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消失的断层线：展望后疫情时代

1911年，美国科学家哈里·里德在地球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发现：由于地壳构造板块相互挤压和冲撞在地壳表面形成断层线，当断层线断裂时就会发生地震。

2011年，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拉古拉迈·拉詹借用这一术语，推出了《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一书，一时风靡全球。拉詹在书中指出，有三条断层线，即：日益扩大的贫富不均、日渐加剧的国际收支失衡，以及不同金融体系的加速碰撞，最终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拉古拉迈·拉詹 著，刘念、蒋宗强、孙倩 译，中信出版社2011版。

10年后的今天，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破坏和颠覆了全球经济体系，下一个经济时代的断层线已经开始形成和蔓延。

一、短暂的经济复苏与长期的经济停滞

尽管新冠疫情以及为遏制它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前所未有的人群隔离和经济封锁，使世界经济陷入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但随着主要经济体疫苗接种进程的加快和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不断出台，全球各经济体开始强力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4月初将2021年的全球经济增速上调为6%（上调了0.5个百分点）。

不过，未来仍存在严峻的挑战。各国的复苏路径出现危险的分化，许多国家的感染人数还在加速上升，一些国家的疫苗普及速度较慢，政策支持有限，它们的复苏形势相对较差。另外，各国国内的复苏也不均衡，年轻人和低技能工人仍然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更重要的是，除了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和重大的短期产出损失外，新冠疫情冲击将加剧原有的不平等和经济脆弱性，强化“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力量，从而给全球经济留下深刻而持久的伤痕。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大经济代价可能是对企业和家庭部门行为带来的长期改变。这种长期变化的一个潜在来源是信念的伤痕，即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极端负面冲击的持续警惕。为了应对危机，消费者和企业都在改变自己的行为，其中许多行为转变预计将持续多年。冲击很可能引发家庭和企业部门风险规避情绪的结构性上升，这将既提高预防性家庭储蓄，又减少企业投资，导致总需求长期不足，从而阻碍各经济体发挥其增长潜力。

根据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发布的最新报告，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消费者超额储蓄量（个人储蓄与疫情前支出结构相比的超出部分）已经达到5.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例超6%。可见，疫情确实有可能恶化早已存在的私人储蓄过剩问题，从而进一步拉低自然利率，强化长期停滞的力量。

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不平等都在加剧，尽管速度不同，但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前10%的人群手中。新冠疫情与教育水平、技能、收入、年龄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相互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

同样，隔离政策也没有平等地影响到不同类型的企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数字化企业的力量将继续增强，导致企业利润的日益集中，这反过来又将加剧不平等现象，因为企业是收入和财富的最终来源。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大大加快，带来令人兴奋的想象空间，影响着整个经济领域。众所周知，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率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从所谓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到技术悲观主义者，关于数字经济对生产率的未来影响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目前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对许多公司的生产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数字技术能否挽救经济增长放缓，能否转化为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尚没有定论。事实上，自2000年代末期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大幅下降，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现有的数字化经济创新动能不足，扩散程度不深，难以真正提升生产力的潜能。

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资本-劳动关系的重构

新冠疫情危机大大加快了经济各部门的数字化进程。创新互联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的广泛应用在这场流行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企业能够渡过危机，有助于减少病毒的传播。随着冠状病毒感染的蔓延，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办公室里的人们已经转向或更积极地使用在线和数字平台。送货机器人、网上购物、数字和非接触支付、远程工作、远程学习、远程保健、机器人技术等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然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三个结构性问题：

一是所谓“有技能倾向的技术变革”，即新技术所创造的收益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对高技能工人服务的强劲需求，不成比例地有利于高技能工人。例如，那些能够上网并且更可能在家工作的人，将从网络技术的发展中获益。这些人通常受过良好教育，收入较高。但是，许多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中的人，更可能在零售业和酒店业等被迫关闭的行业工作，而在这些行业，远程工作并不可行，使得他们在收入分配上进一步落后。

二是自动化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改变我们经济的诸多方面，包括生产基础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数量和种类。新技术带来的资本成本下降，导致中等技能工人和越来越多低技能工人最有可能被自动化取代工作岗位，处于创新前沿的公司和落后的公司之间的鸿沟也将越来越大。

三是由于资本所有权的分配比劳动收入更不均衡，自动化所固有的生产性资本存量的增加将进一步扩大不平等差距，这将导致财富和收入的日益集中。

显然，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各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那么数字经济和自动化技术将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集中，很可能会成为一条新的全球断层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今年一月底参加达沃斯论坛时发言指出，有必要严肃考虑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以及不同产业间的不平等，通过改革重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确保公司承担对员工和社会的责任。

在所有权方面，各国监管机构可能将不得不考虑通过某些规则来限制股票回购和短期提振股价的一些做法，因为这些做法大大放大了一个越来越小的所有权阶层的利益。同时，还可以考虑其他所有权和公司治理形式，例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权（其中涉及工人有权参与其所属公司的管理），以确保在股东和工人之间更好地分配财富与利润。

在劳动力方面，机器可以完全代替劳动力，也可以作为劳动力的有益补充，使单个工人的生产效率更高。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西摩·梅尔曼在《资本主义之后：从管理主义到工作场所民主》一书中建议，企业管理层应赋予车间工人更多的决策权。他观察到，与劳动力协商后实施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工业企业组织生产的能力就越强，整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也就越好。

三、新自由主义的凋落与新华盛顿共识的形成

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经济破坏颠覆了全球经济体系，同样重要的是，它动摇了过去40年来主导工业化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

曾几何时，在滞胀推翻了凯恩斯主义的共识之后，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80年代起逐渐席卷全球，从英美实行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而大力削减社会福利、推行私有化开始，到在拉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构性改革和在苏东地区施行 “休克疗法”，再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其对东亚“专制主义”的批判及要求经济进一步私有化的“教导”中，新自由主义一度被当成不容置疑的经济学圣经。新自由主义开出的危机药方包括：接受“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运用私有化、放松管制、健全货币体系和平衡预算的“华盛顿共识”；剩下的就交给市场，任其发挥自身的魔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神话。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再次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金融领域的神话，而且打破了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的神话。正如加拿大学者亨利·吉鲁所言：“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一场医疗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这场危机深深植根于新自由主义政府多年来对公共卫生和公共利益重要性的忽视以及解散大量相关机构的行为。同时，这场危机离不开财富、收入和权力的巨大不平等危机。”

当新冠疫情在欧美呈现出一种几近失控的状态时，西方各国政府出台了力度空前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近一年来，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分别出台了总额高达12.3万亿、6.8万亿和3.8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尽管大规模救助计划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缓解金融市场恐慌会发挥一定作用，但这些政策不过是以往应对金融危机措施的另一个“脚本”，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来资产泡沫，加剧贫富分化，货币政策遇到瓶颈，效果日渐下降。在此背景下，新当选的拜登政府在4月初宣布提出将在未来8年时间完成总额逾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将通过提高公司税率和对富人征收资本利得税来支付一系列的社会支出，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在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发生动摇，并最终走向衰落，而一种新的“华盛顿共识”正在悄然形成中。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抛弃了平衡预算的正统财政观念，认为政府支出较少的国家将遭受更多的经济“伤疤”，从而削减长期生产潜力，因此与时俱进地呼吁各国恢复积极的国家角色，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引人注目的是，该基金还支持对2020年兴旺发达的高收入者征收临时“团结”附加税，同时对2020年实现异常高回报的公司征收一项特别“超额”利润税，甚至建议富裕国家考虑征收净财富税。这些政策主张将重塑政府在民众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政府时代的回归。

四、脆弱的“中美国”与世界经济“半球化”

英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创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用来描述美国和中国经济利益紧密交织、互利双赢的现象。20世纪末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中国的储蓄和产能加上美国的超级消费能力和发行世界储备货币带来的资金供给能力，似乎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生关系。然而，2016年以来，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为标志，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情绪不断加剧，作为全球化具体体现的“中美国”也进入了“多事之秋”，全球化大势飘摇，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大国的激烈竞争和隐然成型的世界经济“半球化”趋势。

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给过去的全球化画上了句号，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经济大陆因封闭隔离而渐行渐远。特别是，中美关系紧张加剧了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尽管目前全球经济处在不均衡、不同步的复苏进程中，但由中美紧张关系催生的制造业民族主义，预示着已经成为世界贸易支柱的全球供应链正在进行重大重组，价值链区域化、分散化特征会更加明显。

基于“卫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发达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分散在全球太多遥远地区的供应链所固有的脆弱性，因此倾向于在更接近本国市场或在本国市场内扩大或启动新的生产能力。国内生产带来的运输、包装和安全成本的节约，以及对地区邻国和国内劳动力的好处，将越来越多地促使发达国家能够与通过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生产的商品价格进行竞争。就连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的德国，现在也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民族主义迹象。德国政府先前强调，制药、汽车和航空航天是德国需要重申主权的三个经济部门。

中国和美国之间目前的技术紧张关系，也导致了人们对出现两种相互竞争的技术和一个分叉的技术世界的担忧。有人认为，这种紧张关系可能导致全球技术出现分歧，世界上一些地区使用中国技术，而另一些地区则使用美国技术。随着中国在技术上变得更加自给自足，能够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技术，两极技术世界的前景确实是可能的。

尽管技术本身可能最终会解决标准不兼容的问题，但更难解决的问题是那些根植于监管、安全或与地缘政治有关的问题。尤其是植根于文化的数据本地化，例如，个人隐私和安全胜过所有其他经济考虑，或者将数据传输视为战略问题的国家安全理由，都会大大减缓新技术所要创造的互联性。同时，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两个重要节点，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将对其他经济体及其出口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因为技术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推动者，它也深深地植根于许多商品和服务中。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常常试图从过去的角度来看待新的经济模式。因此，我们很可能听到世界正在回到19世纪的重商主义等论调。但这种历史观误解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因为各国政府看到了支持这一过渡的长期政治利益，就连长期拥护全球化的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也承认，“总的来说，过往的经济思维将效率置于弹性之上，但对效率的巨大负面影响关注不够。全球各地的政策目前正朝着更加明显的民族主义方向发展，以纠正这一缺陷。”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疫情将消退，经济隔离将停止，人们也将重新融入社会，但全球经济很难想象会回到“旧常态”。新冠疫情大流行必然会留下长期的影响经济结构、经济理念和经济增长的“遗产”，重新唤起潜在的断层线。当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慢慢积聚时，这些断层线未来会将全球经济引向一场新的地震。

(作者施东辉为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