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制造的《少女哪吒》入围釜山电影节

《少女哪吒》的剧照

        旨在挖掘亚洲有创新能力的新人导演的釜山电影节的“新浪潮”竞赛单元，曾经是贾樟柯、刁亦男、蔡尚君等导演处女作的启航地。今年“新浪潮”评委会由曾凭借《一次别离》获得奥斯卡大奖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任主席，其他评委有韩国导演奉俊昊，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英国电影学教授蒂娜•罗达诺瓦，印度女演员/编剧Suhasini Maniratnam等。

        曾将《白日焰火》推介至海外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监制沈暘担任《少女哪吒》监制，导演李霄峰是首次执导筒，他曾在2007年与张元合作编剧并主演《达达》，也以Liar为笔名撰写影评。其他主创均是新人。监制沈旸和导演李霄峰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这些新人将为中国电影带来新的气象。

　　《少女哪吒》讲述了一对十六岁的闺蜜李小路与王晓冰在学生时代相互依恋牵绊，但最终在成长过程中越走越远的故事。李霄峰说自己最初看到“少女哪吒”这四个字时就被吸引，“感觉这是个很女性主义但是又很昂扬的名字。年轻，像是一棵生命之树刚开始仰望天空的样子。小说本身具备很硬朗的气质，我喜欢硬朗的形式。哪吒是个叛逆的神，电影中的少女是人，但人是有灵魂的，这部电影就是在真实和梦的缝隙里去找人的灵魂。”

　　该片经过7个月的筹备，在安徽芜湖拍摄了43天。沈旸曾于今年5月携《少女哪吒》10分钟片花在戛纳电影节作内部放映，受到业界好评。有看过该片的业内人士将《少女哪吒》定义为一部女性电影，作为男性的李霄峰则没有这样的性别意识。“我是拍完才发现自己可能拍了一部女性电影，但拍之前没想那么多。促使我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却是另外一些跟性别无关的东西，比如人物身上的漂泊感，还有一种现代性的冷漠感，很符合我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每个人都无所归宿。至于片中的两个少女，对我来说是两个年轻的灵魂。而性别是天然的，恰恰是本不用强调的。”不过，在人物的设置上，李霄峰还是有所用心，“从个人层面，我始终觉得女性是迷人的，也让我困惑；从社会层面，我相信一个社会的变化一定是女人先开始变化，无论是道德，还是精神面貌，你只要看到这个社会女人的样子，就知道这个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曾创造了文艺电影票房“高峰”的《白日焰火》监制沈旸表示这部影片之后也会在院线发行。对于票房，李霄峰表示并没有过高的期望。“人都是这样，一无所有的时候最有勇气，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拥有更多时就开始畏首畏尾。你要说我不担心，那是假的，但至少对这部电影来说，票房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只希望它能收回成本，对投资的朋友们有所交待。”

【对话】艺术电影就在于呈现“新”的大胆        

        李霄峰谈起对“独立”两个字的看法，认为“立”是核心，是精神层面；而“独”是环境决定的，要入世观察它的位置。《少女哪吒》如果说是一部“独立电影”，首先并不是它的样貌，而是它的资金来源与构成。“我作为新导演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往前趟，争取外部的支持。”

导演李宵峰

        沈旸在《白日焰火》之后立刻投入到了这部电影的监制工作中，至今也没有领取一分钱的报酬。

        比起上一部《白日焰火》中人命关天的尖锐矛盾，《少女哪吒》的情节看起来要平缓得多。直白来说，就是更“文艺”了。入围釜山电影节，对于饱含热情的年轻创作者是莫大的鼓舞，对于为项目从找钱到发行都“伤脑筋”的沈旸则有另一重思考。

沈旸

        澎湃新闻：《白日焰火》在文艺片里面算是票房非常成功的范例，但是和明星的加盟有很大的关系。这次完全起用新人，对于影片影响力上会不会有所担心？

        沈旸：事实上，明星在艺术电影里的功能更倾向于演员，而非具有市场定义的明星作用。《白日焰火》的成功主要是导演以作者的立场主动构建了一个看似佳构剧（well-made play）的电影，而且柏林两个大奖创中国电影纪录，又在一个媒体和产业最需要的时间节点发生，因此这成功是综合性的。对于艺术电影，导演仍然是创作和表达的主体。对于《少女哪吒》，不仅导演是第一次，而且，两位主演、摄影、作曲都是第一次。艺术电影，某种程度就在于呈现“新”的大胆和发现“新”的喜悦。

        澎湃新闻：单从独立制片的经验来谈，从第六代导演凭借拍独立电影崛起到现在，其间整个大的环境氛围是否有所改善？尤其电影产业在近5年的飞速发展对独立电影有什么样的影响？

        沈旸：2014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不仅为产业带来了高票房数据，也带来了很多新现象：票房大成功的影片在形态上越来越像媒介，已经离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越来越远。独立电影事实上是一种更尊重电影本体、更保护导演独立创作的融资和生产形式。如今在中国，一些拥有成功市场的导演及其制片人也采用这种方式操盘影片。但今天的环境中，坚持独立制片的艺术电影在这种大环境下一定有其艰难性。

　　一方面，市场的爆发式增长需要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在热钱涌入电影行业、市场数字虚高的同时压力同倍增长，市场压力下，大公司对于起用新导演、新演员甚至其他新的专业人才都会更加慎重。事实上，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不仅为艺术形态打开了新的可能，也为产业迎来新的生产力打开了各种可能性。国际上，法国始终对支持艺术影片和新人导演有政策性补贴。我们的电影产业发展越来越需要政策性的机制来鼓励新生产力出现，我们团队在具体运营中，一方面，主动从资金层面寻找与政策鼓励机制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一群志同道合的小投资人，出于对导演才华的信任和未来的期许，组成了一次小范围的众筹。尤其要感谢目前我们影片的这些出品方。

        澎湃新闻：这部电影立项于上海，其中不少主创都来自上海，算得上是一部“上海出品”的独立电影。上海近年来在中国电影的创作大潮中基本“缺席”，作为多年的本土电影从业者对这一点如何看待？

        沈旸：大家都知道北京做电影占有产业资源和行政资源，这是上世纪80年代大制片厂时代终结后的直接结果，1949年之前上海电影的繁荣，其实也正是占有了产业资源，以及相对宽松的拍摄审查环境，是市场主导机制下的繁荣。这些电影创作的生态都是不可复制的，上海电影要发展，一定得仔细盘整上海现在面临的资源环境和新的区位优势。事实上，上海电影并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悲观，至少还占有四大相对特有的资源，关键是如何利用这些独特资源，重新创造新的局面。

　　所谓四大特有资源优势即融资环境、国际合作的职业基础、最稳定且广泛的文化产品受众市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宣发平台。未来需要加强的是金融创新手段和促进、孵化生产力的机制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是模式创新，也需要政策性创新，所以，是机制创新。我所了解到的信息是，上海市政府及其相关主管单位都正在调研且拟推出系列政策，这些对上海的电影创作都是利好消息，而且，《少女哪吒》作为独立电影，在上海从立项到审批，在政府部门间的通过效率极其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