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等浙商议“共富”：从财富创造者“进化”到财富分享者

“以前我也是穷苦人，是党和政府给了我勤劳致富的机会。我们要饮水思源，跟党走，办好企业、多交税、多解决就业、多做慈善公益。”浙商总会顾问、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用朴实的语言，阐述自己在“共同富裕”话题上的思考。

6月3日，由浙商总会指导，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主办的“共富理念与企业家方位——2021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圆桌对话”在杭州举行，活动围绕浙商群体与“共同富裕”理念的关系、实践、社会责任等话题展开。

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执行主席章丰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共同富裕是个宏大又质朴的话题，浙江、浙商是对这个话题有话语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为浙江改革开放第一主角的浙商正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最有力践行者。”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创造者“进化”成财富分享者，努力成为“张骞式”的社会企业家——这是现场企业家们达成的共识。

活动现场

浙商发展历程带有典型“共富”基因

浙商是全国人数最多、人均创业者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商人群体。浙江省省长郑栅洁4月26日在建党百年浙江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3月底，浙江共有各类市场主体816万户，按现有常住人口规模计，8个浙江人里就有1个是老板。”

“浙商量大面广的背后，体现出浙江的民营经济是真正的‘老百姓经济’——很普通，不起眼，但在市场力量推动下，最终聚沙成塔、滴水成河，迸发出势不可挡的生命力。在浙江，脱贫致富不是自上而下的行动，而是一场‘人民战争’。” 财经作家、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轮值主席胡宏伟在演讲中表示，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典型的“共富”基因。

澎湃新闻了解到，如今承载着巨额财富的浙商，最初有很多是底层贫困人群创业。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浙商中，80%出身农民，80%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以“南浙江”城市之一的温州为例，改革开放初，部分百姓的穷苦仍可用“令人震惊”形容。国家级贫困县文成当时曾作调查，称全县有104户人家卖儿、卖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口占全县的35%。正因为穷，正因为痛，温州民众看到改革第一线松动的光亮时，就蜂拥而上经商办厂，迸发出令人惊叹的活力。浙江的改革，是一场民众从贫困出发的绝地反击。

“我们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没有党给我们机会，我们还是穷光蛋。”宗庆后感叹。

宗庆后发言

“从利己出发的利他实践”

宗庆后表示，开始创业时，奋斗目标是自己和家人吃饱、穿好、过上好日子，完成财富积累后，观念渐渐变化，意识到发挥责任感和引领性，带动他人致富。

“我们年年为员工提高收入，月度奖金保底4000元，按利润比例增加，年底还发年终奖和干股分红，有特殊贡献的再发特殊奖励，还积极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宗庆后认为，让企业的发展成果与员工共享，是“共富”的一种形式。

此外，娃哈哈集团在老少边穷地区投资86亿元建立72家分公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累计慈善捐赠超6.5亿元，在全国援建23所希望小学；去年以来的防疫阻击战，累计捐赠现金及物资3100余万元……

宗庆后的共富实践是浙商群体的典型代表和榜样。胡宏伟认为，浙商在初期大多遵循了市场规律，或抱着自身脱贫的愿望，随着时代发展，一步步从“自发”走向“自觉”，带动其他地区、人群共同富裕，“从利己出发，但最终实践结果是利他。”

浙商“共富”路径演化至3.0

“不但要树立共富的愿景，更要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亭在演讲中表示。

刘亭发言

他认为，浙商应致力于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一是做大财富蛋糕，发展好浙江民营经济、生态经济、数智经济、人文经济四大特色主体经济形态；二是参与合理分配财富蛋糕，即“合法经营+照章纳税”；三是在确有余力和发自内心的情况下，多从事公益和慈善事业，担当更多社会责任。

圆桌对话中，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副总经理危刚、杭州菜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彩虹等企业代表，结合自身企业发展进行了交流。 

对话中，与会专家还总结出浙商的“共富”路径进化：1.0时期，通过开办企业、专业市场集群，为当地就业、税收作出贡献；21世纪初的2.0时期，开始出现工业园区形式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与“涌浪式”往外溢出；如今进入3.0时期，脱贫路上的互联互通，如通过数字经济拉动大山深处农副产品销售，将一个个远隔千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细胞连接起来，释放出化学效应。 

胡宏伟发言

“越来越多的浙商正逐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拥有者向财富分享者‘进化’，努力成为‘张謇式社会企业家’——这正是‘共富’坐标下浙商的方位所在。”胡宏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