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 | “自己人”的纠纷怎么调解

在贵州湄潭调查时，农村管理经验老道的老支书说，农村的调解工作不像城里需要法律，最大的技术就是举例说明。例子举多了、举到位了，纠纷自然就解决了。这是一种形象思维，通过例证的绘声绘色达到感染当事人的目的，使调解工作向着有利于和解的方向发展。

调解人之所以能够举例，举出的例子能够为当事人双方所接受，是因为农村调解过程中的举例说明嵌入了一种“自己人”的情境。农村纠纷的调解多数是“自己人”的调解，调解的过程首先是重建“自己人”关系的过程，使纠纷在“自己人”的情境中得以解决。“自己人”调解的目的在于使“自己人”秩序尽快恢复，而不是主持普遍的正义。

一

在农村，人们在纠纷处理中会逐渐总结经验和教训，对纠纷进行多类型的划分，常见的有兄弟纠纷、邻里纠纷、赡养纠纷、婆媳纠纷，还有诸如宅基地纠纷、地界纠纷、财产纠纷，还有因小孩引发的纠纷、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等。发生过的案例会成为未来发生的同类型纠纷的调解范例。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最低廉的成本结束纠纷，希望纠纷当事人能够按照之前某个案例的案主那样做出抉择。为此，调解人就会将他认为最合适的前例搬出来。

在河南兰考调查赡养纠纷时，村庄中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案例：兄弟几个有次为养老闹纠纷，虽然兄长家人口多，底子薄，生活拮据，但是兄长仍主动将更多责任往自己肩上扛，其他兄弟见此亦做出让步，从而将矛盾化解。十几年来兄弟家庭相互帮忙，农忙赶时节时兄弟合伙共同完成。这种和睦的家庭关系与兄长能吃亏分不开。之后，村庄中只要出现兄弟纠纷，调解人都将这个例子搬出来，遇到“长兄不长”的家庭，就让当事人看看人家兄长是怎么做的。遇到抠门、不讲理的弟弟时，则大谈人家兄弟是如何体谅兄长难处的，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最后才有家庭大团圆。

调解中，调解人通过举大家都熟悉的案例，让纠纷当事人相互做出妥协与牺牲，并在纠纷之后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举例说明并非老学究式地讲一大堆道理，而是在形象的思维中给当事人指出一条普遍的行为模式，以重申地方性共识。前人是这样做的，你就应该这样做。不这样做，你就违背了地方性共识，违背人们最基本的常理。在地方性共识中，人们对你的预期是你应该在调解人的调解下如此这般行事，“像某某那样”，若你并没有这样做，还背道而行之，就会触犯人们的情感，引起人们的反感，质问“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按照调解人指引的行为模式行事的当事人，则是在调解人的例证下产生了情感共鸣：既然人家都是这么做的，我也应该这么做，难道我还不如他吗？举例说明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情感共鸣，营造一种双方都认为“理应如此”的情感意识。在兄弟纠纷中就是，“人家的兄长如此大义，那么我也应该这样；对方是我的兄弟，我确实应该这样”。

为什么“举例说明”能够使纠纷双方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事实上，只有“自己人”举出的例子，以及举“自己人”的例子，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农村的调解工作大部分是“自己人”在处理。农村的纠纷调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人”的情感，使当事人产生或强化“自己人”的情感共鸣，从而使纠纷双方在“自己人”的情感世界中做出让步，达到解决事情的目的，使“自己人”的关系不因纠纷而拆裂。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按照案例指引方向行事的当事人，总会在村庄中得到很好的评价。而那些对举例说明无动于衷，没有产生情感共鸣的人，则往往受到人们的谴责。

“自己人”诉诸情感解决内部问题，外部人才诉诸法理。情感有强有弱，依据自己人的关系远近而改变，同时也因情境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纠纷调解中，举例说明就是要通过十分形象具体、活生生的例证来调动人们的情感，增强人们的“自己人”意识，使纠纷中被暂时隐匿的“自己人”意识变成显而易见，使当事人在情感的滋润下，最后觉得这场纠纷不应该发生。

“自己人”的关系由情感来维系。情感会变化，调解工作充分抓住“自己人”情感的这个特点，千方百计地拉近双方的距离，增进双方的情感共鸣度，举例说明是策略之一。在调解中，往往会有与当事双方都有关系的人介入，此人在其中起到的是中介作用，沟通双方的情感。这个中间人往往与双方的关系都较近，通过他的连接，原本缺乏情感共鸣的两个人就会产生“自己人”意识。

二

农村的纠纷往往由密集的交往导致。纠纷的发生是当事人双方的“自己人”情感由强变弱的过程，是从“自己人”到陌生人的突变。纠纷一旦发生，双方就形同陌路，交往中断或者不再按照“自己人”的逻辑行事，常说的“父子反目成仇”就是如此。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的平等关系，父子成了陌生人，在这种意义上也变成了平等关系。调解人就是要重塑双方的自己人情感，变陌生人为“自己人”——使双方不仅有“自己人”认同，按“自己人”的交往规则行事，而且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建立起等级关系。“自己人”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关系，调解的要害首先在于重建这种等级关系。

等级关系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基本秩序，讲究的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差、贵贱有别，将关系中的人分成三六九等。等级之间有着基本的交往准则和伦理，各安其位、各守其分，社会关系形成良好的秩序。差序格局讲的是由于亲疏关系导致的情感上的强弱，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自然秩序。但在“自己人”关系中，所谓等级指的是只要是自己人中的任何两个人，由双方所扮演角色和位置的差别形成等级。

两个年龄相差60岁的陌生人在一起聊天，除了年幼一方出于基本礼节尊重年长一方外，两人在交往关系中一般不存在等级关系，可以尽情地开玩笑。

只要是“自己人”关系，就必定有差等。再平等的生活圈子，只要里面有“自己人”认同的氛围，就会有等级的形成。北方农村兴拜把子，就是将外人、陌生人变成“自己人”的典型方式。经过这个仪式，大伙就成了“自己人”，“自己人”之间就得有个基本秩序，兄弟、兄长就会有个划分，可以从年龄上划分，也可以从资历上区别，大伙都认可这样一套秩序。

在农村“自己人”的生活中，也有这样一套等级系统。不同辈分的尊卑早就分好了，同一辈分的人，即使年龄相差不大，也总有个出生的时间差别，必定有兄弟之别。在这个“自己人”圈子里，无论血缘上多么疏远，作为兄弟的在等级秩序中就比兄长要低一个级别。在河南兰考农村，村庄多半是杂姓，难以区分出血缘辈分，于是村民们就按照搬进村庄的前后来分辈，同时落户该村的是一辈，若干年后搬进来的则可能是后几辈。当地通过这样一种建构的辈分来区分不同姓氏的尊卑，同一“辈分”的人按年龄差别相称呼。

有了等级，就有等级秩序。等级秩序通过等级伦理来维系，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伦理规则。处于等级之上的，既有某种对等级之下人的优势和权利/力，同时也有责任与义务。义务往往被期待表现出“高姿态”，被要求做出更大的牺牲。而处于等级之下的人要尊重等级之上的人，要给后者面子，保证其尊严，同时他们会得到社会的更多怜悯。

因此，在纠纷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将当事人的关系拉到“自己人”状态中来，就是要双方明确自己在等级中的权利和义务，自己理应扮演的角色，应该遵循的伦理和行为准则。上述兄弟矛盾中，重建立自己人的等级关系，就是使兄长意识到自己是兄长，使兄弟认识到自己是兄弟，各自是处在不同的等级位置的。重点是强调兄长必须拿出兄长的气魄，摆出“高姿态”，不能计较太多，过于计较就是贬低自己的身份，往自己脸上摸黑，让人家说“兄长不长”。兄长要气度大、器量足，能够做出牺牲，做出某些超越。因此，兄长起带头的作用：下面的兄弟都眼看着你呢，你还不做出个样子来。于是兄长首先表态做出让步。对于兄弟则是，“他毕竟是你的兄长，他做了什么你都不能跟他斗气，你看兄长都拿出了高姿态，你作为兄弟的还不表个态”。即使有委屈，也要咽下这口气，以服从大局。于是，双方都在兄弟这个等级伦理下做出了让步。

三

除了营造当事人双方是“自己人”的情感氛围之外，强调调解人与当事人的“自己人”关系，也是调解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调解过程中，调解人也会将自己纳入当事人的“自己人”当中，与他们构成等级关系，并且自己处在等级之上。

我们知道，农村调解人必然是具备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在家族内部，主持调解工作的人是家族内有威望的尊长、片长和族长，他们决断家族内部事务。家族之间发生的矛盾则由会首、组长、村干部介入解决。调解人的权威可分为内生性权威和外生性权威。家族内部的调解人属于前一种情况。内生性权威介入调解其实就是“自己人”内部通过“自己人”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将问题在超出“自己人”范围以外去解决。这样一种解决方式借助了“自己人”内部的等级关系解决问题，即调解人与当事人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调解人无论地位、角色和身份都要高于当事人，故调解人对当事人拥有权威。

调解中的外生性权威不在“自己人”内部产生，它是国家在乡村社会树立的权威。这种权威的好处在于其公职身份。在实践中，其权威又与人们的认可度有关系。在一个习惯于按照“自己人”规则行事的农村社会，若任职的人不是“自己人”，人们的认可度就会降低三分；若既是“自己人”又具备公职身份，认可度就会增进三分，工作会更容易展开。

但是一般千人以上的行政村不可能都由同一群“自己人”构成，它会分割为不同的“自己人”圈子。一般一个生产队就是一个“自己人”单位。那么超越生产队的村干部又如何在多个“自己人”单位里开展工作呢？老道的村支书说，当了村干部就要多走人情，人家有事（办酒席）不管请没请都要主动去上人情，而且要上得比一般人重。在这里，人情是外人变“自己人”的一种基本方式。村干部通过人情与不是“自己人”的村民结成“自己人”关系，从而使村干部的“公事”，变成自己与村民的“私事”。“自己人”办事的余地就更多了，也使事情更为好办。

在调解过程中，村干部一方面具备体制性身份，具有职务赋予的权威，另一方面又与村民是“自己人”，“自己人”内部有等级分层，他必然在等级之上，因此又具备一份“自己人”的权威，所以在调解中往往游刃有余。许多在外部人看来难以化解的矛盾，一到老到的村干部那里不费吹灰之力就被解决了，而且当事人还能和好如初。

在农村“自己人”内部，处于等级之上的人的面子往往要大些，处在等级之下的人要给他们“面子”，做出自己的让步。因此，对于村干部的调解，当事人就会很轻易地同意调解人的方案而使事情摆平，这是支持村干部的工作，给他面子。若纠纷某一方不听调解，还跟调解人讨价、还价、闹意见，一点都不给村干部面子，人们就会说这一方很不懂人情世故，一点都不懂得做人，“上次你家儿子结婚人家村干部还上了人情，婚礼都还是他给主持的，你却这样固执不给面子”。如此一来，坚持己见的一方就会很没面子，一般都会给村干部面子，将事情尽快解决。

处于“自己人”圈子等级之上的人的面子很重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符号，也是农村解决纠纷的重要资源。有时候，这些人出面调解，无须多少的策略和技巧，只要一个照面，一句话就足够了。不给面子，就是不将调解人当成“自己人”。能够充当调解人的不是一般有面子的人，这种人往往是“得罪”不起的，因此当事人必须掂量分寸，即便自己极度吃亏，也要给调解人面子，使事情朝着调解人指引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形成最后的调解决议后，当事人、调解人和在场人都要认可这个决议，这也是面子问题——因为是某某调解的，所以才心甘情愿地认可最终的调解决议。

四

“自己人”调解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自己人”关系的情境中，纠纷之所以容易解决，是因为当事人看在调解人的权威与面子上，都做出让步和牺牲。既然如此，那么农村调解的目的就不是公断是非，而是为了尽快将事情解决，使各方都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中。因此，“自己人”的内部调解是一条解决问题、恢复秩序的路径，而非一个主持普遍正义的机制。“自己人”有“自己人”的公平与正义观，它讲求的是“自己人”秩序不受到某些突发事件、个人利害的干扰，“自己人”的情感不受纠纷、摩擦的侵害。

“自己人”具有长远的预期，不寻求当下的一竿子买卖。只有相互的亏欠、让步，相互施与和偿付人情，才能使“自己人”情感不断的延续和加深。在不断的亏欠与偿还中，使“自己人”情感增强，“自己人”情感越深厚，人与人之间的预期就更长，就越不在乎当下的损益。这样一个机制将解决问题，而不是追求普遍正义作为调解纠纷的基本原则。只有预期短的陌生人社会才会对普遍正义锱铢必较，将个人利益看得比天高、比地厚。也因此，只有在“自己人”社会才会在明显吃了亏后还能够对调解结果满意，而非满肚子怨气。

总而言之，“自己人”调解的目的在于恢复“自己人”的关系，重塑“自己人”的秩序。

原标题：《杨华 | “自己人”的纠纷怎么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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