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时间里的母亲

原创 小昼 极昼工作室

文 | 徐巧丽

编辑 | 周航

深色的不锈钢杯子，放在圆桌上，被推来又扯去。两端角力的是罗长姐和她65岁的儿子祁才政。

“吃糖茶咯。”搪瓷杯推向他。祁才政从木头栅栏伸出泥垢黝黑的手，捏住杯子，喝了一口，推给罗长姐。

“还有，再喝一点。”视力模糊，罗长姐往杯里凑近瞧了瞧，又推给祁才政。许久，他又喝了一口。

“再喝一点。”罗长姐继续催促着。

金行征拍摄这一幕时，想起自己母亲的唠叨。几小时前，他也目睹了罗长姐制作这杯糖茶的过程，砍柴、烧水，细细地敲被冻住的蜂蜜，每一步都凝结着一个母亲深沉的爱。

1974年，祁才政在部队服役，患上乙型脑膜炎，精神失常，失去自理能力，忘记了所有家人。罗长姐将他带回家照顾。那年儿子23岁，发病时年轻有力的拳头悉数落在母亲身上，短短一个月，打断了罗长姐的右手，打瞎她的右眼。

海拔1400多米的山顶，罗长姐就这样照顾了儿子四十多年，哪怕她也知道，儿子一直没记起她。前几年，罗长姐老了，她又将这份责任托付给了孙媳妇刘文芳。

刘文芳喜欢穿艳丽的衣服，戴金色有造型的耳环，在大山里这是年轻姑娘的专属喜好。她说话细声细气，眼神中带有某种羞涩。现在，这个还算年轻的女人正在照顾老去的祁才政。

母亲节上映的纪录片《罗长姐》呈现了这家人的故事，以下是导演金行征的口述：

栅栏里的儿子

进到罗长姐家第一眼，我就被震撼了。儿子被困在一个栅栏里面，在那走来走去，走到一边，他会亲吻那块木头，走到另外一边，靠一下另一块木头。我当时就觉得是一种表达，在表达某种爱。但没人能懂他，罗长姐也不懂。

最早，没把他关起来的时候，他天天打人，跑出去能打八个，周围小孩都怕他，也没有了人来往。后来关到阳台上，栅栏不高，但军队的纪律就让他不会翻过去。没人打的时候，他就打自己，一般是右手打右脸，把满嘴的牙齿都打没了。

只有部队生活在他脑子里留下痕迹，他的战友过来看他，说说话，他会有反应。现在他还会突然唱起军歌，边唱边扇自己巴掌。早期他还会踢正步走，我去的时候已经不太会了，他也老了。

● 罗长姐给儿子喂饭。图源视觉中国

当年，他给军区的司令当警卫员。有次去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执行完就得了脑膜炎。出事前一年，他刚订了婚。

罗长姐把他带回了家照顾，送饭给他吃，他会把饭倒翻，把碗打碎，你得重新给他打饭，洗澡也是，早几年就在罗长姐舀水的时候，儿子一拳把她眼睛给打瞎了。

罗长姐一直很细致，她喂儿子喝糖茶，用的不锈钢，因为搪瓷杯老是被打碎。她还知道给儿子加蜂蜜，要是在医院里，医生护士怎么可能一遍遍劝一个精神病人喝水？

那时候我就在想，一个母亲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对待一个儿子？

其实我那次去湖北，本来想拍吊脚楼，有一对80岁的夫妻在那儿住了一辈子。包车司机很无聊，问我拍这种老人有什么意思，我说我是拍纪录片的。他告诉的我这里有个叫罗长姐的老人，还挺有名的，照顾儿子好多年。我说那就去看看呗，也是顺路。

到她家之后，我知道她是一个“全国道德模范”，但你能告诉我一个“全国道德模范”是什么样子的吗？那一天我就决定，要把这个故事拍下来。那是2015年8月22日，我记得很清楚。

一直拍到2017年2月份，去了11次，每次拍一个礼拜。那时候到宜昌还没高铁，动车要坐17个小时，到镇上还要坐面包车，山上还是泥路，海拔1400米左右，比山下冷很多。也没有邻居，隔得都很远。这山上我感觉只有他们一家人。

种土豆、种玉米、喂猪、杀猪，他们每天都很忙。除了盐、米之外，几乎都是自给自足，镇子隔得五六公里，基本不去买蔬菜。那边主食是当地特色的一种土豆，个头小小的、圆圆的。

但二儿子喜欢吃米饭，罗长姐就用米磨成粉，发酵，再放点糖蒸，那边叫粑粑，他最喜欢吃。还有土豆碾软了，浇上肉汤。他还喜欢吃豆腐，她就会给他准备这些。

大儿子没有什么主见，不会去挑战罗长姐。罗长姐就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也承担了所有付出。我去的那一年半，从来没看到大儿子和二儿子有什么交集，只有身份证上是一家人。大儿子就是喂猪、杀猪、卖猪，大儿媳种贝母草药。

一开始，罗长姐和丈夫一起照顾二儿子。关到阳台的想法就是她丈夫想出来的。我去拍摄的前几年，她丈夫被大女儿接去500米外的家住了，两人没了来往。罗长姐就自己一个人照顾二儿子。

● 打不到人的时候，祁才政就打自己。受访者供图

自然的轮回

罗长姐的孙媳妇刘文芳四十来岁，那天穿件粉红色的短袖。罗长姐和她在削土豆，孙媳妇手脚麻利，土豆不一会儿就削好了一个，罗长姐不紧不慢地削着，开口还比较谨慎：“我考虑了很久，我年纪也大了，我想把祁才政交待给你。我觉得你心好，这样对他也好。”

我听不懂她们的方言，拍摄回去后司机翻译给我，才知道原来是在“交权”。

● 罗长姐和孙媳妇刘文芳削土豆。图源视频截图

我去的前几个月，工地上放炮，把罗长姐的大孙子炸死了。早在两年前，罗长姐就把照顾二叔的任务给了大孙子。大孙子小时候和罗长姐生活过，跟发疯的二叔也有感情。罗长姐跟他说，“你能把饭捣得足够烂、软，我就放心了。”

大孙子死后，罗长姐又开始照顾儿子。她还觉得，自己的儿子是能治好的。我拍摄了这么久，从来没见到罗长姐崩溃过，她是很坚韧的一个人。

罗长姐娘家在离五峰不远的地方，叫火峰。她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就姓罗，因为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就“长姐、长姐”地叫，就叫罗长姐了。

她眼睛被儿子打瞎之后，年纪也大了，越来越看不见，肯定会想后路。为了二儿子，她把政府每年四五万的抚恤金存下来，哪一天谁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她就把钱给谁。

“交权”那天，孙媳妇很沉默，嘴巴抿着，可能心里也有犹豫吧。我觉得，当罗长姐把任务交给她的时候，她就变成了下一个罗长姐。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罗长姐对儿子是有爱的，孙媳妇就是一个“好人”，如果我要拍第二部，以孙媳妇为题材，就叫“中国好人”。

儿子患脑膜炎的时候，罗长姐也是在孙媳妇这个年纪，四十多岁。如果说她们牺牲掉什么，应该是青春吧。农村人没什么爱好，但是孙媳妇是会打扮的，每天照顾二叔之前，她会对着镜子编麻花辫，金色的耳环随风荡漾。

在这里，我用了很多象征。早上起床，去地里干活，9点吃早餐，再去干农活，1点吃午餐，再去，5点吃晚饭，不断重复。重复构成了乡村生活的特质。春天埋下种子，秋天就结出果子，一遍遍轮回。还有他家的两头母猪，生小猪崽、长大。我第一天就想到动物性的母性和人性中的母性做对比。

她们和自然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罗长姐和我说，她在这里住了八十多年，就住在这么一个地方，哪一天哪只鸟飞过来她都知道。

光线与阴影

纪录片最后一个镜头是我准备关机收设备，无意中看到的。那天光线非常好，阳光下，孙媳妇披着艳丽的红色大衣，回屋子里换衣服，不一会儿她穿着一件更鲜艳的棉衣走了出来；而阴影里，罗长姐搀扶着门慢慢走回了自己的住处。

这个场景，是一种回归、传承。我当时拍到这个场景，就觉得找到结局了。

那是2017年2月份，罗长姐已经很老了。她把祁才政交给了孙媳妇。

祁才政是有反应的，罗长姐照顾了他四十多年，她和他之间是比较熟悉的。孙媳妇给他一碗饭，铁碗，他拿起来就砸地上了，孙媳妇就给他吃粑粑，他吃一半扔一半。一遍一遍拿，他喜欢吃，慢慢就不会拒绝了。就这样熟悉起来。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早上给祁才政穿衣服，罗长姐会看着儿子，但孙媳妇穿的时候，木棍中间就用布盖着了。孙媳妇最大的困难是给他刮胡子、洗澡。还有三月份桃花开的时候他发病，捶啊打啊。她也被打过。

孙媳妇是很朴实的一个人，我们拍摄的时候，她就一直在劳作，不会想太多选择。孙媳妇又有了一个老公，是隔壁鹤峰县的。两人算是搭伙过日子，没有领结婚证。现在两个人一起照顾二叔。

很多人问我说，孙媳妇是不是被迫牺牲的，那天我就问了她，她也老了很多，还是穿着桃红色的衣服。她说，之前二叔病倒后，自己（前）老公“借”给了他当儿子，老公一直管着他。她现在是给老公完成爷爷奶奶的心愿。她会把他照顾好，管到百年归山。我觉得在她眼里，照顾他就是一种自然的责任。罗长姐现在已经完全不管儿子了，全交给刘文芳。

前两天，湖北宜昌的首映礼前一天，我去罗长姐家又待了一下午。罗长姐现在已经完全看不见，听也听不清了，走路也要人搀着，但是精神还是很好。

● 罗长姐和导演金行征。受访者供图

看到这样的故事，你对人生、人性会有更多理解。为什么一个母亲的爱是无限期的、永远的？祁才政60多岁了，罗长姐还是叫他“宝宝”，跟照顾一两岁的孩子是一样的。

我的画面大都是暗的，罗长姐一直在阴影中。因为她告诉我这么多年是很苦的，她没有一天开心过。这次我们很多人一起过去看望，坐在她旁边，给她拍照，罗长姐笑了起来，她显得异常开心。她的一生中，这很少见。

● 罗长姐孙媳妇接受导演采访，回答为何接下照料二叔的责任。

原标题：《困在时间里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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