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日“电波战”，如何用无线广播进行政治宣传

7月10日-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举办了“声音记录下的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个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兴起，它被称为“娱乐之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葛涛提出，“其实无线电广播的意义不限于娱乐，在政治统治上体现出更大的影响力。”

7月11日，葛涛以抗日战争时期日方的无线广播电台“大东放送局”为例，讲述战时日本如何利用无线广播进行政治宣传。

一家名为“大东放送局”的电台

葛涛介绍，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就已经意识到利用广播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性。1935年11月11日，日本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大使有吉明在致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报告中，呼吁在中国无线电广播的诞生地——上海设立由日本人经营的无线电广播电台。

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无线电广播电台？当时的上海“广播繁荣”：1935年前，经国民政府登记注册的上海电台总共达到四十余家，美国、英国、法国都设有自己的电台。可日本人在上海的广播电台却只有两家，这两家电台还在开设不久因经营不善而关闭。而另一方面，当时上海的日侨达三万余人，人数居于各国外侨之首。

更关键的是，此前的一·二八事变令日本当局意识到，他们亟需一种迅捷、高效的“方式”向旅居上海的日侨宣传日本当局的政策：中日危机一旦爆发，日侨社会能因此稳定，并积极支持日本军方的行动。

于是，建立一家以日侨为主要受众的电台就提上了议程。出于成本考虑，日本外务省最后议定在上海直接收购位于公共租界内、原本由美国人经营的XQHA电台。1936年8月，电台收购宣告完成。不久，该电台正式命名为“大东放送局”。

大东放送局由日本外务省主导，葛涛说，当时日本外务省管资金、陆海军当局负责安全支持、逓信省（战后改名为“邮政省”）提供人员、设备，还有日本放送协会“盯着”电台的具体落实，可谓“多管齐下”。

国民政府的阻挠与“电波战”

不过，大东放送局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先是遇到了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阻挠。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民营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所有民营电台都需要进行登记，且不能播报时政新闻，若要播报时政，只能转播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消息。

日方一看，便以治外法权为依据，答称《民营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并不适用于日本人。但僵持到最后，日本外务省考虑到电台毕竟设在上海，还是命人前往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报局申请许可，以避免发生进一步的摩擦。不过在时政新闻的播报上，日方并未做出实质性让步。

到了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大东放送局一跃成为日本在华东地区实施广播宣传的支柱之一。按照日本当局的意图，大东放送局用日、英、中三种语言全力播送同盟社电讯及其他时局消息，并为此增加了播音次数。

葛涛分析，大东放送局旨在通过此举消除对日本不利的“谣言”，稳定日本侨民的人心。

当时，中日双方除了利用电波进行宣传战时，还利用电波干扰对方的广播。日本方面干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宣传广播，国民政府也对大东放送局的广播进行电波干扰。双方打起了一场“电波战”。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局势骤然紧张。大东放送局所在之处遭到中国军队炮击，也曾中断播音。考虑到无线电广播在战时宣传中“功不可没”，日本军方决定大力支持大东放送局恢复播音，同时陆军也开始筹划设立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广播电台“大上海放送局”。葛涛说，大东放送局与大上海放送局在风格上虽存有差别，但宗旨却是一致的。

播放内容特征与“上海话新闻”

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广播电台也被日方占领了。大东放送局的宣传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日侨，而扩大至沦陷区内的中国民众以及其他外侨。

1938年7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高信六郎在向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提出的关于“中支那放送事业”的报告中指出：“基于对支那宣传工作的需要，中支那的广播事业通过设立大上海放送局、强化大东放送局，以及设置日本电信局一千瓦短波发射装置等措施，努力应对事态的变化……为了加强对支那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对占领地区内的支那民众、华侨进行指导，痛感有确立根本性的中支那广播计划的必要。”

葛涛也对那时大东放送局的播报内容进行总结：一是宣扬日本军队的战场优势；二是强调中方抗日内部矛盾重重；三是强调“大东亚同文同种”。偶尔，也会涉及商品价格等民生内容。

比如，1939年2月9日大东放送局的播报内容有：“国民政府之暴举、各国须速在理上承认西班牙国民军政府、沪失业者统计在三十万以上、京难民收容所定三月底解散、日谢恩会会长将来华游说、两失踪德人已生还、维新政府决定加强外交阵容、日空军猛袭贵县钦州、传于学忠将率队归附吴佩孚”；

而2月10日的播报则含“日机炸甘肃省平原固原、西共和政府领袖遂坚决主张媾和、德通令全国后备兵入伍训练、日军海南岛登陆状况、日进攻海南岛切断党军武器运输路、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后重庆政府慌张之至、日军在海南岛登陆桂党军异常狼狈、蒋政权指导阶级一面切望和平一面仍依靠欧美”这些内容。

在播放语言上，葛涛提出大东放送局的新闻节目中有一档“上海话新闻”。（当时大东以四种语言播送新闻节目：日语、上海话、英语、俄语）。以1938年9月为例，当月分别进行日语、英语、俄语新闻广播60次，即每天两次；上海话新闻广播30次，每天一次。从播放时间上看，日语新闻广播的时间总计8小时12分，上海话新闻广播的时间总计5小时5分，英语新闻的时间总计11小时5分，俄语新闻广播的时间总计8小时56分。换言之，上海话新闻广播的时间最少。

那么这些“上海话新闻”对日侨、上海人带来哪些影响？葛涛告诉澎湃新闻，“上海话新闻”的目的显然是针对上海民众进行具有引导性的时事宣传，然而它的实际效果却极为有限。“在日伪统治时期，虽然对于无线广播电台的设置及播音内容等实施了严格的管制措施，但上海各类无线电台仍极为活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各具背景的‘地下电台’，它们的播音令日伪头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