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余年前山河羁旅，这群心怀热火的青年是“干饭人”，更是“传薪者”

2018年4月8日到5月17日，杨潇从长沙出发，徒步为主，辅以乡村中巴、绿皮火车和顺风车，用40天时间走到了昆明，重走了80年前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之路。完成徒步与实地探访后，作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发掘散落于档案、口述、地方文史和报刊中的相关史料，辅以当事人及后代的采访，尽可能真切还原历史现场和历史情境，完成非虚构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部西南联大前传，它试着通过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讲述抗战初年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流亡史和心灵史。

在此前举办的新书首发式上，杨潇表示这次漫长的写作既是自己离开传统媒体之后寻找的方向，更是处理自身与历史情感的关系，他提及自己一直记得许倬云老先生聊抗战的一次采访，“许老先生在描述幼年时期从东南沿海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时候，说到了那种人与人之间高贵的情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互助。我知道这是高度提纯过的玫瑰色的回忆，可是对我来说，那也是非常真实的体验，是真实的情感。”或许这并非是当代年轻人容易体会的历史情感，但这恰恰是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我很能够体会在路上迁徙飘零，同时又形成某种临时共同体而生发出新的力量的感觉，后来这种情感也成了我写这本书最重要的支撑。”

今天为大家分享其中《沅陵》章节的精彩文字。这里有沈从文与梁思成、林徽因的书信往来，有许多年轻学生一边努力“干饭”一边畅谈国事，当年路途坎坷，却日渐凝聚大家的精神和希望。

纪录片《西南联大》图

1938年12月，沅陵这一天是1938年3月7日，沈从文设宴款待旅行团的闻一多、李继侗、黄钰生等教授，地点在他的大哥沈芸麓新盖的、唤作“芸庐”的新房里。雪大天寒，众人用毯子围住双腿，以酒暖身，“老友相会在穷乡僻壤，自有一番热闹。”四十多年后，沈从文回忆起这次聚会时说：“我请一多吃狗肉，他高兴得不得了，直呼：‘好吃！好吃！’”（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p462。）

沈从文在“芸庐”，准备出发去昆明前留影

沈从文是1月中旬回到湘西的。1937年8月12日，淞沪会战爆发前夜，他和部分北大清华教授接到教育部密令，离开北平，南下南京，“三天后挤上了一条英国客船向武汉集中。我既买不到票，更挤不上船，亏得南开大学林同济先生，不顾一切，勉强推我上了跳板。”（沈从文《湘行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文论》，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p387。）9月4日，到达武汉，同行的高校人员转车去长沙，组织临时大学，沈从文和几个朋友暂留武昌，借武汉大学图书馆继续他与杨振声在北平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工作。后来加入他们的还有萧乾。后者原本在天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战事起后被报社遣散失业，经香港辗转流浪到武汉，被杨振声收留，以临时雇员身份加入编写组，每月五十元零用钱，由杨振声自掏腰包。萧乾后来在《逃难记》里回忆说，从平津沦陷区里来的知识分子陆续汇聚到武汉，“汉口的交通路就宛如北京的金鱼胡同，不时地会碰上熟人。对许多知识分子，那时的武汉成为一个大的十字路口。有的从这里去了延安，有的，在这里加入了国民党。”（萧乾《逃难记》，《萧乾文集·5·散文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p253。）

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等人在西南联大合影

10月中旬，沈从文去了一趟长沙，与朱自清、杨振声商谈编写教科书的事，拜会曾经的“湘西王”、时任水利委员的老上司陈渠珍，当然，少不了也要和在长沙的老友梁思成夫妇、张奚若、金岳霖相聚，同登“天心阁”（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在这之前，林徽因曾经写信告诉沈从文他们一家南下及在长沙生活的情形，“个人生活已甚苦，但尚不到苦到‘不堪’。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五龙亭看虹那么样，是过去中一种偶然的遭遇，现实只有一堆矛盾的现实抓在手里。”（林徽因1937年10月致沈从文信，《林徽因书信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p32、33。）

10月29日，沈从文从长沙给在沅陵的大哥沈云麓写信，请大哥在沅陵接待梁思成一家。“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带了孩子、老太太，不久也许从沅陵向上行，到昆明作事。他们作的是古代建筑研究调查，听我说辰州龙兴寺值得一看，所以如其可能，他们或者会来沅陵住十天半月。”他让大哥设法托关系让他们好好看看龙兴寺这座大庙，又询问家中房子是不是空着，“我相信他们若住在我们的房子大楼上，看看你种的花，吃吃你作的拿手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个月，上路一定好得多。到上路时并望你见告路上种种，什么地方值得看，什么地方出产什么东西，最好是到大站上停车处有熟人，代为介绍一下，上车下车得到些方便。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

第二天回了武昌，11月1日又去信大哥，请他帮梁思成夫妇询问，“由沅陵上昆明坐长途车要多少钱，多少日子，如果买的票是由长沙到昆明的，又是否可以在沅陵停一两天再上车？勿忘你询问一下，快信见告。”同时还给大哥汇去二十元，事无巨细地嘱咐：“请为购廿斤猪肉作暴腌肉，切成条熏，熏得越快越好。作好后，就将肉一半付邮，寄至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交梁思成、杨今甫同收。余留下他们过路时带走。若思成等过路太匆忙，不能住，就望为购二三元溆浦大开刀橘，送他们解渴。另外还预备点可以在路上吃的菜，譬如保靖的皮蛋，龙山的大头菜，安江的柚子，家作的卤鸡。”（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8卷·书信1927—1948》，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p257、259。）

1938年，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

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

沈从文在长沙时，这里虽有过警报，但并未发生真正的空袭，1937年11月24日的空袭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一切，梁思成林徽因租的房子在这次空袭中变成一片瓦砾，此前林徽因给沈从文写信时还提及在长沙过冬的可能性，也许是空袭敦促他们下定了西去昆明的决心，12月8日早晨，梁一家乘坐汽车沿湘黔公路出发，第二天中午到了沅陵，林徽因在那里给沈从文写信：

昨晚里住在官庄的。沿途景物又秀丽又雄壮时就使我们想到你二哥对这些苍翠的，天排布的深浅山头，碧绿的水和其间稍稍带点天真的人为的点缀，如何的亲切爱好，感到一种愉快。天气是好到不能再好，我说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

昨晚有人说或许这带有匪，倒弄得我们心有点慌慌的，住在小旅店里灯火荧荧如豆，外边微风撼树，不由得不有一种特别情绪，其实我们很平安的到达很安静的地带。

今天来到沅陵，风景愈来愈妙，有时颇疑心有翠翠这种的人物在！（林徽因1937年12月9日致沈从文信，《林徽因书信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p38。）

沅陵迎接梁家的是“不能再好”的天气，迎接湘黔滇旅行团的则是长达一周的暴雨雪，3月8日中午，杨式德与同学及厨役一同过江买菜，一路全是积雪，清澈的沅江被冲进河里的泥土染了黄色。想到过桃源的时候天气还很热，他很是费解。

这一次初春的寒潮很可能席卷了整个南中国，同一时间，英国作家奥登与衣修伍德坐火车从广州北上，去报道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武汉如同一年前的马德里一样，是抵御法西斯势力、保卫自由世界的理想堡垒。两人3月7日抵达汉口，当他们蹒跚着走出车站时，发现迎接他们的是一场暴风雪，“通往渡口的人行道和铺石台阶结了冰，走着溜滑溜滑的……扬子江翻滚的浊浪与狂风暴雪竞相肆虐，我们仿佛已来到了真正的世界末日之境。”（［英］奥登、衣修伍德《战地行纪》，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1月。）而同样在汉口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则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降温：也是3月7日，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临时首都一片空地上打起了雪仗。（《珍藏卡帕：罗伯特·卡帕终极收藏》，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6月。）

玩雪的孩子，中国汉口，1938 / 罗伯特·卡帕 摄

杨式德和同学买了六斗米，米店雇了一位老妇人背过河去，老人说她六十一岁了，杨式德问她背得动不，她说能背，“但是看她的步子有些笨重，路又滑。我实在不忍让她作这种劳苦的工作，但又想到她是贫穷的，一角钱的劳力费也许对她的帮助不小。无论如何，我总应该助她一点力量的。正想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走来了，叫了声妈，替她背到宿营地了。”

余道南约了同学去游银壶山和伏波宫，下午，忽然天黑如墨，豆大的冰雹倾泻而下，他们只好匆匆回到住处。晚饭时，杨式德拿出白天在城里买的松花蛋，和着酱油吃，觉得味道很好，饭后去校医处注射预防霍乱伤寒的第三针疫苗，同学们纷纷传说从沅江溯水而上的运行李民船被土匪劫去了，因为从常德走水路到沅陵通常八天可到，今天已经是第九天。杨式德很担心，因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助教李嘉言先生也在船上，而且他自己的箱子里还有帮同学带的《材料力学》和《最小二乘方》。

闻一多在沅陵给父母修书一封，报告离开常德后的情形：“每日六时起床（实则无床可起），时天未甚亮，草草盥漱，即进早餐，在不能下咽之情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在晚七时晚餐时间前，终日无饭吃，仅中途约正午前后打尖一次而已……六日来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馆可住，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好在头几日的疲乏过后，步行渐成习惯，“以尔等体力，在平时实不堪想象，然而竟能完成，今而后乃知‘事非经过不知易’矣。”（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p322。）

湘黔滇旅行团成员在吃饭

杨式德所藏照片，由其子杨嘉实提供

在沅陵的雪夜，刘兆吉和在旅行团中结识的诗友、北大中文系大二学生向长清一同拜访了闻一多，向他提出了到达昆明后请他指导组织诗社的想法——这便是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著名的南湖诗社的缘起。闻一多说，这些年他“改行”教了古书，不作新诗了，又说他与新诗并未绝缘，有时读读青年人写的诗，觉得比自己的旧作《红烛》《死水》还要好。天气很冷，闻一多用被子盖着膝盖，对年轻人侃侃而谈，刘兆吉做了详细的笔记。（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刘兆吉诗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p62。）

7号这一天，余道南曾听说贵阳有多辆运货车来沅陵，旅行团计划搭乘其放空的车辆入黔，团部已去电与贵州当局商量，到了9号，贵阳来车一事又没了消息。这天早晨大雪纷纷，10点多日光微露，下午两三点，天又阴了。坐在江边的楼上，远眺对岸的山峰，余道南有点心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行呢？他想起了杜甫的诗句，“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只是沅陵满布松杉的青翠山峰在雪后已是银针素叶，一片琉璃世界，“祖国何处没有美丽富饶的河山，回顾我们虽然数千里徒步跋涉，总算还有个求学机会，这样一想，又觉得羁旅颓丧之气全都消除了。”（余道南日记）

本书部分文字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1春卷》，单行本本月由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稿件编辑、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纪录片剧照、历史资料

网站：wxb.whb.cn

邮发代号：3-22

原标题：《八十余年前山河羁旅，这群心怀热火的青年是“干饭人”，更是“传薪者”》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