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在中国的腹背受敌：性的“医学化”与“病态化”批判

        有国际学者指出，“医学化”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医学通过它特有的思考方式、模式、隐喻、价值、机构和设置，对社会生活这个领域施加实际的或理论的重要影响。还有学者分析道，医学化的行为逻辑是：用医学的术语来定义一个问题，用医学的语言来描绘它，然后不仅用医学的框架来理解和解释它，还用医学的干预来治疗它。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就是有人把医学强行越界，强加于人类生活的整体。这不仅是学术上的错误，也是社会中的“犯规”。

        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医学标准支配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以后，就已经被“医学化”了，甚至是被“过度医学化”了。这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不仅个人的，而且整个社会的判定标准，都几乎完全归顺并臣服于医学，而人们自己的经验、领悟与认知都被彻底地贬低与排斥。结果，人被变成一个客体、一个对象、一个被动的物。

        医学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健康”这个话语在20世纪末被推出并被热捧。可是，人究竟要成为什么样，才能算作“健康的”？是医学定义上的“无病”或者“不会得病”或者“有病也查不出来”，还是社会意义上的“良好状态”，还是作为人类永恒梦想的“幸福安康”？尤其是，“健康”究竟由谁来加以判定呢？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 我行我素，还是双方互动与协商，还是符合社会规定即可？

        说到底，所谓的健康其实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符合社会对于“身体”与“生命”的硬性规定，只不过现在不是用习俗与法律来强求，而是用一整套医学的知识与话语来控制。虽然笔者从来也不否定医学中的自然科学的成分，也从不低估医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但是它一旦跨越了自己的学科界限，插手到人类的社会现象之中，那就是“医学化”，就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

        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从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一个范畴，而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比如一提到性，不是“性障碍”（阳痿、早泄、性冷淡等）就是“性变态”，而“性权利”与“性快乐”则荡然无存。最新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性成瘾”，在宗教传统深厚的地方，这种所谓“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打击一切性的异端的思想武器。

        “医学化”的认知，必然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比如对于同性恋、虐恋、恋物以及一切“性反常”或者“性偏离”的现象，都曾经被或者正在被“医治”，不仅是心理和药物的治疗，还常常被认为应该直接动手术。这样一来，手术刀就开始“移风易俗”了，甚至开始“改造中国”了。

        说到底，医学化其实就是社会试图通过医学的理解模式与治疗手段，来规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与实践，尤其是要剿灭一切异端。

艾滋病时代：性的“病态化”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医学化”与“科学化”为特征的性学（sexology）虽然作为一股“热”在中国开始流行，但是性学本身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在非医学界）。近几年来，另外一种社会力量却使得有关“性”的讨论更加主流化与合法化，这就是对于艾滋病的高度关注。官方和大众传媒都在鼓吹：中国已经进入了空前的艾滋病时代。

        所谓的艾滋病时代不仅是指艾滋病的增加，更是指随之而来的相关研究及其附带物正在爆炸式地增多。结果，当今中国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风俗画：一方面“扫黄”铺天盖地，就连网上和手机里的“黄段子”都几乎无处藏身；可是另外一方面，只要披上预防艾滋病的“虎皮”，就几乎百无禁忌，连肛门性交这样的话题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宣讲。因此，与艾滋病有关的“性”研究（包括再度成为热点的性教育、生殖健康等）开始进入主流文化。

        这虽然也应该被视为一种进步，但是这种对于性研究的表面上的开放，实际上潜伏着把性推向反面的危机：人们要么不许说性，要么只能从负面来说性。或者说，这种艾滋病时代已经把性给“病态化”了，也就是：仅仅把各式各样的病患与性联系在一起，却闭口不谈性的权利与快乐。结果，中国的性革命，刚刚把“性道德”的紧箍咒撬松了一些，马上又掉进了““性健康”这个大瓮。

        在这个大瓮里，性被强行与“高危”联系在一起的，属于被控制的对象。某些道德家们与某些科学家们联手，以艾滋病来恫吓大众，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性的存在合理性，甚至抹煞其存在的现实，巴不得人人无性，六根清净。正因如此，某些社会势力才大肆鼓吹所谓“ABC式的性教育理念”（最好是禁欲，其次是忠诚，万不得已才使用安全套），试图把“洁身自好”的道德观念规定为进行性教育的前提。

        还有些性教育的项目虽然并不公然提倡禁欲，但它们的立论基础还是对性的否定与规训，而不是积极地建设正面的“性福”。例如，有的机构居然在宣传手册的首页就写上“婚前性行为会导致艾滋病”，好像艾滋病病毒是婚前之性自己生产出来的。

        结果，性，而不是“无保护的性”，在艾滋病时代重新被妖魔化了。或者说，传统道德借助艾滋病来达到规训“性”（尤其是青少年之性）的道德目的。因此，所谓的“性健康”被建构为性的唯一内容和绝对的判断标准。“性权利”与“性快乐”则刚刚摆脱了生殖的束缚，又被“性健康”所淹没。其实说白了，这种所谓的性健康其实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性的专制。

        这其实是古老的“因果报应”的性禁欲的思想武器在当代被变相地应用。其行为逻辑就是：只准说性的风险，不准提性的快乐；把风险说得越大，才越能吓阻任何越轨。其思维逻辑则是儒家古老的“防患于未然”的无限制的推理法，就是把本来只是在某一侧面上存在一定可能性的风险，无限扩大为百分之百的、必然的、无解的危害，根本不顾“事物的发展必须有必要条件加上充分条件”这一生活常识。

        尤其是，性的“病态化”故意把性的健康与快乐、性的安全与享受、性的自卫与发展，都绝对地对立起来，搞得两者似乎是黑白分明、不可调和、非此即彼、只取其一。

        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中国人两个都缺，尤其缺少二者的和谐。这才是中国性文化在21世纪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也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

老根何在？

        以上描述了性的“医学化”与“病态化”的种种现象，但是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

        支撑着“医学化”的柱石是“生物化”的思维逻辑。它的大前提是：无论社会如何沧海桑田，人终究是一种生物；小前提是：生物的问题必定来自生物因素；其结论则必然是：生物学足以解释和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这种思维逻辑在历史上本来自有其道理。在人类认识自己的初级阶段中，为了避免无穷无尽的烦恼，人们只能把一切未知的与无解的问题，都归结为某种已知的却又高度简单化的根本来源。在原始时期是“万物有灵”，到后来演变为“生理本能”，其对立面则是“疾病”。君不见，直至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常常把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人与事都用一个词来形容：“有病！”

        从19世纪开始，西方自然科学蒸蒸日上，又给“医学化”和“病态化”带来一根“擎天柱”——唯科学主义的推理逻辑。其大前提是：人是物质的；小前提则是：物质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结论就必然是：人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其实都是违背规律的“反常”。这就给“生物化”开拓了发展空间。于是，好事皆为“本能”，坏事都是“变态”。接着，这又推动了“医学化”与“病态化”的战车滚滚向前，于是一切所谓的治疗也就都变成了“纠偏”。

        看清楚这种一脉相承的逻辑之后，相信读者就不会再误认为笔者批判“医学化”与“病态化”就等于主张“有病不就医”或者抗拒一切治疗了。

        “医学化”与“病态化”的危害主要有下列几种。

        第一是“越界犯规”，就是无视人的社会属性，硬要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类的一切。这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决定论，诸如神经内分泌、脑电波与脑构造、基因等等，几乎每一项生物学与医学的进展，都曾经被拿来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文化。

        第二是构筑自己的学科霸权。这就必然会排斥异己，打压其他的理念与行为模式，直接阻碍多元平等社会的诞生与发展。

        第三则是建立与巩固医学对于人的专制统治，而且日甚一日地试图全面控制人们的理念、思维与日常生活。这就必然抑制主体的欲望表达，尤其是会阻止任何一种不一样的欲望表达。毫不夸张地说，“医学化”与“病态化”的极端结果，便是缔造出一个可能没有病患，但是也没有人性的“机器化”的社会。

        第四个危害是“治疗万能论”，在预防艾滋病领域中则演变为“唯干预论”。这纯粹是把人当成小白鼠，把自己视为“开大药方”的救世主，把“干预”扩张为“拯救”，把医学扭曲成“灭火器”，把预防艾滋病的善事偷换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一战”。

        但是笔者最后必须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信奉“医学化”。反对“医学化”的人们，也并不仅仅是人文社会研究者，甚至不是他们首先开启的。是医学界中的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从单一的生物模式转向生物、心理与社会相结合的新模式”的主张，而且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医生的心。

        这也可以证明，“医学化”与“病态化”之所以荒谬之极，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违背了人文社会研究的立场与准则，更是因为它首先就背叛了医学的发展方向，造成了医学的故步自封甚至是“开倒车”。因此，首先揭竿而起的，恰恰是堡垒内部的“自己人”。

性在中国的腹背受敌

        以上所说的“医学化”与“病态化”，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笔者批判得已经够狠了。

        可是在中国，在被西医“医学化”的同时，性，还不得不在传统文化的“天网”中拼杀出血路，甚至比对抗“医学化”还要艰苦卓绝。

        以中医某些理论为代表或者为旗号的那种宣扬“滋阴壮阳”（尤其是壮阳补肾）的“养生之道”宣称，只要充分“滋补”，就会身强体壮，而且浑浑噩噩，全然不必思考什么生存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因此可以把它称为“苟活化”。

        近年来，以“养生”为招牌的“身体产业”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或者借助于这种“苟活化”的理念。其中不仅包括了对于身体的各种规训，更是渗透了上述“养生之道”。在五花八门的“气功”与“修炼”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苟活化”的内核。

        这就是“延年益寿”的千年梦幻，就是以贬低精神上的价值意义来换取肉体的苟延残喘。同时，这更是两千年来的臣民社会的无奈产物，只不过被现今的“屁民”给消费化了。

        这种“苟活化”的首要管制目标就是性，而且对性形成严丝合缝的天罗地网。因为“苟活化”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大前提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小前提是“劳色伤身”；于是结论必然是“万恶淫为首”（不仅指性关系，也指性生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仅仅在“传宗接代”这个唯一的意义上承认性的存在合理性，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把性生活视为长生不老的“克星”，因此才会生产出“房中术”那种“固精不泄”的种种性技巧。

        如此这般，直到21世纪的中国，至少根据笔者的定性调查资料来看，“惜命保精”仍然是部分男性逃避夫妻性爱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基本动力之一，就连部分女性也因为相信所谓的“阴气不可外泄”而“甘为活寡”。

        如此这般，“性权利”从何而来？“性快乐”何以立足？性的多元选择与自主发展又从何谈起？

        当然，上述的性的“医学化”、“病态化”与“苟活化”，究竟有多大成分来自“西学东渐”，又有多少来自“老树新花”？这两者究竟是并驾齐驱，是分而治之，是相辅相成，还是相生相克？这些问题亟待研究。

        尤其是，“苟活化”与中医某些理念是什么样的关系？它究竟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内化的？其衍生物及其作用又有哪些？与“医学化”相比，，它仅仅是一种文化特质，还是生命哲学与社会精神的分野？这些，恐怕才是更值得为之殚精竭虑的本土问题。

        （本文摘自潘绥铭、黄盈盈著《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第七章《健康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