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知苏轼宽广，“不应有恨”是他一生笃定的处世姿势

原创 周闻道 文学报

日/照/苏/轼

苏轼的宽广性格，从何而来？

命运多舛的苏轼，何以内心如此宽广？他的性格是怎么修炼的？作家周闻道聚焦于位于黄海之滨、山东半岛东南侧的日照，得出一个结论：日照苏轼——苏轼的宽广植根于人格基因，拔节于日照的峻山阔海，烛照于文化的星空。“不应有恨”，也是他一生笃定的处世姿势。

文/周闻道

刊于2021年4月29日《文学报》

作为眉山人，我一直以乡人苏轼内心的宽广为楷模。但我也一直没有解开一个迷：命运多舛的苏轼，如此性格是怎么修炼的。要知道，在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正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际；而在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则是苏轼与王安石等人因政见不合自求“备员偏州”以“脱网罗之患”之时。他的受挫要么是莫须有的罪名，要么是因直率磊落不善伪装所致。

这次到日照，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日照苏轼。

这里的“日照”，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不仅仅是那个位于黄海之滨、山东半岛东南侧的现代都市，它还是一个主谓词组，一种阳光的出发与指向姿势。既然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就没有近日者光明宽广？当想到这一点时，我开始还有点心虚，担心是不是望文生义，可当我进一步了解日照的地理人文历史，了解了苏轼在日照所经历的一切之后，我变得笃定。

我把目光聚焦于苏轼的日照时光，聚集于他的到达与离去，指向宋神宗熙宁七年至熙宁九年。我发现，正是在此时，苏轼完成了他人生旅途上重要的跨越之旅，成就了他的立身立命。

苏轼39岁进入密州和日照时，还处于“三十而立”的末端。我想，那当是他当立未然的时候；或者说即便已有建树，他也一定不甚满足。而他41岁离开这里时，正是不惑之年的开始，这里的不惑更接近于哲学上的逆命题——人往往就是这样，对世间之事懂得越多，就越畏惧于还有许多不懂；越是明白，越感到还有许多的迷惑；涉世越深，越是觉得世事之深。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苏轼于日照，是带着当立未如愿的遗憾而来，带着不惑的笃定，或者说笃定的宽广磊落离开的。是日照，成就了苏轼的宽广秉性，不只是诗文，更重要的是独立的人格精神。

因为航班的原因，我赴日照那天凌晨四点就出发了。出发时，天下着濛濛细雨，有点凉飕飕的倒春寒意。加上天黑，让本来就阴郁少晴的成都平原，更拥有了一种阴郁的压抑。在这样的天气里待久了，再明亮的心情也会变得潮湿。可当我在飞机上打个小盹醒来，舷窗外已是朗日高照，澄澈透明。团团朵朵的云，似莲花，带着仙气，飘浮于空中。机翼下，山水静好，空旷阔远，时而奇山怪石，铁骨铮铮，尽显阳刚之气；时而海天一色，苍穹如壳。即便渺小的我，也有哈姆雷特的果壳之王的感觉。

日照的阳光艳而不烈，媚而不俗，日照之处，尽是柔软的温暖。虽然我心中并无什么块垒，但当我来到日照，攀援于苏轼当年攀援过的山，面朝苏轼当年面朝过的海，听着当年苏轼听过的传说的时候，心门还是倏地被打开了，一种开阔怡然的感觉弥漫于身心。世间皆友好，仿佛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过不去的人和事。

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但我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环境可以影响人，改造人，毁掉或者成就人；相信日照于心，心当澄明。攀九仙山以仰奇石，登五莲峰以观沧海，立黄海湾以抚古今，都是一种无边无际的浩瀚宽广。当看到海烟舒卷，流云肆意，山岚隐约，再心地狭窄的人，也不管积怨有多深多久，都会被这种浩瀚宽广所融化。即便不能像苏轼那样“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也可以选择一个秋日的午后，约上三五挚友，抛开一切杂碎烦恼，把酒临风，凭海观潮，以诗遣性。

于是，我相信，生性豪放的苏轼，在人生的重要转折关头，选择了日照，与其说是一种机缘巧合，不如说是天道人愿。当然，在苏轼到来前，朗朗阳光，并没有给日照带来政通人和，安居乐业。恰恰相反，摆在他面前的日照，“蝗灾肆虐，盗贼渐炽，饥年频仍，民多弃子”，举目之处，皆是惨不忍睹。

苏轼震惊了。他的震惊不是没有道理。饱读诗书的他，当然知道日照的地理文明，随便拾起一块历史碎片，都会令人肃然起敬。他想起了这里的史前文明，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国家还没有形成，这里北部的聚落权贵们，不管是出于权力的本能，还是为提高民望，总之已知道为其成员提供精神与实际行动上的保护，亲密往来，米酒交箸，宴欢同饮。他想起了战国时期齐威王在这里实施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仅使封建集权加强，还使经济、文化、军事等发展达到鼎盛。还有大禹的忧民救水，赴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越王勾践为国复兴的卧薪尝胆，称臣于吴，寄人篱下，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及权势者梁鸿的坚守初心，六谢不娶，拒绝绢绸，亲近布衣……

苏轼明白，为政之道，最灿烂的阳光，莫过于德政。

苏轼到密州和日照后，并没有因为心怀不满而疏于政事，而是“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凡百劳心”而“朝衙达午，夕坐过酉”。他询问灾情，鼓励百姓下田灭蝗除卵，还亲自下田灭蝗。苏轼用诗，记录了他所率领和参与的这场治蝗之战取得的积极效果：“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苏轼在诗的自注中说：“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面对盗贼横行，百姓百不堪其苦，苏轼专门向朝廷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对盗贼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做了精辟深刻的分析，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对治理之策提出了积极建议，指出治盗必须治本，并与治事、治吏相结合，挖掉盗贼产生之根，才能真正做到止盗。苏轼还冒着危险冲在治盗第一线，“磨刀入谷追穷寇”。

为了解救弃儿，苏轼带头节衣缩食，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他认为，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以致时过十年的元丰八年，苏轼知登州途经密州时，那些曾被收养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都闻讯赶往州衙，叩谢苏轼当年的救命之恩，场景感天动地。

在苏轼的治理之下，日照回归了阳光之治。苏轼在为民中创造了朗日，在政通人和中求得欣慰，以德政唤醒日照阳光，在治理中成就了日照；又以这里的阳光之治，驱除了心中的失落与忧郁，加固了内心的宽广之本。日照，也在昌明中成就了苏轼。

从此，苏轼不再有恨，宽广磊落更加笃定。

日照苏轼，成就了苏轼。他的宽广植根于人格基因，拔节于日照的峻山阔海，烛照于文化的星空。“不应有恨”，是他一生笃定的处世姿势。记得2015年在眉山举行的“穿越千年，对话东坡”在场对话中，谈到林语堂《苏东坡传》中的苏轼，宦海沉浮之中也曾有过怨恨时，评论家谢有顺断然指出，不，那书里面的恨是作者加的。是作者看到苏轼受到的那些冤屈，难禁愤愤不平，把自己的情绪带到了书中。苏轼从来没有恨过。

非常有幸，今天，我也从眉山来到了日照。行走于日照山海之间，遥想苏轼当年，怎禁得撷一缕阳光，揣进怀里……

我相信，日照于政于人，一定有某种神示。

原标题：《人人皆知苏轼宽广，“不应有恨”是他一生笃定的处世姿势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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