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书︱8本书读懂中国的边疆与民族

        【编者按】蒙古大军如何轻易征服中亚，又为何在1242年撤兵匈牙利，他们是创造崭新欧亚世界的功臣，还是毁灭文明世界的蛮族？草原与中原帝国互动循环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马戛尔尼访华时清朝对世界真的一无所知吗？欧亚诸帝国都要效仿欧洲模式才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吗？为何满人对于汉人服制严厉管理，但却不禁北京戏班穿戴宋明衣饰？透过世界史的视野，很多问题都有新的回答。

        

        本文推荐的著作为近十年来出版的中、英文原创与翻译作品。受本人学力与见识所囿以及篇幅所限，这些作品实无法涵盖与主题相关的整体成果，只能视为我个人的私家推荐书单。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2007年《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一书中译本的出版，算是近年来中文内陆欧亚学界的一件大事。作者W. W. Bartol’d（英译Barthold，汉译巴托尔德）是享誉国际的俄籍东方学家。本书俄文原版于190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1922年即出版英译本。但直到一百余年后，中文学界才盼到这本由中亚史耆宿张锡彤与张广达父子合译的中文版。虽然作者不懂汉文，而当时《元史》的译文又尚未出版，因此在论及有关蒙古统治时期的突厥斯坦时，取材不免受到限制。但他广泛使用了当时仍未有任何西方语言译本的阿拉伯、波斯与突厥语材料，对七世纪末期至十三世纪中叶的内陆欧亚历史与地理进行了详尽的梳理。特别是对于中亚河中地区（英文Transoxiana或波斯文Mawarannahr）的基层社会、宗教僧侣、世俗贵族与军事领袖之间的互动；突厥游牧民的侵入如何改变了原有的河中社会政治生态，以及花剌子模国内的种种不稳定因素与蒙古在制度与组织上的优越性如何导致蒙古轻易征服中亚等分析，对后世的内陆欧亚史研究者来说，成为重要的灵感泉源。即便今日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已经更加深广，但是仍然无损于本书的经典地位。

        与前书相较，稍早于2006年出版的《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则是近年来中文内陆欧亚学界的另一件大事。作者Denis Sinor（塞诺，或依照匈牙利语发音译为西诺）为匈牙利籍东方学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或译为中央欧亚研究系）的创始人与荣退教授。本书由罗新教授领衔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成员负责中译，共收录了二十篇论文。例如《论中央欧亚》一文首次定义了目前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一词；《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一文指出马与草场在内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两者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作者认为蒙古大军在1242年撤离匈牙利，是由于当地缺乏草场以供应军队所需；《中古内亚的翻译人》一文则是首次针对此主题的先行研究，讨论了从古典希腊时期到蒙古帝国时期的通译在内亚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历史与历史学》一文则讨论了中央欧亚本土之文献史料的稀缺，以及考古学资料难以转变为历史学命题对内亚史学界所造成的问题。其次探讨了中央欧亚作为历史整体的特性，包括了以草原游牧为共同经济结构，马和草场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最后反思了史学界过去认为中央欧亚游牧民经常进行横贯大陆之长距离迁移的错误印象；《怀念伯希和（1878-1945）》则是目前针对法国著名东方学家Paul Pelliot的学术与行谊上最具代表性的纪念文章之一，着重于伯希和在阿尔泰学上的贡献与其晚年生涯。书末附有Sinor的学术论著与教学科研目录。透过这本文集，能够让中文学界更系统地了解Sinor在内陆欧亚史上的成就与贡献。        过去学界在谈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史时，主要是以Owen Lattimore（赖德懋，亦译拉铁摩尔）与Thomas Barfield（巴费尔德，或译巴菲尔德）的历史循环论为主。然而，这个理论在1990年代后开始受到如Nicola Di Cosmo（狄宇宙）等学者的挑战。而2008年底出版的《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一书，则是中文学界对这个争论的新回应。作者王明珂，现任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本书延续了他早年出版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关怀，试图以游牧人类学为理论基础，重新诠释考古与历史文献中活跃于汉晋之际的内亚游牧民，包括蒙古草原的匈奴、河湟高原河谷的西羌，辽西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以及这些游牧民与定居农业社会之间的互动。这三类游牧人群在与汉帝国互动的过程中，各自形成了三种华夏边缘，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延续到明清时期。作者认为传统学界中的草原与中原帝国历史循环论都只是历史表相（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的反映，而未能揭示其背后的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即中原帝国与北方游牧部族之间在争夺与维护农牧资源的过程中，南方人群逐渐产生华夏认同，以便维护其领域资源，这也造成更多北方混合经济人群被迫转向游牧。长城则可视为是此一资源与认同界线的具体表征。作者也借此一分析提出新的反思性研究取向，强调对情境、结构与个人的情感、意图与抉择的了解，以了解历史本相。        近年来，世界史与全球史大行其道，蒙古帝国史成为中讨论的焦点之一。2011年出版的《世界史中的蒙古征服史》（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算是世界史风行以来，在这个课题上较让人满意的成果。作者Timothy M. May（梅提摩），现任北乔治亚大学历史、哲学与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由于作者专研蒙古军事史，书中有关蒙古军事史的部分相当扎实，同时对过去的一些历史看法提出了质疑。例如火药被认为在蒙古西征时广为使用，但是作者认为在缺乏火药相关的考古证据的情况下，吾人应当对此抱持怀疑态度。此外，本书也成功描绘了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以及1350年代蒙古各汗国陆续崩解后，如何产生了一个新的欧亚世界。通过他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蒙古过去被视为毁灭文明世界的蛮族形象得到了修正。在蒙古征服欧亚以前，东亚儒家世界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受限于各自认为自己才是文明中心的偏见，因而缺乏深厚的文化交流。然而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动下，这两大世界才被迫捐弃成见，互相学习。也正是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的环境下，才孕育出了崭新的欧亚文化。        佛教与伊斯兰教是中国两大外来宗教，改革开放以来两者都重新得到发展的空间。但是，在当代中国仍缺乏对这两大宗教之历史互动的宏观研究。2010年出版的《丝路上的佛教与伊斯兰教》（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正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作者Johan Elverskog（艾宏展），现为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宗教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从那烂陀寺在13世纪初被穆斯林所毁谈起，娓娓道出佛教与伊斯兰教数百年来的种种纠葛。他并且着眼于西辽和蒙古帝国在佛教与伊斯兰教接触与交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关于纸张传入伊朗的过程、佛教绘画对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绘制穆罕默德传道像的影响，以及清代穆斯林对清真（halal）食物的坚持如何成为佛教徒反对穆斯林的理由之一的分析，都相当引人入胜。        自1990年代初发轫的美国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主张应将清朝放在近代欧亚帝国史的比较视野中来理解。作为一个比较松散的学派，新清史近年来在中国受到颇多关注。然而中国学界的焦点主要放在第一代的新清史学者如Pamela K. Crossley（柯娇燕）与Mark C. Elliott（欧立德）等人身上，却忽略了第二代学者的新发展。在这些新秀中，Matthew W. Mosca（马世嘉）于2013年出版的新书《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正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现任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过去清朝被认为是闭关自守且拒绝现代化的天朝，对于英国的富强一无所知。然而本书通过整合廓尔喀（今尼泊尔）方面的情报及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rcartney）在与英国本土的通讯中所表达的顾虑，说明至少在马戛尔尼使团访问北京前后，清朝已经认识到英国在印度与广州的势力，因此并非对外界一无所知。本书将新清史讨论的时段扩展到1800年以后至鸦片战争前后的清史。同时通过分析多语种的档案与资料，从清帝国的陆疆与海疆资讯搜集与理解的角度来讨论清朝对外国的认识及策略，在讨论的视野、议题与时代上都有所突破，相当值得一读。        前述将中国置于欧亚世界史中进行比较的取向，也有助于吾人理解欧亚各国的现代化过程。2009年出版的《共享的现代性历史：中国、印度与鄂图曼帝国》（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 China, India & the Ottoman Empire）就是这种取向的研究成果之一。本书由土耳其海峡大学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教授伊湖丽（Huri Islamoğlu）与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主编，收录了清朝、鄂图曼、莫卧儿帝国与英属印度史家的十篇论文。通过比较早期现代的欧亚诸帝国，挑战了现代性与世界体系理论对于世界史的二分概念，即现代欧洲与前现代的非欧洲史在发展轨迹上的不可调和性及前者的优越性。例如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被认为是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即一个国家越中央集权，现代化的程度就越高。但是本书挑战了这样的标准，并指出早期现代的大清帝国、鄂图曼帝国与莫卧儿帝国三者在通过分权与协商在边疆政策上取得的成功，恐怕就不是缺乏弹性的现代中央集权国家容易取得的。另外，本书也质疑了过去对清朝的专制印象，并指出清朝官员事实上通过授权许多非国家机构的方式以遂行有效统治。经过这样的比较，也展现了大清帝国、莫卧儿帝国与鄂图曼帝国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时事实上是各自走着不同的现代性道路，而非效仿欧洲模式。同时本书也否认这些国家在当时无力实行改革以回应内外挑战而逐步走向衰微的说法。例如清朝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就试图透过稳定边界、税收效益的极大化、与积极建军的作法以应付对外战争与内乱。        在面对前述种种不同的历史视角与史观的挑战下，2014年出版的《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正反映了中国学人作出的某种回应。本书作者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书中收录了他过去就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也延续了其前一本书《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所提出之“从周边看中国”的理论关怀。本书中提到了李朝使臣对清朝政治与社会的观察有特殊的着眼点。例如满人入关后，孔子像皆被发左衽；清代汉人见朝鲜使臣仍遵大明服制，面有惭色等。他们也提了一些平常不会想到的问题，譬如为何满人对汉人服制严厉管理，但却不禁北京戏班穿戴宋明衣饰？作者最后分析了清朝、日本与朝鲜三国对于天主教的警惕与禁绝原因：清朝是出于对皇权或主权的维护，佛、道二教并没有在这当中起作用；而在李朝朝鲜，除了国家权力与党派的介入以外，程朱理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是思想上的冲突；而在日本，除了政治因素外，佛教与神道教的作用较大，是宗教排斥。通过这个例子，作者提出东海就像法国年鉴学派史家Ferdinand Braudel（布罗代尔）所研究的地中海与享誉国际的中外交流史家张广达所研究的西域一样，三者都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场域，并且认为将东海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应当与前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典范意义。而作者对这种燕行录的研究正是一个起点。（作者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