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名人 | 喜爱花鸟虫鱼的生物学家张作人

原创 韦 泱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张作人（1900—1991）

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朱洗与生物科学读物》的小文，不意被现年86岁高龄的版画家张嵩祖先生看到。他高兴地对我说：“朱洗与我父亲很熟啊！”张嵩祖的父亲张作人，是我国原生动物细胞学及实验原生动物学的创始人与开拓者。张嵩祖虽然没有子承父业，但张作人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却对他的艺术人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2021年，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辞世三十周年。回顾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践行科学创新的路上。

自幼喜欢花鸟虫鱼

十岁考取襟江书院

张作人出生在江苏泰兴城南的一户书香人家，自幼聪慧好学。他的祖父张石轩曾任县官，父亲张倚毕业于两江师范学堂，精通英语和医学，中举人后赴京任官，返乡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徐州第十中学担任校长十余年。张作人的母亲一直在家务农，他从小便与弟妹在田间地头玩耍，对蔬果草虫产生了浓厚兴趣。

张作人主编《动物学活页教材》

在张作人4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识字、读古文。一次，父亲在一杯清水里放了些泥土，并故意把水搅混，然后问他：“如何能让水变清？”张作人犯了愁，不知该怎么办。这时，父亲让他放些明矾粉进去，很快水中的泥沉淀到杯底，水又清了。父亲告诉他：“这就是用科学方法来解决日常生活难题。”还有一次，父亲摘了一些野生花草让张作人临摩。没想到，一个5岁孩子的画，居然获得了邻居们的交口称赞。这更让张作人喜欢上了花鸟草虫。后来，张作人在祖父的指导下，读完了《古文观止》，又选读了《史记》等书籍。祖父喜欢看小说，他也跟着偷看完了《三国演义》，八九岁时，就能给小伙伴讲这些故事了。

很快，张作人到了上学的年龄。那时，泰兴县唯一的高等小学设在襟江书院里。书院里多是年龄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的秀才，再大点的都快三十岁了。年仅十岁的张作人投考，且一举上榜，轰动了全县。

书院里教作文的老师，是著名地理学家何桂庵。他有一次给学生出了道作文题，名为《游历可增长学识》。同学们大都从书上选一些古代名人游记，加以发挥说明论题。张作人却不然，他先写了自己游览附近的将军庙后，从碑文上获知庙的来历，又描述了庙旁的景观，以及城墙等建筑，最后写道：“我今天只在城内玩了小小一圈，在历史上、植物上、建筑工程上得到许多知识。如果我能周游全国、全世界，获得的知识将是不可限量的。”何桂庵看了他的作文后，大为喜悦，在卷面上批阅道：“取径独别，可造才也。”老师的“取径独别”四字，深深印入张作人的脑中，足足影响了他一生。

张作人14岁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江苏第一中学（今南京一中）。当同学们执迷数理化，抱怨“学生物有啥用”时，他却对生物抱有极大热情，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放学后还到处寻找蝴蝶、萤火虫等，慢慢积累了许多生物知识。每当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时，他都能对答如流，甚至融进自己的想法，因此经常受到生物老师的表扬。他们的博物学老师刘云鹄，是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刘云鹄带学生去钟山秋游时，会对一路上遇到的所见所闻，都一一加以解释，并教导学生，“在不同的事例上，要用不同的理论”。无论是拉马克学说还是达尔文学说，都无法解释所有自然现象。这让张作人后来即使功成名就，也不敢自立门派，仍坚持以自然界的规律，作为探索科学真谛的依据。

保送北京高等师范

幸遇两位地质学家

张作人几乎不费力气，就通过了江苏省教育厅的选拔考试，保送到北京，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复试录取，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专业道路。

1921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合影（前排左三为张作人）

一般大学博物专业有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科目，而北师高校博物部还设有地质学。张作人幸运地遇上了翁文灏和丁文江两位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地质学主讲老师，上课不用教材，边讲边在黑板上手绘图例，滔滔不绝如行云流水。他要求学生将授课内容及图示，记录在笔记本上，他再一一检查。当翁文灏看到张作人的本子时，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之后，翁文灏就对张作人特别关照，常带他去逛北京郊区，还边走边讲解，让张作人做记录。

有一次，翁文灏和张作人去了西山。走到一个低洼处，老师对学生说：“这里过去是河底。”见张作人疑惑不解，翁文灏继续说：“这里的石块都是圆圆的，没有梭角，一看就是水流长期冲击而成的，而且旁边的山峰上有明显的水漫痕迹，两边位置也在同一高度。”一番话让张作人感悟到，地质学与生物学一样，都须根据实地考察，加以自己的思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后来，翁文灏每次带全班学生作地质旅行，最后的考察总结报告都由张作人来执笔完成。

“五四”以后，应学生要求，学校聘请了丁文江来校讲学。当年，我国懂遗传学的人很少，教遗传学的老师更是不易找。而地质学家丁文江竟也是遗传学方面的专家。丁文江在第一堂课上，就对同学们说：“大家知道，我是学地质的，怎么来讲遗传呢？我不是教一些具体的遗传知识，这些你们看书就行了。我是来让你们懂得，如何获得遗传学知识的方法。”

丁文江告诉学生，遗传学有三个研究方向：一是实验生物学，二是细胞生物学，三是谱牒统计学。他说：“学科学，不可学别人的成果，而要学别人获取成果的方法。”丁文江的授课，让张作人茅塞顿开，从而引发了他对生命科学的思考。

1921年，张作人从北师高校顺利毕业。按当时教育部要求，学生所在地方政府可出资，安排其出国考察。就这样，在泰兴县府的资助下，张作人去了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彼时，日本开始学习西方，科学界也追随西方学者，很少有自创的理论。在日本没多时，张作人就感到，日本的课堂教材多是照搬欧洲国家的，缺乏联系实际的内容。与其这样，不如索性直接去欧洲求学！

荣获比、法“双料博士”

同朱洗堪称“双子星”

几个月后，张作人结束在日本的学习，提前回国。为筹措去欧洲的学费，他先后在淮安第九中学、海州第八师范学校，以及辗转到上海的吴淞中国公学、上海中学等校任教，还在上海大学、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兼课。他教的生物学，结合实践，深入浅出，很受学生们欢迎，常常挤满教室。如此东奔西忙，再加上省吃俭用，张作人才凑足赴欧洲留学的费用。

1927年，张作人游学欧洲的第一站是法国，学了一年法语后，进了比利时布鲁赛尔大学。他的指导老师叫朗尔曼，教的是“动物系统学”。这对张作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词。朗尔曼是国际著名动物学家，非常严谨、博学，他说：“从生物学、生理学到解剖学等分类学，只是机械地记录科学，只有进入到哲学境界的层面，才能融会贯通，这就是‘系统学’。”他使张作人认识到，以前在国内学的动物学是平面的，而系统动物学，是时间与空间上具有相互关联的立体动物学。

留学法国时的张作人

张作人的另一位指导老师叫白里安，是生殖生理学专家。知道张作人想研究遗传学，白里安就告诉他，首先要选择好研究的材料，有的材料一年一代，有的材料一月一代；如果用原生动物，在组织结构上是一个细胞，在生物功能上代表一个生命，而且饲料简单方便，繁殖也快，一天可传一代，可以天天做实验，这样得出的结论就较为可靠。导师的话，为张作人终身从事原生动物研究指明了方向。在白里安的辅导下，张作人采用原生动物草履虫做实验，进行遗传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培养液对遗传的影响》《棘尾虫分裂期间核质关系》两篇论文，一举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1930年夏天，张作人到法国奥斯科夫海洋生物学研究所工作，结识了誉满全球的原生动物学家夏东。别人说这位教授脾气古怪，可他对张作人却一见如故，亲切和气，常常带张作人做实验，一起下海涉水，采集原始标本作研究。后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期间，张作人写出论文《培养液中的细菌对草履虫繁殖的影响》，再次获得博士学位，由此成为获得比利时和法国“双料博士”的中国生物学家第一人。

这位夏东教授，对曾在法国留学的另一位中国生物学家朱洗十分敬重和佩服。朱洗与张作人同庚，先几年到法国留学，是第一个获得法国科学博士的中国生物学家，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37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生物研究所。张作人紧随其后留学法国，在生物学领域，两人成为我国获得法国科学博士学位的“双子星”。他们私交甚笃，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中山大学共事，1947年共同撰写出版三卷本《动物学》，成为该领域扛鼎之作，填补了我国动物学长期缺乏教材的空白。

1962年4月，朱洗在病重期间，对前去探望他的张作人说：“你的那部《原生动物学》写得怎样了？要快啊，青年人多么需要书看啊！”当年7月朱洗病逝，张作人没有想到，这就是朱洗给他留下的最后遗言。

耄耋之年光荣入党

1932年，应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罗宗洛的邀请，张作人回到落后贫穷的祖国，受聘为中大生物系教授，以“科学救国”为己任，一头扎进教学和实验中。因在学生中享有极高威望，张作人遂被校方任命担任训导长。40年代后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波及广州，中大师生积极投入爱国进步活动。张作人多次站在学生一边，为他们解释开脱。就这样，他得罪了国民党当局。1948年7月的一天，张作人被污以“阴谋暴乱、颠覆政府”的罪名，关进牢狱，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后经友人帮助出狱，随即避走香港。其间，越南、新加坡、美国等国的高校或机构，纷纷递出“橄榄枝”欲以高薪聘请张作人，他都不为所动。

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指示华东局教育部，尽快联系张作人，邀请他来沪执教。张作人辗转从香港经广州来到上海，担任同济大学教授兼动物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担任系主任，1954年创建上海市动物学会，担任理事长。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全国开展“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的群众性运动，作为学会理事长的张作人，经常与大家一起讨论，麻雀究竟是不是害鸟？张作人认为，麻雀与老鼠不同，不能人人喊打。他的想法与时任中科院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老教授薛德育不谋而合，三人常聚在一起讨论，并形成鲜明观点和充分论据。很快，全国第一篇不同意“肃清一切麻雀”的文章《谈谈麻雀问题》见诸报端。文章虽署薛教授一人之名，其实就是三人的合作之文。接着，报上又发表了《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意见》，署名张作人，也是三人思想碰撞的火花。

此两文发表后，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热烈反响，三位教授意犹未尽，再聚且论，集思广议，由薛教授整理执笔，又发表第三篇文章《再谈麻雀问题》，重申对麻雀要加强实地观察，要以科学态度来审视其利害。益鸟不仅是国家的自然财富，它们的存亡，关系到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不久，国家农业部门发文指出：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之后，相关的文件明确“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四害更正为“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张作人赢得了人们的称赞，1963年，他兼任上海自然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

1978年，他的《原生动物细胞核质关系研究》实验项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得重大科技成果奖。1981年，他的生物学研究成果《细胞质流对原生动物细胞核质关系的影响》，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同年，他创建中国原生动物学会，担任理事长。张作人以人工手术方法，在棘尾虫上获得正常的“双体动物”。这一研究成果当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许多国际同行认为，他的研究为探索生物奥秘开拓了新的途径，是“有价值的贡献”，先后有法国、美国、比利时、日本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来函，要求互换学术资料。

1984年6月，时年已84岁高龄的张作人，在华东师范大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作人执教六十六周年、九十周岁庆生会上留影

除了科研与教学，张作人还十分关注科普工作。他25岁就写出《化石》一书，作为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之一；1928年写出《人类天演史》，又与章熙林合著《古生物》；1944年在中山大学撰写《现代遗传学》《草履虫》《变形虫》等科普读物。直到1986年，他撰写出版《生物哲学》一书，从哲学角度阐述了对生命起源、物种形成、遗传与进化等生命科学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他一生科研思想的结晶。在序中，张作人预言：“二十一世纪是生命之科学的时代，如果想懂得生命的意义，必须了解生物体上全部物质和功能，以及其间全部的相互关系。……特别希望青年生物学工作者根据自己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从自然界获取知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作人受聘担任我国第一届动物学专业博士站博导。他带出的研究生回忆说：“张老80多岁年纪还经常到实验室来，指导我们如何求证课题、如何提取结果等等，堪称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的楷模和榜样。”

《化石》《张作人文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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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海上名人】喜爱花鸟虫鱼的生物学家张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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