑马的事，就请妈妈帮他抽一支签回来。母亲很郑重其事地抽了一支很棒的神签回来，上面写的吉祥语中有一句是“车行进财宝”。他高兴得不得了，甚至想象着如何花那二十五万元。到上海的前一天，他跟芥川龙之介说起跑马这事，芥川君祝福他，还说如果中了大奖就希望他送五万元给他在上海的一个朋友。村松对他的祝福感到高兴，同时对分赠给朋友之事感到困惑。1923年3月21日他到达上海，28日第一次去了江湾跑马场。门票一元，然后跟着朋友拿出十元买了两张sweep奖券。人群熙熙攘攘，他感到看台能容纳两三万人。比赛结束，他们都没有中奖；又买了两三次sweep奖券，也没中。后来他自己胡乱买了一张win奖券，中了五十元。以后他和朋友很多次去马场，都是输多赢少。最后那场奖金二十五万元的冠军赛来了，他也买了奖券，也还心存幻想，后来终于知道这个大奖与他无缘。

上海除了有跑马，还有跑狗。村松到了上海在朋友M君家落脚，当晚M君的太太就带他去明园跑狗场，也是门票一元、奖券五元一张。进去后他发现看台能容纳几千人，明亮的大弧光灯照得全场一片通明，进场的人以中国人居多，外国人中有一半是女子。狗狗在不断地跑，最后M君的太太输了三十元，他自己则是不输不赢。（以上见村松梢风《魔都》，徐静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89-99、170-174页）

民国报人郁慕侠（1882-1966）曾这样描述当年上海人的“跑狗瘾”：“有许多爱好玩耍的上海人，对于跑狗的兴趣真是非常的浓厚，到礼拜三、六的晚上，非去一趟不可，赛过抽鸦片烟一样，不去是不能过瘾的。于是上海人除掉大烟瘾、吗啡瘾、麻雀瘾、跳舞瘾、回力球瘾、花会瘾等等以外，又多了一种狗瘾了。”上了瘾的人都有一种常人所不可及的忍耐性，需要研究一本很厚的赛狗专刊，倘使侥幸得中，领奖的手续也是够痲烦的。“然而去赌跑狗的人从来没有过半句怨言，唯一原因只是他们已经染上了狗瘾。”（《生活在民国的十里洋场：<上海鳞爪>风俗篇》，郁慕侠原著，蔡登山主编，新锐文创，2019年，193-194页） 郁慕侠正好回应了村松梢风的朋友M君对上海流行跑狗的解释。

1962年，曹聚仁先生为香港《循环日报》写“上海春秋”专栏，其中有谈跑马、跑狗和回力赛。说到洋人赛马之日，引1876年出版的《沪游杂记》：“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又云：“似因讲武开场圃，却把输贏鼓舞来。”他自己说，“有英国绅士处，就有跑马场，这也是一种标记。洋人赛马，华人看热闹，我这土老儿连热闹也不看的。”（曹聚仁《上海春秋》，三联书店，2016年，402页）对于回力球赛，他当然很有研究，他认为回力球赛的观众“只是天天送钱给这家运动场的赌徒；每一赌徒，有输无贏，和香港铺草皮的马迷一般”。而“在场中表现球艺的运动员，他们正如马场中的马一般，绝对要听主人的安排，不许有自己的意志自由的。每一场必须依照主人所预定的号码打出来，这就是他们发挥技巧之处。……因此，每一赌客，不管追买某一球员，或某一号码，其每月的输额（以一券为例），总在三十元上下，不管追冷门或热门，输的钱额是相同的。而且人人都自以为有办法，却都是这么输了钱的。这真是洋人骗上海小市民的最厉害的陷阱。”（404页）还有一篇讲“逸园”跑狗场，结论还是一样：“跑狗，和回力球、赛马完全一样，都是骗我们中国人的钱的魔法……结果，总是一个输字；上过场的人，都知道‘只有不赌才是蠃钱’，然而，这样的觉悟是不够的，他们绝不会过赌场而不入、赢了钱而歇手的。……每个赌客，都有他们的狗经，听起来头头是道，上了场就输得头头不是道。”（406页）把赌客的心理揭示得很深刻也很生动。

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历史的研究中，“上海”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核心地标，它不仅揭示出与革命叙事并行的现代性叙事的客观存在及重要意义，同时在国际性、全球性的背景中逐渐建立起自己本土的历史叙事。但是在这个核心地标的门里门外，出出进进，总是充满了中心与边缘、被放大与被遗忘的探索过程。多年前上海史研究者就有“走出上海”的呼声，意在突破仅仅以上海为现代性叙事中心的逐渐固化的眼光，颇有清醒的自觉意识。其实“走出上海”与“来自上海”或“重返上海”并不矛盾，需要“重返上海”是因为在“克勒门”内仍然不少未被深入研究的课题。

读张宁《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 月），深感作者对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这“三跑”休闲运动的文化转译过程的研究是“重返上海”的一个很好案例，而“克勒门”上的“阶层”“色彩”“经典”和“混搭”这些概念，恰好可以用来描述这个文化“转译”的核心进程。

毕可思（Robert Bickers）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首先谈到一个有趣的对比现象：在早期的上海英文指南中往往把夜总会、跑马厅等地方标识得很清楚，但是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它们“往往是空白的，或者被留给讽刺或偏见”。 他继而详细指出了在学术研究中这种的对比状况：关于上海洋行、公共租界及工部局、法租界、上海建筑、医疗和公共卫生、传教士活动、捕房、教育、银行、证券交易等方面的相关著作极多，但是很少注意有组织的休闲活动。但是，休闲活动对于来上海的外国居民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在他们原来的休闲生活中，马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跑马被移植到中国通商口岸，继续在休闲世界中扮演关键角色：锻炼身体，参加比赛，同时也为了表明自己的地位。这种私人和社交休闲活动逐渐发展成一种复杂的、利润丰厚的生意，赌博成为这种休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张宁这本书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该让它保持空白，显示了跑马休闲文化和社会实践如何与金钱交叉发展成为一门生意，并在不同文化之间转译。如果要了解外国势力下的中国近代城市转型，就需要超越领事馆、教堂、洋行、教会学校、工部局大楼，看看这些商业化的休闲场所。“这是中国城市文化商业化和转型的一个具体面向，时间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直至二十世纪初，而且往往是在外国势力主导的城市中心率先进行的。”在我看来，这的确就是必需“重返上海”的很好说明。

回到前面曹聚仁关于跑狗、回力球和赛马都是洋人“骗我们中国人的钱的魔法”的结论，这也正是毕可思所担心的事情，他担心对一些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跑马及随之而来的赌博更能象征外国势力对中国通商口岸的毒害和腐蚀，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不受重视或仅仅留给讽刺和偏见。但是他说正如张宁认为的那样，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融合的故事：外人的需求、利益、文化移植，本土的新社会实践、传统精英与新兴的职业精英，以及那些被新的文化塑造的城市市民。“通过这本书，你会发现中国近代城市是多国势力角力与文化互动的产物。”张宁对于该主题研究的空白状况则有更贴近文化心态的分析：在后殖民时代，不仅被殖民者对宗主国抱有复杂的情绪，对殖民者而言这段历史同样是个沉重的包袱。因此英国学者多着重于从外人社群或租界的管理制度研究通商口岸，鲜少触及帝国的文化输出，遑论关照被殖民者的情感层面。而在另一方面，在对殖民或帝国主义的批判中，中国在近代以来丧权辱国的经历使它同样需要一个敌人来巩固自己的主体性。因此作者“意图走出后殖民的批判和民族主义的羁绊，改采旁观第三者的态度，以‘异国事物的转译’为题，探讨文化接触时可能发生的诸多现象。本书也尝试另辟蹊径，将重心由文化的复制与移植，移至文化移转时可能发生‘看似相同、实则有异’的暧昧转变，希望可借由近代中国的案例，探索不同文化之间互动时的若于原则”。（《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导论，第2-3页） 谈到走出“民族主义的羁绊”，想到了作者在书中提到的那个我们最为熟悉的说法“冒险家的乐园”的来历。1937年，墨西哥驻沪领事莫里西奥·弗雷斯科（Mauricio Fresco）以化名 “G．E. Miller”撰写英文小说Shanghai: The Paradise of Adventurers，将来沪外人全部描绘成借治外法权剥削华人的冒险家、淘金者，出版后在外人社群引起轩然大波。生活书店立即请人以编译的方式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发行，名为《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所谓“转译”，来自英语的translation，通常译作“翻译”，但是作者认为中文的“翻译”暗含忠实且一一对应之意，无法反映英文translation所隐含的“背离原意”之意。选择采用“转译”一词，也是受到法国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多次使用诸如“转译”（translation）、“移转”（transfer）、“移位”（displacement）及“隐喻”（metaphor）等概念的启发，认为translation包含的移转、位移、转化，甚至转换等复杂含义，正是所要讨论的文化移转时顾此失彼甚至暗度陈仓的情况。因此，“转译”一词不仅在用词上比“翻译”更恰当，也更能反映该书所要呈现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与转化。“这转化并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其方向与程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拉锯的结果。”“此一转化的过程，就是本书所谓的‘转译’。而在不同阶段，它同时包括了‘转化’‘演变’‘本土化’‘异化’等意思。”（导论，第5-6页）我觉得“转译”这个概念在这里当然比“翻译”要准确和符合所研究的论题语境。

在“导论”中，作者对全书的基本内容和叙事框架讲述得很清楚。全书分为“运动与殖民”和“运动与娱乐”两大主题，各有三个章节。第一章仔细检视赛马文化由帝国中心传播至通商口岸的过程，结果发现英式赛马在中国与英国属于并行发展的情况，而并非先有在英国的原型然后照搬移植到中国。为了配合殖民社会的需求，中国在马匹和赌法方面已出现与英国分道扬镳的情形。这是第一层“转译”。第二章和第三章处理赛马文化由西人而华人的传播过程。由于英式赛马在殖民社会中具有特殊意义，华人精英不仅将之视为身份攀附的工具，青帮三大亨更借之成功地打破阶级藩篱，闯入禁区。结果流氓大亨与英国绅士共聚一堂，白相人与正经生意人握手言欢，彻底打破了英式赛马中最重要的阶级性。马会成员的阶级成分与认同的质变，是为第二层“转译”。在“运动与娱乐”主题下的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剖析赛马、赛狗和回力球赛中娱乐与赌博交织的变化，揭示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拉锯与协商中观看成分的减弱与赌博成分日益增强的进程。所谓的“转译”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指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将“观众性运动”（spectator sports）重新加以定义和解释，也就是最令人惊异的转译。（35页）这里应该插一句的是，实际上这也是回应了前述曹聚仁“骗我们中国人的钱的魔法”的观点，张宁的研究清楚表明这一“魔法”的真正推动者并非外人。作者指出，“西方运动竞赛并非不下注，不过下注原则以球员或球队表现为主；但在上海的回力球场里，华人观众既不在乎运动的本质，也不在乎运动这一载体，全心关注球赛结果。一旦赢了就欣喜若狂，输了就垂头丧气，至于比赛过程刺激、精彩与否并不在其考虑之列。至此，回力球已脱离西式‘观众性运动’的范畴，转换成与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式赌博了。”（423页）这就是异国休闲运动在传入过程中更多被本土欲望形塑的“文化转译”。在全书论述中，作者以客观的立场和细心的审察态度和极为丰富、微观的史料讲述了这个搬演在三个层面上的“转译”故事。

有意思的，作者谈到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曹聚仁、著名戏剧家洪深、著名现代派作家兼翻译家施蛰存、活跃于上海文坛的章克标和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等都是回力球赛的忠实粉丝，“就是在这些老球迷手中，回力球赛逐步展开惊人的知识化过程”。（403-404页）其中曹聚仁从1933年8月起一连两年多每晚必到，风雨无阻。据其自言“全部精力研究中央运动场的回力球博赛，几乎百事都废”。他也由此发展出“场主操纵说”。戏剧家洪深的观点则与他刚好相反，完全摒除人的成分，将赛事结果归于概率。（409页）深入研究这些知识分子当时的认知角度、水平和思维方法，或许可以还写出另一角度的文化“转译”史。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帝国文化输出、移植的视野下，殖民地与通商口岸城市中的租界既有相同性更有差异性，作者对此始终有比较明确的认识。通过比较香港与上海，作者指出“香港既属英人全权控制，在殖民者的监管下文化移转时较少逸出常轨；而英人在上海却仅有面积有限的公共租界，一出租界，便毫无施力之处，异国事物转译时较可能出现出入意料的状况”。（导论，第6页）这对于认识和研究香港与上海这一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双城记”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澎湃新闻”上有学者在高度评价张宁这部著作之余，也提出了它的“遗珠之憾”和讨论空间，前者如该书在篇章结构上对跑马总会如何解散、跑马运动的如何终结等问题着墨不多，后者指的是以“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概念看待上海公共租界则有待商榷。从讨论空间来说，我想到的是叶凯蒂（Catherine Yeh）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 1850～1910》（三联书店，2012年），该书从名妓、性欢愉与大众狂欢中看到了在商业驱动、媒体关注中成长的上海情色娱乐文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与现代化的进程。作者认为上海的娱乐文化、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及现代而独特的都市感的发展“超越了那些政治家和革命者的宏论”；（第6页）“今天这一切都太清楚了，娱乐业及其背后的娱乐经济真是形塑社会欲望和意识的最重要力量”。（355页）正是在这个议题的维度上我感觉张宁这部著作还有提升的空间。

更值得深入思考的是，陈建华教授的《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凸显了在周瘦鹃研究之上更具有普遍性价值和意义的学术新范式。他念兹在兹的是在“白话单边主义”等叙事中发现曾经“被颠倒的历史”，由是而在“日常现代性”中挖掘文学历史记忆和政治文化记忆，相信会形成一个新的、影响深远的“话语场”——多元共生的文学流派与被贬抑的大众欲望和被规训的“日常现代性”的关系，所引出的是对现代都市中的个人颓废审美、欲望狂欢、市井伦理和自由空间的重新评价。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激进主义念念不忘的“制度”层面上，“日常现代性”的发展脉络并非是缺席的或无所作为的，陈建华对此有很明确的论述：“所谓制度移植并不限于政治上师法欧美或苏俄的方面，而是多元多层次的，尤其在日常生活、大众心态方面的变迁要比政治体制来得更为基本而深刻。”（自序）

以陈建华对民初都市文化的大众欲望与日常现代性的研究成果作为参照，我认为有理由期待关于“异国事物的转译”研究能够在解构单边历史叙事神话和认识都市“日常现代性”如何影响现代体制的形塑等方面发展出更深刻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