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失败：澳大利亚生物技术产业集群的衰落

原创 来梦娟、杨张博 定量群学

解读文献

Gilding, M., Brennecke, J., Bunton, V., Lusher, D., Molloy, P. L., & Codoreanu, A. (2020). Network failure: Biotechnology firms, clusters and collaborations far from the world superclusters. Research Policy, 49(2), 103902.

导读背景

高技术产业因为规模效应、共享隐性知识、人力资本流动等原因，经常聚集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发展，如大名鼎鼎的硅谷。集群中存在多种类型的组织，主要为管、产、学、研、用，这些组织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非常适合使用社会网络进行分析。已有大量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产业集群进行分析，学者们经常选择的样本产业是生物技术和医药产业，如Powell等（2005）就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组织合作网络结构及其演化进行了详尽分析。该产业以创新为驱动，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点，产业中的组织类型和互动也较为复杂，如下图所示，主要包括公共研究机构(Public Research Organizations, PROs)、风险投资企业（Venture Capital Firms, VCFs）、大型企业（Large Companies）和专业技术生物企业（Dedicated Biotech Firms，DBFs）。

这次导读的文献正是以澳大利亚相同产业为基础，对Powell等（2005）经典论文理论的再适用。这篇文章追踪了2003年至2014年间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公司、集群和合作网络的动态变化，调查了澳大利亚公司克服生物技术产业三大挑战（融资、研发和产品商业化）的能力。结果发现：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公司采用了与世界其他超级集群中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相似的网络策略方法——“多重联系”，但却没有达到相同的“网络促进创新和创新促进网络的良性循环”的网络效果，而是走进了死胡同。澳大利亚专业生物技术公司与本地公共研究机构的合作在应对新知识创造和为产品开发筹集早期资金的挑战方面产生了网络效应，但没有为应对商业化挑战提供相应途径。本文通过深度描述性分析、网络可视化和统计建模，将这种“网络失败”与公共研究机构的局限性联系起来。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现有文献对区域集群的前景、远距离合作以及远离世界超级集群的网络的优势的研究结果是不切实际的。

问题的提出

产业主要以集群形式发展，产业集群是指属于同一产业的企业、研究机构、服务机构、中介机构等聚集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形成的团体，具有地理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和市场邻近性等特征。生物技术产业是基于生命科学技术的产业，受科学进步影响较大。专业生物技术公司在利用合作关系取得成功方面往往面临三个关键挑战：获取科学基础、获得产品的早期资金、将产品推向市场，其中每项挑战都需要与特定的组织进行合作。其中公共研究组织对应于新知识，风险资本对应于产品开发，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对应于商业化。为了应付这些挑战，专业生物技术通过“多重联系”与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形成组织间网络。

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非常成功。Powell（2005）绘制了1988年至1999年间波士顿和旧金山湾区的合作网络以阐明了两地生物产业集群的不同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绝大多数基于相关研究，建立了旨在模仿超级集群的政策框架。除了科学基础以外，地方集群还会面临其他各方面的不足。在地方政府干预无效的情况下，地方生物技术公司会积极寻求跨地区和国际合作，事实上区域集群在建立面向后期商业化的跨地区和国际合作方面往往也面临重大挑战。许多文献对远程合作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大多数文献关注的主要是远程合作带来的新知识的组合与创造，而不在于产品商业化方面。所以国际主义或多区位环境是否为集群提供商业成功的基础尚不确定。

20世纪80年代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基于他们的公共研究组织，建立了旨在模仿超级集群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他们将投资集中在研发上，并启动了三个新的专门研究机构。此外，还实施了一系列直接投资计划和风险资本共同投资计划，帮助企业在发展早期阶段的“死亡之谷”生存下来。就“溢出效应”而言，政府的这些活动是合理的，但却是有限制的和不均衡的。期间，一些研究对政府的活动提出了质疑。包括科学基础的深度，不发达的风险投资，政府政策的错误导向，以及与大型制药公司总部的地理距离等。政府活动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澳大利亚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前景仍不确定。

本文受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网络动态演化文献的启发，结合旨在促进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发展的多种政策，分析了澳大利亚的生物技术公司如何应对上述三大挑战，特别关注了它们在2003年至2014年之间的合作网络。

数据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在调查期间活跃的所有214个生物技术公司的数据，此外，还收集了不同类型的组织间合作的数据，特别关注了澳大利亚的三个主要生物技术中心，即墨尔本、布里斯班和悉尼。在研发挑战方面，因变量为专利申请；融资挑战方面，因变量为风险资本协议达成数量；商业化挑战方面，因变量为与大型制药公司达成的协议数量。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描述性分析、网络可视化以及纵向数据统计建模的分析方法。其中描述性分析主要包括对专业生物技术公司、伙伴组织、伙伴类型和地理位置的考虑；网络可视化主要考虑了成分、密度和连通性；统计建模中的统计估计样本由不平衡的面板数据组成，依赖随机效应来控制未观察到的异质性。对于第一个因变量（专利申请数量）使用广义估计方程(GEE)算法运行负二项面板模型，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因变量（与风险资本和大型制药公司的交易数量），使用逻辑面板回归。

研究结果

· 企业

上图呈现了2003-2014澳大利亚区域生物技术集群的总体分布。所有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都位于或邻近六个城市: 五个州的首都以及国家首都堪培拉，四分之三的公司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从2003年到2014年，澳大利亚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总体呈下降趋势，同时，与三项挑战相关的成功指标也遵循相同的大致轨迹。

· 科学基础

科学基础是生物技术集群出现和繁荣的先决条件。在澳大利亚，大多数专业生物技术公司起源于公共研究机构。总的来看，全国有146个公共研究机构通过不同类型伙伴关系与专业生物技术公司合作，公共研究机构与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本地联系超过三分之二。

随后，作者通过从墨尔本本地合作的数据可视化中移除公共研究机构来展示其在区域集群中的关键作用。当移除公共研究机构时，该网络图的连通性会随着本地网络分解为多个断开的成分而消失。在2014年，在没有公共研究机构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消失了。这表明公共研究机构是将集群聚集在一起的粘合剂，特别是几个主要大学是网络中联系最紧密的组织。

下表给出专业生物技术公司专利申请作为因变量的负二项回归模型结果。统计结果表明所有模型均具有高度显著性(p < 0.01)。模型1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和3增加了自变量。模型2显示，与来自公共研究机构领域的科学家合著的数量显著影响专利申请，但研发合作的数量没有影响。模型3引入了本地、州际和国际伙伴关系之间的区别，表明本地合著的数量显著影响专利申请。国内(地方和州际)金融联系也对发明性产生积极影响。总之分析结果强调了本地合作的重要性。

· 早期融资

在澳大利亚，2003年至2014年期间，早期融资绝大多数是国内现象，主要在本地和州际两级运作，很少是国际性的。早期金融渠道也呈现出多样性，但公共投资是一个主要渠道。如下图所示，作者进一步可视化了2003年至2006年期间，澳大利亚专业生物技术公司与国内金融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在整个时期，这些联系形成的网络很稀少，严重依赖少数几个关系良好的金融提供者。除了对风险资本的支持，政府机构还以直接投资的形式为早期产品开发提供适度的支持；此外，一些州政府也提供小规模的补助。但是这些支持和补助都呈现大规模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政府支持生物技术的制度逻辑进一步转向新知识创造，而牺牲了对早期投资的支持。

下表给出了生物技术公司是否建立风险投资交易的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统计结果表明所有模型均具有高度显著性(p < 0.01)。模型1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和3增加了自变量。结果表明，金融合作和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增加了获取风险投资的机会。此外，有公共研究机构背景的创始人和与国内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合作关系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 商业化

集群的后期开发和商业化依赖于与大型制药公司的跨地区联系。总部位于墨尔本的CSL是唯一一家澳大利亚大型制药公司。从2003年到2014年，CSL与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公司的合作从12家降至0家。因此，专业生物技术公司将注意力转向国际伙伴关系，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

下图给出了2003-2014期间澳大利亚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国际合作聚集情况。从2003年到2014年，澳大利亚65家生物技术公司（超过所有公司的四分之一）与大型制药公司建立了联系。虽然澳大利亚国际联系的比例从34%上升到56%，但大部分是与私人生物科学公司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合作，只有一小部分是与大型制药公司进行的。但是与国际生物科学公司和公共研究机构的联系为与大型制药公司进行交易提供了潜在途径。

在此期间，一些澳大利亚专业生物技术公司似乎处于突破的边缘，他们积极与总部位于不同地点的伙伴合作。然而，这些伙伴关系都没有兑现承诺。反过来，澳大利亚公司也没有发展成为大型生物技术公司。与美国集群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形成本地合作关系。

如下图所示，作者进一步可视化了2003年、2006年和2014年，澳大利亚专业生物技术公司与国际生物科学公司的联系。尽管澳大利亚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积极创建国际联系，但是与本地和国内联系相比，联系仍然较为稀疏。2003年国际联系的比例很少；2006年出现了一个主成分，但是主要呈现带状；2014年，主成分仍然存在，但包含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较少。此外，期间存在大量与国际生物科学公司没有联系的孤立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

表4给出了专业生物技术公司是否能够与大型制药公司达成交易的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中很少有显著的结果。国际关系的比例增加了与大型制药公司达成交易的机会。

讨论

本研究特别关注网络在应对新知识创造、获得早期资金和产品市场化这三项挑战之间的差距。澳大利亚的公共研究机构在应对前两个挑战时充当了主要角色，但在应对第三个挑战时却没有。总的来说，澳大利亚本地合作网络应对了第一个挑战，本地和国内合作应对了第二个挑战，但是这种本地和国内合作无法将本地和国内网络效应转化为进入市场所需的国际网络效应，而国际合作也无法弥补这一点。

本研究表明了澳大利亚生物技术集群中，公共研究机构作为 “弱核心”和与大型制药公司远距离合作的局限性。集群的成功需要我们关注能够缩小地理距离、扩大地方和国内组织的覆盖范围及其吸收能力的机构、设施和做法。但是在在澳大利亚长期的政策环境中，这些条件似乎不太可能出现。总之，本研究表明远程合作不能无缝替代地方合作的不足，人们对建立吸收能力和嵌入远程能力的战略知之甚少。合作不会自动转化为良性循环，可能会成为死胡同，造成集群的失败。

这篇文章结合了网络可视化、回归分析和政策解读，表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非常适合展示集群组织关系的结构和动态化。虽然分析的是澳大利亚的集群，但对现在国际竞争背景下我国产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为英语文化的澳大利亚尚且难以通过远距离联系获取成功，又何况其他国家呢？地理临近性所带来的隐性知识溢出等优势是非常难以替代的。

其他参考文献

Powell, W. W., White, D. R., Koput, K. W., & Owen-Smith, J. (2005). Network dynamics and field evolution: The growth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life sci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4), 1132-1205.

Yang, Z., Gao, S., & Yang, J. (2016). Emergence of biotechnology clusters: How prior structure affects formation of technology connections in Boston and San Diego from 1979 to 2006. 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7(1), 21-36.

导读人 | 来梦娟（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张博（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原标题：《网络失败: 澳大利亚生物技术产业集群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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