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日本如何隐匿731部队的细菌试验

【编者按】

731部队，是在抗日战争（1937年－1945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陆军在日本以外领土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满洲期间（1931年－1945年）犯下的诸多战争罪行之一。然而，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实施细菌人体实验及细菌战的罪行仍有许多迷雾有待拨开。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本书编译者历经十余年时间，搜集整理日本、苏联、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珍贵资料，以及中国细菌战民间受害者要求日本国家赔偿诉讼的法庭证言、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的审判判词等，这是目前为止关于日军731部队在侵华战争期间实施细菌战情况记录最为全面的史料集。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摘编部分内容发表。

731部队如何开始研究细菌武器？

1932年，在满洲“建国”宣言发布的4月，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成立了防疫研究室，室长为石井四郎。据《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记载：“防疫研究室从事国军的防疫研究，当然是属于医学作战业务的特种机关，特设在陆军军医学校内。其特设的背景源于昭和3年（1928），驻在海外的陆军一等军医石井四郎在考察各国的情势时，痛感我国缺乏相应的设施，是国防上的一大缺憾。昭和5年（1930）考察结束回国后，就向上司提出了我国防上的缺欠，建议迅速展开研究。此后，石井作为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在指导学生之余，利用空闲时间日夜进行研究。昭和7年（1932），在小泉教官的支持下，石井获得了上司的认可，于是在军医学校内设置了以石井为头目的研究室。”“随着防疫研究室的进展，石井军医身负选择应用实地之特命前往满洲，为防疫特务机关的建设鞠躬尽瘁。”

结果，军医学校在哈尔滨东南约70公里的五常县背荫河建立了研究设施。

这里的“防疫研究”绝不是单纯的“防疫研究”，实际上研究室从设立之初就以细菌武器实用性的研究和开发为主要活动。

1945年10月6日，同石井四郎一起进行过细菌武器研究的内藤良一，就日军生物战研究的历史对美军调查官桑德斯做了说明：

在这个领域，最初展开活动的是石井四郎中将，这要追溯到石井少佐去欧洲考察、返回日本后的1932年。当时正值禁止生化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签订，日内瓦会议实召开于1925年。以这时为起点，石井少佐考虑生化武器虽被禁止，但作为武器有潜在的威力。

于是，石井开始了被（国际法）禁止的细菌武器的研究。

曾在背荫河进行该研究的北条圆了在《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一书中这样记述：“当时我是陆军军医学校附，隶属防疫研究室。该研究室负责细菌战基础研究的使命。”

该研究室成立时，军医学校内实际已经设有负责防疫研究业务的“防疫部”，而“防疫研究室”是与它并列的，目的就是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和开发。

防谍：如何进行秘密实验？

部队用地选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地区，1936年秋命令当地农民迁出，开始在黄家窝棚和刘家窝棚耕地上施工。

本部栋与研究室栋（ロ号栋）由建设会社松村组负责，在ロ号栋的中央特设有为人体实验而关押收容者的特殊监狱（7号栋、8号栋）。为保守秘密，招募石井四郎家乡的人员进行施工，在利用地缘或血缘关系上真是花费了脑筋。

1938年作为第一建设班到达现场的荻原英夫，在1953年4月15日追记道：“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修建人体实验所的7、8栋。我们到达时入口和内部已经打成若干隔断，中间部分如同礼堂还没有间隔。7、8栋被3、4、5栋围在里面，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入口设有厚重的铁门，3、4、5、6栋的3楼犄角处，安装有照射到7、8栋的照明灯。围着7、8栋的3、4、5、6栋（瓦盖）以及3、5栋之间有相通的走廊（在4楼、砖瓦结构），宽约4米，用水泥涂抹四壁，3栋的楼顶有了望楼。我们到现场时，建设班的技工工藤告知我们，7、8栋的内部工程在本年末（1938年）必须完成，有关业务情况对部队的内部人员也不能泄露，谁泄露了要受到严惩。每天出入7、8栋的人员要向保密班（保守机密的组织）提供身份证明以及接受身体检查。木工、泥瓦工的头目必须把设计图交回保密班。我的叔父青柳是20人的工头，每天要向保密班报告出工人员、作业种类以及场所等。”

另外，哈尔滨宪兵分遣队也经常直接派宪兵到部队，进行部队保密工作，并对在部队内劳动的中国人进行防谍调查。

宪兵队在这里设置了两个组织，一是“协防班”，另一个是“协和防谍班”。

一个是在工人中组织的，秘密收买一些人作为他们的班员，负责调查在营区内工作的工人的思想、言论、劳动态度等。还有一个组织是协防班，设有8个分区事务所，由哈尔滨宪兵队平房分遣队和香坊区警察署平房驻在所共同管理。区长兼协防班的总班长，各分区的协防班长由分区长兼任。各村的村长要对管区内农民的言论、行为进行秘密调查。分区内设置的8个协防班，收买了27人，他们分散居住在平房屯、腰二道沟、义发源、正黄旗三屯，秘密设立了39个协防班。结果，班长以上的密侦就增加到60人。这两个组织的协防班在密侦活动中互相协助。

谁是知情者：都是上层人物，天皇也知道细菌战

对于日军的细菌攻击，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了解呢？

据井本雄男的日志，在1940年对浙江省进行细菌战的准备阶段，即1940年5月31日记载的“ホ号作战”，左侧署有参谋本部、陆军省、中国派遣军、关东军上层人物的名字，分别是参谋次长泽田中将，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富永少将，参谋本部作战课冈田大佐、高月中佐、荒尾中佐、原野少佐、谷川中佐、松前少佐，编成动员课那须大佐、美山中佐，陆军省次官阿南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少将，军务局军事课岩畔中佐、西浦中佐、松谷中佐、松下中佐，其他还有冈本大尉、原田大佐等。中国派遣军方面有司令官西尾大将、总参谋长阪垣中将以及本多中将、公平大佐、井本少佐、渡边少佐等。关东军方面有司令官梅津中将、参谋长饭村少将以及秦少将、有末大佐、中山中佐等。这些人都是参与作战的陆军上层人物。

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和立教大学讲师伊香俊哉，根据《井本日志》撰写了《作战日志中涉及的支那事变》，其中：

5月31日，上述成员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井本日志》中记述了为实施“ホ号作战”，即实施细菌战，井本表示必须同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上层人物联系，这是必然的。因为参谋本部的编成动员课和陆军省的军务局军事课，都是实施作战的重要部门。

此后，对一直持续到1942年的对中国的细菌攻击，《井本日志》中的记载表明，所有计划、准备、联络、实施、报告等都获得了参谋本部的指导和承认。

1940年11月25日，参谋总长杉山下发的“大陆指第781号”中，指出：“依据大陆指690号”，“目前正实施特种瓦斯实验”。“大陆指”第781号是依据“大陆命”第439号而下发的，要求在“11月末”前完成作战命令。

这里所谓的“大陆指”，是根据天皇下发的“大陆命”，由参谋总长发出的指令。

据明治大学副教授山田朗的研究，按照惯例“大陆指”是需要上奏天皇的，所以天皇至少是知道细菌战的指示的。

原大本营参谋濑岛龙三也证实：“陆军的命令被称为‘大陆命’，即大本营陆军部命令的简称，海军称‘大海令’，即大本营海军部命令，没有这些命令不得用兵，即使是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不经过这些严密的手续，也不得随便动用军队。”《东京新闻》战后50年采访班编《原大本营参謀の太平洋戦争·采访濑岛龙三》，东京新闻出版局，1995，第8页。

1941年对常德的细菌攻击，9月16日的《井本日志》中也记载：“三、ホ号的大陆指，发令”。

1942年在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攻击，5月30日的《井本日志》记载，石井四郎少将、村上隆中佐、增田知贞中佐、小野寺义男少佐、增田美保少佐等731部队和1644部队的干部5人被召到参谋本部，“由第一部部长传达大陆指及注意事项”。

以上可见，对中国的细菌攻击是依据“大陆命”，并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发作战指示的。

另据原大本营参谋朝枝繁春证实，1944年塞班岛被美军占领，日军守备队全部阵亡后，参谋本部曾讨论过是否夺回塞班岛，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为此向天皇上奏了使用细菌武器的打算，但是，“服部沮丧地说，没有得到裁可而归，这样，塞班岛就没有希望了”。

当时，军部虽然明知实施细菌攻击将遭到国际的谴责，却继续进行细菌战，这在井本雄男和陆军省医事课长大塚文郎的日志中都有记载：

对外国的非难谁负责任？医务局能够容易地制定进行攻防的业务，但需要制度的补充（进行卫生勤务的根本教育训练是必要的）。（《井本日志》1941年2月5日）

决定对英美作战（石井）——向军事课提出，多量攻击，先发制人，无须考虑国际问题。（《大塚日志》1943年11月1日）这段话的意思表明，石井四郎面对可能遭到国际的谴责而毫无畏惧，建议要先发制人、实施大量的细菌攻击。

如何应对调查：日方有秘密指示，隐匿731真相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两年，美国即注意到日本正在进行细菌研究，但经过持续的调查，到战争临近结束的1945年7月，美军情报部综合收集到的情报，认为：“日本尚没有在大规模的攻击中首先实施细菌战的意图，但是，在不被发现或被发现可能性极小的小规模攻击中曾使用。”也就是说，美国还没有掌握日军利用活体反复进行实验，以及对美国实施细菌战攻击的计划。

战争结束后，美国先后派出底特里克基地的桑德斯以及阿沃·T.汤普森中校前往日本展开调查。桑德斯陆续调查了日本军中的细菌学者以及陆军上层人物，然而，他们提供的都是虚假的证词，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坚持主张没有进行攻击性研究。显然，为了掩盖真相，他们事先统一了回答内容的口径。他们虽然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但是不难看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国家掩盖行为。

汤普森在日本的调查从1946年1月11日开始，在此两天前，GHQ和SCAP就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关于将石井中将带到东京的命令”备忘录，内中要求日方，如果石井在1月16日前没有到达，必须详细报告石井的下落和没有出面的理由，以及强制石井出面的时间。

可是，日本政府在1月16日竟回复称：“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毫未耽搁，立即用电报同金泽地区有关部门联系（听说石井在金泽），但至今没有回信。”第二天，即1月17日，又回复称：“东京牛込区若松町77号石井四郎将军家中来了电话，他已经返回自宅，但患了胆囊炎。特此通告。”

所以，汤普森是从1月17日开始讯问石井的。此后的5周时间里，在技术情报部部员D.S.埃里斯中将的协助下，汤普森对石井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讯问。

在讯问面前，石井隐瞒事实，拒不承认曾使用俘虏进行实验和大规模开发细菌武器，称在平房只是使用小动物进行了小规模的研究。

在此调查期间，苏军已经对满洲进行了封锁，同桑德斯一样，汤普森也未能到满洲现场进行调查。

另一方面，战争结束时任第十三军军医部部长的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被关押在拘留所里。1946年1月9日，美军用飞机把他带回日本。1月11日，S.E.哈瓦伊特塞茨和A.H.修威西典巴古（音译）两位上校对北野进行了调查讯问。

北野称没有将细菌武器作为武器的意图，在平房的研究只是使用了猴、鼠、灰鼠等小动物。对汤普森的讯问，北野继续隐瞒着实施细菌战的实情，回答称：“那样的实验是不能使用人类的”，“细菌战在《日内瓦议定书》中是被禁止的事情，是不被承认的行为”。

北野隐瞒事实的举动，实际是按照背后的指示行事，即告诉他如何歪曲事实的指示。这封指示信现存新妻清一的家中，是用陆军便笺纸手写的，内容是：

同北野中将的联络事项

1.“0”与“保作”绝对不能讲出来。

2.关防给的石井队长等还在满洲。

3.增田大佐排除万难单独返回，向“麦”司令部出头。

4.关防给的总务部长兼第四部长大田、第一部长菊池、第二部长碇、第三部长兼资材部长增田大佐，其他人调转或解职。

5.第一部负责研究，第二部防疫实施及指导，第三部给水实施、指导及资材修理，第四部制造、资材保管、补给等。

6.七、八栋乃中央仓库，田中班负责P研究，八木泽班负责自营农场。

7.“保研”除石井队长、增田大佐外，无人了解全况。因研究分工详细，又经常换人，他人只是部分了解情况，而且其目的也不得而知。

8.北野中将在任时，“保研”只是在前任的基础上进行了若干实验，没有积极进行，处于停止状态。、

9.“保研”没有上级指示，为了防疫研究的需要进行了一部分研究。

10.北野中将在任时专门从事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

上面暗语的“0”指的是实验用的“马路大”，“保”即细菌战，“作”是作战，“保研”指细菌战的研究。另外，把监押“马路大”的七号、八号栋说成是中央仓库，从事鼠疫跳蚤研究的田中班称作进行鼠疫研究。把八木班为研究植物破坏病菌的菜园说成是自营农场，这就是指示的实际内容。

前面提到，部队队员已经转业，指示的内容明显是告之要扯谎。第3项的增田“单独返回”也不是事实，对此部队撤退时许多队员都亲眼看见了。

第5项中，第二部负责“防疫给水实施及指导”也是假的。实际上，该部负责安达实验场的管理、实验的实施等事宜。

第8项也不是事实，从1943年到1944年，北野曾在安达实验场进行过炭疽菌和鼠疫菌的人体实验，伯力审判时，柄泽十三夫和古都良雄都证实了这一点。

另外，与前述井本熊男的日志对照，第9项也是假的。

新妻在去世前，曾对前来采访的共同社记者太田昌克说，上述指示共做了80份，如果新妻讲的属实，想是用来发给有关人员，以求口径的一致。

据新妻称，这份回答讯问的指示是他搞的，但是肯定经由政府有关人士而做出，如此认定决不牵强。

对石井的讯问，起到作用的是石井的长女春海。

在春海负责讯问记录的打字工作之前，由原参谋本部作战课服部（卓四郎）负责此项工作，此人曾参与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实施细菌战攻击的策划（据陆军省医事课课长大塚文郎的备忘录记载）。1945年12月1日，陆军省改编为第一复员省时，服部任史实调查部部长。1987年4月27日，记者西里扶甬子采访了春海，春海说：

最早接触石井队长的是GHQ的美国人，可能是汤普森。服部（卓四郎）参谋负责准备工作，他找来的陆军省的翻译マキ也来了，讯问的内容在打字后由我送到原陆军省大楼里。联络的事情完全由我进行，这是服部的命令，学会打字也是按服部的指示做的。

可以看出，政府方面也参与了汤普森的调查，731部队的相关人员相互联系，互相通气，共同掩盖了（731部队的犯罪）事实。

结果，汤普森拿出的报告同桑德斯一样，关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内容一点也没有涉及。

但是，有一点值得怀疑，即“日本关于细菌战的研究及准备，从各种情报源获得的情报看，很具有系统性，通过讯问情报提供者也得以证明，这说明情报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接受了日本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