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熙：他曾奠基核化学，创建研究生部，也曾弹钢琴、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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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芯报道工作室 李春平

上世纪80年代，核工业研究生部的教室里，从全国各地来的核科研人员济济一堂，正在举行英语进修班的结业式。他们的老师，年逾古稀走上讲台，没有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却用纯正地道的美式英语深情咏唱了一首《雪绒花》。

歌声悠扬，感人肺腑。“小而白、洁而亮、永远祝福祖国”的雪绒花，正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核工业功勋人物汪德熙的内心写照。70多岁的他当时担任核工业研究生部主任，连续三年亲自授课。结业式上唱《雪绒花》的一幕，让学生们看到了这位科学家在学术之外的精神世界。

▲汪德熙

化工变“武工”

冀中根据地炸药水平突飞猛进

看汪德熙年少时的照片，面容俊朗，眉宇之间英气十足。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生逢乱世，把治国的热情与抱负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1929年，汪德熙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靠着同乡借款才筹到学费。1931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化学系。求知若渴的他，每次在图书馆都要等闭馆铃声响最后一次才离去。

汪德熙在清华修了一门热力学的课，授课老师是培养出多位著名科学家、有“大师的大师”之称的叶企孙。这门课大考时有道难题，汪德熙会做，但因写错了一个加减号而得出了错误结果，被叶企孙批评并扣分。这件事对汪德熙触动很大，也因此和老师叶企孙熟悉起来。

“七七事变”后，冀中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非常缺乏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物资。八路军用缴获的一批氯酸钾制作炸药，但是炸药在屋顶翻晒时，连人带屋子都被炸飞了。叶企孙的大弟子、清华物理系毕业的熊大缜在根据地担任供给部部长，希望找懂化学的人来支援，就找到老师叶企孙。叶企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汪德熙。

1938年，从清华毕业后本在北平中国大学化学系担任讲师的汪德熙，在叶企孙的动员下离开北平，扮作传教士进入根据地。

汪德熙去冀中是瞒着家人的，自称去天津教书，叶企孙每个月给他家寄讲课费，所以父母一直没有怀疑。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汪德熙和战友们与留在北平的教授们写英文信联系，解决了冀中根据地高性能炸药研制中的多个重要问题。

几个月内，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制作水平突飞猛进。1938年9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等人带着用电雷管遥控起爆的地雷，在保定以南的方顺桥铁路进行了试爆，威力强大，成功炸毁一列日军军火列车，引起轰动。这次行动中，为了教会其他人操作流程，确保任务成功，汪德熙亲自上阵，当了一回武工队员。

1938年底，冀中根据地的炸药研制已经打开了局面，汪德熙任务完成，决定离开根据地去深造。在他看来，继续完成学业，对国家用处更大。

翩翩少年不止是“理工男”

旧中国连肥皂都不能自己生产，所以叫做“洋皂”。汪德熙选择学化工，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学化学课上，他知道了发明“侯氏制碱法”的侯德榜，下决心也要做一个实业救国的人。

1940年秋，清华大学恢复了赴美公费留学的项目，汪德熙以最高分数，考取了在中国仅有一个名额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专业，并在1941年登上西渡海轮。

四年半后，汪德熙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化工系做博士论文前要先通过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考试，考试难度非常大，他成为唯一通过考试的外国学生。

这位翩翩少年不止是个“理工男”。学习之余，汪德熙弹得一手好钢琴，会拉小提琴、吹黑管。留学第三年他凭借一篇出色的论文得到了1000美元的奖学金，用来买了一架旧钢琴。国内当时缺乏钢琴调音师，他又买了一套钢琴调音工具，自学了调音。这套调音工具他带回了国，一直保存下来。

在美国，一批中国留学生组成了合唱团，汪德熙因为嗓音好，被推为领唱。来自祖国的歌曲，随他们走进了很多大学的礼堂和音乐厅。他们演唱最多的曲目，是《义勇军进行曲》和《长江船工号子》。

“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

有一次，汪德熙的哥哥要给他介绍对象，对方是一位搞音乐的女生——后来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按说是趣味相投，不过汪德熙没有同意，他和哥哥说，“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

那是出国以前，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汪德熙到一位老师家里去做客。大家在客厅聊天，汪德熙不太感兴趣，就自己走了出来，到别的房间去找书看。

他推门走进一个房间，发现一个女孩已经在里边，两人聊得很愉快。汪德熙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开玩笑说：“我一开门进去，哎哟一个大姑娘，梳着个大辫子，我想这可比找书有意义多了。”

这个女孩名叫吴云，两人初见时她还在读高中，后来考上了四川大学，同样学的化学。而汪德熙去了美国留学。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两人幸运地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等汪德熙从美国一回来，他们就在上海结婚了。

本想回国办工厂，无奈只能当教授

留学期间，汪德熙心里非常明确，学成要报效祖国。他本想践行实业救国的想法，回来办工业，但没有人出钱支持。1947年，他回国担任南开大学的教授。

5年后，因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汪德熙来到天津大学担任化工系系主任。这个系在汪德熙手上从零开始创建，后来成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学科。在这里，他还带领团队研制出聚酯玻璃钢，并用来制成小汽车的外壳，属于国际首创。

1960年，国家一纸调令，汪德熙被调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汪德熙起初并不想放弃之前的科研方向，他和天津大学一位副校长一起来到二机部总部，到了部大楼，听到的是“什么都不要说，马上准备过来”。

汪德熙就此踏入核工业，成为我国核化工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一年，他47岁。

“好像缺个厕所”

到核工业不久，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找汪德熙谈话，问他对核工业的想法。汪德熙说：“我觉得好像缺个厕所。”

旁边一位副部长插话说：“看，内行来了吧。”汪德熙的回答不仅幽默，想法更是极具前瞻性。他所说的“厕所”是指后处理。在核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汪德熙已经考虑到未来要面对的后端问题。

汪德熙能提出这种见解，与他广泛的学术涉猎密不可分。儿子汪华回忆说，父亲自费订了很多国外的期刊，还经常到王府井的外文影印书店去购买国外杂志书刊，以及时获取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此前留学期间，麻省理工学院要求学生掌握两门外语，其实中文已经可以算一门外语，汪德熙再学一门就行了。但他却一口气把德语、法语、日语全学了。后来，阅读这几种语言的专业文献，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

在天津大学的时候，汪德熙虽然也很忙，但有时星期天还能陪家人去公园走走或是到俱乐部游泳。到原子能院后，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他参与原子弹研制，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忙于工作。

当时，关于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存在争论。一种是沉淀法，有苏联经验，可靠性不容置疑，但是不能连续运转，经济性自然不好。另外一种是更先进的萃取法，苏联曾对其进行过试验，遇到问题后放弃了。

为了进一步论证，汪德熙带领调查组走访了十来个有关工厂和科研单位，得出了萃取法更先进的结论。试验成功后，后处理厂节省投资3.6亿元，节省不锈钢上千吨。

核工业研究生部的创建元老

与老师叶企孙一脉相承，汪德熙为国家思虑长远，他在科研攻关的同时非常看重人才培养。上世纪80年代，汪德熙忧心核工业人才断层、后继乏人，与王淦昌、戴传曾等联名给核工业部领导写信，建议创办核工业研究生部。

为此事汪德熙跑部里，跑国家教委。1984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上，他写了一个纸条签名交了上去：“现在我们有条件在原子能研究院办研究生部，国家教委不同意，不知是何理？”

核工业研究生部办学初期，条件艰苦，只有几栋破旧房屋、满地荒草。汪德熙四处奔波，从设备到教师，从制度到教材，都亲自过问落实。学校终于在1986年底初具规模。

汪德熙亲自教授化工热力学，所用的讲义与习题都是自己编写并反复修改。为此他曾一连数天在家中熬夜，累出了急性斑秃症。

▲汪德熙在实验室

他的手书飞快，一般人难看懂，但是夫人吴云都认得。所以讲义都是吴云替他整整齐齐地誊写出来，然后汪华一大早骑车到核工业研究生部，按照学生的人数复印好，在课前发到每个学生桌上。“父亲不是心血来潮就建个学校，而是觉得一定要好好培养这些人。”汪华理解父亲的用心。

那时年事已高的汪德熙，身体还很好，每天骑着一辆油漆斑驳、看不出牌号的自行车，挤在上下班的人流中。

原子能院北区的大阶梯教室，有时会突然挤得满满的，有人还站着听，都是来听汪德熙做报告的。汪德熙嗓音洪亮，讲的内容充实又新颖。

为做学术报告，汪德熙晚上在家里翻译资料、准备讲稿，吴云帮他誊写文案、做幻灯片。有一次做有关冠醚的学术报告，准备资料忙不过来，女儿汪援也帮着一起画幻灯片。

汪德熙鼓励研究生部的优秀学生出国深造，并积极为他们写推荐信。凭借他在学界的声望，只要有他的推荐信，学生没有被拒的。

看着养的猪被宰杀而落泪

汪德熙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文革”期间，他先被关进牛棚，后来又被拉到湖北的“五七干校”跟队劳动。花甲之年的他整天下田干活，不顾水田里的蚂蝗吸血厉害。那时候吃的也不够，而更难受的还是精神折磨。

汪华也跟着下放了，不过当时还是小孩子的他不懂艰苦。而汪德熙后来在家人面前谈起那段经历，只说：“很好呀，对我的身体是一个锻炼。”

这种“不改其乐”的心态，来自他的个人秉性。当一个人的心胸足够开阔，就有着抵御扰动的强大能量。

汪德熙在干校时做的一个工作是养猪，煮猪食、给猪洗澡、打扫猪圈，将猪养得白白胖胖。那时他不能和别人说话，就和猪交流。宰猪时有肉吃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汪德熙却躲在猪圈里，看着猪被宰杀而伤心落泪。“心地像婴儿一样纯粹”，这是家人对他的评价。

“从没见过他板脸生气的样子”

女儿汪援说：“小时候我们一点儿都不怕爸爸，从没见过他板脸生气的样子。”有一次，汪德熙抽出时间来给孩子们讲故事，那天还有对门邻居家的几个孩子，四五个孩子紧紧围着他，最小的一个甚至骑到他的脖子上。故事是关于小动物的，汪德熙活灵活现地模仿着小动物们，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汪援的集邮爱好也是受父亲影响。她照着父亲的流程来做：从信封上剪下邮票，泡在水盆里；当邮票从信封上脱落下来，就把它从水中捞起来，贴在镜子上抚平；邮票干了，就把它收藏在邮册中。

音乐是汪德熙的另一片心灵旷野。他曾说，一个人总有不顺的时候，音乐能帮助你把不好的情绪弃掉，起到调节作用。

在汪德熙的一本论文集中，前面都是科研论文，最后一篇却是关于音乐的。他闲暇时会弹上一曲，最喜欢弹的是《致爱丽丝》和《土耳其进行曲》。他还曾在原子能院的大礼堂舞台上演奏过自己改编的钢琴曲《长江之歌》。

▲汪德熙在家中弹钢琴

汪德熙收藏了大量的唱片，常在家中播放，这些曲子深深留在了汪援的记忆中：“当我听到这些熟悉的乐曲时，常会勾起对父亲的思念。”

曾有段时间，原子能院生活区的高音喇叭每天早晨6点半开始放广播，广播开头是一段汪德熙弹奏的钢琴曲，而后才是报纸摘要。优雅、清新的曲子，将人们从睡梦中唤醒。

“国家汽油这么紧张，叫车多费油啊”

不管晚上忙到多晚，汪德熙早上都是6点起床，按时听新闻、看报纸，生活极其规律。他做事时精力非常集中，这也令家人记忆深刻。星期天放假在家，汪德熙往往是一直在看资料。小孩子就在旁边吵啊闹啊，“打雷都影响不了他”。

汪德熙在2006年离世，家人给他整理遗物时，发现抽屉里有不少出差的机票没有报销。在办公室，钞票被他随手夹在书里，充当书签。

但对国家的钱，他又“抠门”得厉害。一次，汪德熙夫妇从市里回位于郊区房山的原子能院，被熟人看见在挤公交车。

汪华知道后非常心疼，“他们这么大年纪挤公交多危险哪”。汪德熙那时已评上院士多年，德高望重，无论在核工业研究生部还是原子能院都可以叫车用，属于应有的待遇。汪德熙却对儿子说：“现在国家汽油这么紧张，从单位叫车过去接我们多费油啊。”

他眼中的付出与回报

汪德熙对学生一向亲切，然而有次在家见一个研究生，脸色却不是太好。学生走后家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个学生付出的和想得到的不太相符。”他的意思是，这个学生提的要求多，但是为国家付出却不够。

如果有一杆“付出”与“回报”的秤在汪德熙的心里，那么这杆秤必定是重重地倾向“付出”那头。他走过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攀爬上科学的高峰，漫步在艺术的原野，精神世界之深远丰富不可想象，而他把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有脊梁，当是这般模样。

策划 | 杨金凤

编辑 | 邢泓琳 宋涵宇

原标题：《汪德熙：他曾奠基核化学，创建研究生部，也曾弹钢琴、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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