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哈佛教授平克：人类正远离暴力，但媒体却在放大恐怖主义

在售出30多种语言版权、席卷欧美各大畅销榜、被全球100多家重要媒体跟踪报道之后，《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的中文版终于在国内上市发行。

该书作者、现任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的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继乔姆斯基之后的语言天才”，能写论文、能写畅销书、还经常登上TED的讲坛。

该书主要观点为，“无论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相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

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以上百幅图表与地图以及大量数据和资料为辅，平克将人类从暴力中后撤的历史归纳为六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以千年为尺度的“平靖进程”，在人类从无政府自然状态过渡到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的转变过程中，暴力死亡下降到原先的五分之一；

第二个过渡期历时500多年，伴随着分散割据的封建小邦整合为中央集权的大国，暴力在支持商贸发展的架构中明显下降，其中欧洲国家的凶杀率在这一阶段下降了90%-98%；

第三个变迁跨越了几个世纪，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系统地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人道主义革命”；

第四个变迁始于“二战”结束，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死亡也只是几十年前的一个零头；

第五个趋势是，自1989年冷战结束，各种武力冲突——包括内战、种族清洗、恐怖袭击、专制政府的对内镇压，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下降；

最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人权时代的到来，人们不但培养起反战的倾向，而且对较小规模的暴力侵犯行为——比如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的暴力侵犯和虐待动物等——也越来越反感。

平克的理论背后，是上百幅图表与地图以及大量数据和资料。图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

为什么会出现这六大趋势？平克指出，人类的“本性”更多取决于文化而非生物特性。在《思维如何工作》（How the Mind Works）、《白板》（The Blank Slate）、《思维的原料》（The Stuff of Thought）等此前的著作中，平克多次讨论过进化如何塑造人脑的基本模式，进而影响人类的认知和感情功能；而在本书中，平克表示，历史进程给了人们暴力的倾向，即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意识形态这五大“心魔”；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四位“善良天使”（移情、自制、道德感、理性）；而人类的物质环境和文化影响，决定了到底是“心魔”还是“善良天使”占据上风。

平克显然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真诚地相信，政府组织、识字率、商业和都市的文明进程，所有这一切让人类生活在一个日趋良善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正渐渐有能力控制自我的冲动，发挥理性的力量，抵御暴力的诱惑，并开始揭露那些毒害人心的意识形态。

平克在书中引用的1640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死刑率的数据图表。

而即使很多人没那么乐观、并不同意平克的判断和结论，也无法否认《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一部开卷有益、难得一见的好书。在该书中，平克展现出无比强悍的学术功力，整合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法律制度、经济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他时而如贾雷德·戴蒙德附体，讨论起黑猩猩与倭黑猩猩的区别；时而如本杰明·斯波克再生，解释父母为何不应该打骂自己的孩子；在摆数据列图表时，他轻松玩转频率、量级、冥律分布等统计学概念；在分析人性中的暴力因素时，又亮出人脑的结构图，就“眶额皮层”、“杏仁核”、“下丘脑”侃侃而谈……不仅如此，平克还知道如何用适时的调侃和幽默来减轻读者的阅读困难，让这部长达800多页的巨著还不算太“难啃”。

而站在等身著作之后的斯蒂芬·平克本人，有着鲜明的个性魅力——齐肩的卷发，深邃的眼神，犀利的言谈。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抨击“大众媒体”，斥某些重要的人文社科论著为“愚蠢”，对自己的观点表现出不加掩饰的自信。

澎湃新闻：首先，问一个小问题。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但在这本书中，您用“天使”这个词来形容人性中的良善成分。为什么？

平克：哈哈，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如果我说“太阳每天升起”，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当然，中国的读者也许不太熟悉“善良天使”这个用语。它其实是个在美国很著名的典故。林肯在他的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讲时，用“善良天使”这个词来形容人性中会促进合作和和平的部分；事实上，当时林肯特意将国务卿为他起草的“我们国家的守护天使”这句话改成了“我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澎湃新闻：您的这一本著作，不但展示了您广阔而渊博的知识，而且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那些跨学科的、源于不同学术传统的方法和路径简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这当然可以显示您的学术功力，但您不觉得，这样一来，会给读者设置过高的阅读门槛么？

平克：那是因为我研究的是“暴力”。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你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方法或路径去理解。

首先，我们需要定量研究，因为数据对于理解历史的进程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要知道，一般人脑对于概率和走势的理解，其能力之低，简直令人发指。举个例子，你们媒体热衷于报道那些令人很容易产生情感反应的消息，比如一条鲨鱼攻击冲浪者、或者一个孩子被虐待至死；你们喜欢报道这些新闻，因为知道这样做可以卖出更多的报纸，而当读者看到这些新闻，他们的反映是，这些可怕的事情是常见的、甚至是越来越多的、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威胁的。

但事实呢？这些事件可能是非常罕见的。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定量研究，需要统计数据，因为只有数据才能告诉我们，那些事情到底是普遍的还是罕见的，是越来越多呢、还是越来越少。

但是光定量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在拿到数据之后，我们需要传统的历史学与政治学理论；我们通过定性研究的理论去理解数据所构建的走势，去建立假设，去探究曲线背后的原因，去解析数据中的模式，还要去确认那些数据本身并不是错误的或误导的——我个人把最后这一点称为“健全检测”（sanity check）。

最后，因为历史和政治的走势是人类个体行为的总和，我们还需要去理解那些关于“人性”的科学——心理学、进化学、基因学、神经科学、等等。

图表显示，西欧地区的谋杀率自14世纪以来长期呈下降趋势。

澎湃新闻：那么，就让我们先说定量研究这一块。我发现，您书中的大量数据都来自于西方国家。这会不会让您遭致所谓“西方中心论”的批评？

平克：写这本书，我需要大量的数据。但是你知道，在绝大多数国家，你很难获取年复一年的、有关强奸、暴力对待儿童、家庭暴力方面的详实数据。因此，有关人权状况的统计资料，我所列出的绝大部分数据都来自于美国和英格兰。

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暴力，比如战争和大屠杀，我的数据来自于全世界，而不是某个单一国家。更重要的是，我所讨论的走势，是全球的走势，而绝非西方的走势。

我在书中不是还多次提到中国么？别忘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暴行是“安史之乱”，根据人口统计，在那场历时8年的叛乱中，唐朝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即当时世界1/6的人口（编注：平克在书中引用时说明该数据有争议）。当然，今天的中国在抑制战争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已经有25年的时间没有打仗了，这个记录好过美国和英国。让我们希望这个趋势能持续下去！

澎湃新闻：在解释启蒙运动导致暴力下降的段落，我发现您并没有引用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社会理论，比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说法。

平克：噢，福柯！在今天许多美国人文社科学者的心目中，福柯已经成了一个“古鲁”（guru）；他们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引用福柯，甚至每个章节都要呼唤一声他的名字。但事实上，和人们一般的看法相反，福柯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启蒙运动导致暴虐式肉体惩罚下降的学者；而且，坦率的说，福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在我看来是古怪的、荒诞的、经不起推敲的。去看看麦基奥尔（J. G. Merquior）的论文《图表化监狱社会》吧，他对于福柯的批判非常到位。

图表显示，在“安史之乱”和蒙古西征期间死亡的人口所占世界人口比例要远高于二战。

澎湃新闻：您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现代化促进人类理性的上升和与之相应的暴力下降；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现代化并没有抑制暴力，相反，先进的武器能让暴力实现最大化。齐格蒙德·鲍曼就将“现代性”与“大屠杀”相关联。

平克：鲍曼的这个观点愚蠢透顶！纳粹是绝对反理性、反现代的！他们神圣化德国异教时期的历史，推崇“回到自然”的浪漫主义理念，鄙视启蒙运动对于人性的关照，厌恶现代艺术， 谋杀科学家和有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你怎么可以用“现代性”去分析？

不仅如此，大屠杀早在现代驾临之前就遍布我们这个星球，在十字军东征、蒙古人的征服和欧洲国家宗教战争中屡见不鲜。技术的落后不构成屠杀的障碍，即使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手段，如砍刀和围困，就可以谋杀大量的人口。

澎湃新闻：在各个学科中，您个人最擅长的应该是心理学。而在今天的美国，心理学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像科学；事实上，你在书中还着重引述了暴力神经生物学的相关知识和既有成果。您是否认为，有朝一日，人性能够用“科学”来解释？

平克：科学永远不能一劳永逸、100%地解释任何问题——任何一种科学阐释都会引发新的追问。更何况，人们永远不可能像理解物理现象那样理解“人性”。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人类比分子要复杂得多；二、出于伦理的考量，有些实验我们永远不能做——比如，我们不能把孩子们置于一个虚拟的环境中，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在理解人性的科学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我把这些成绩都写进了书中；我也确信，在未来的几十年，我们还将继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图表显示，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自1995年来的家庭暴力发生率呈下降趋势。

澎湃新闻：既然您提到了实验的伦理问题，我就顺便问一句，近年来，美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研究实验，呈现出越来越保守的趋势，您对此怎么看？

平克：这都要怪学术审查委员会（IRB）。设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学术实验或医疗实验的参与者，保障他们在实验的过程中不受剥削和伤害。但是我确信，在美国，学术审查委员会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庞大、而且极端无脑的官僚机构。以所谓的“伦理”或“道德正确”为名，他们正在阻碍研究者做出真正有益于人类的学术贡献。

澎湃新闻：熟悉进化心理学的人都知道，这门学科并不认为理性在人类行为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这本书中，您将人性的“善良天使”之一定为“理性”，而且似乎是最重要的一位？

平克：有些惊讶，对不对？没错，我认为，正是理性的加强让人类能够超脱于即时经历以及个人偏狭的视角之上，从而构建起更加抽象和普遍的理念框架，并反过来促进了更好的道德原则、将暴力限制在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范围之内。

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弗林效应”的启发。哲学家弗林发现，自智商测试诞生后，人类的智商测试成绩越来越好；这种情况很难归因于教育的改善，更无法解释为人脑的进化，而弗林认为部分原因在于科学推理模式的不断推广。我同意并借鉴了这一理论。在我看来，20世纪的人类世界产生了“道德弗林效应”，日益增加的理性让人们远离能够导致暴力的各种冲动行为。

书中描述中世纪暴力时引用的插画

澎湃新闻：我依然觉得您过于乐观了。如果今天的人类真的已经开始远离暴力，那如何解释全球范围内反恐形势的严峻？您又如何解释ISIS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年轻的穆斯林、让他们离开富裕发达的国家而投身“圣战”，甚至让一个孩子微笑着捧着人头拍照留念？

平克：啊哈！恐怖主义，这个问题果然来了！所有的媒体，我是说每一个，都会拿“恐怖主义”这个问题来质问我。

但“恐怖主义”真是一个大问题么？并不是。即使9·11恐怖袭击造成的近3000人的死亡，在图表上依然完全无法显示；在冥律分布上，它落在尾巴的最后，而分布本身说明了恐怖主义袭击的水平在下降。而如果我们把美国恐怖袭击的死亡名单和其它可预防的意外死亡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每一年，美国有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2万人死于跌跤，1.8万人死于凶杀，3000人死于溺水（其中有300人是溺死在浴缸里）……事实上，除了1995年和2001年之外的每一年，美国死于雷击、野鹿、蜂蛰、花生过敏及“睡衣被点燃和融化”的人数，都高于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

更重要的是，恐怖组织从来没有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从来没有能够在一个国家实施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彻底推翻一种意识形态——他们甚至得不到任何它们想要的东西。因为没有成就，他们懊恼，于是采取更为暴戾的行为，比如攻击平民。然而滥杀无辜只能彻底断送恐怖分子，因为一旦平民受到袭击，民意对恐怖集团的态度就会明显下降，原先那些潜在的同情者和理解者，也会转而支持对恐怖分子实施全面镇压行为。

澎湃新闻：但问题在于……

平克：但问题在于，人们并不知道恐怖主义运动在失败；恰恰相反，人们觉得他们成功了！为什么？因为评论家和政治家们对恐怖主义喋喋不休，而公共媒体也在推波助澜地煽动大众的恐惧。恐怖主义只有在公共性这一点上是兴盛的——他们的一丁点儿暴力行为就能获得极大的关注。就像你刚才的提问，似乎在假设有许多西方世界的年轻穆斯林受到ISIS的蛊惑，但实际上这个人数微乎其微。

平克认为，暴力的趋势可以形容为“心魔”与“善良天使”的对抗。插图来自《纽约时报》

澎湃新闻：看来，您觉得媒体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助纣为虐。但我还是禁不住想问，为什么媒体报道暴力新闻总会收获良好的传播效果？换言之，为什么人们爱读这类新闻？

平克：人们喜欢围观暴力。这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有那么多以暴力为内容的文艺作品——古希腊史诗、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历史剧、施瓦辛格、史泰龙、梅尔吉普森、李小龙、等等、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读非洲某个种族屠杀的新闻，而不是那里建立了一批免费接种门诊的消息。

至于为什么，心理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古大脑反馈回路的遗留物；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这种对暴力的紧张感保护我们免受捕食动物、毒、敌人和风暴的伤害。新闻媒体迎合了这种需求。但是因为“易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那种人们认为一个生动的事件是“普遍的”的错觉——人们会陷入系统性谬误，从而错估了真实情况，比如暴力的走势。

澎湃新闻：那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避免或减轻这种“易得性偏差”？

平克：正如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与 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著名的学说所指出的，人们很难避免那种认知障碍和偏见。好消息是，人类从20世纪开始积累了各种统计数据库，形成了数字化社会。因此我建议，所有人，尤其是新闻记者和编辑，应当加强统计学方面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训练。向大家推荐几本不错的入门读物吧：丹尼尔·卡内曼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丹·阿瑞利(Dan Ariely)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约翰·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的《数盲》(Innumeracy)、《一个数学家的读报视角》(A Mathematician Reads the News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