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展览|刘香成：从颗粒到像素，用影像记录变化的中国

从胶片上的“颗粒”到数字化的“像素”在时间的弧度上跨越百年，标志着摄影从刚传入中国直至如今的进化历程。

即日起到11月30日，《颗粒到像素》展正在摄影师刘香成创办的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下简称SCôP）举行，该展览源于刘香成的构想，由凯伦•史密斯策展完成，其中囊括了70位中国摄影师的作品， 梳理了一百年来属于中国的摄影故事。

摄影凝聚了时代的集体记忆。展览从郎静山、庄学本等人早期的摄影原作，到吴印咸、沙飞等创作的共和国记忆，再到80年代后吕楠、张海儿等的断裂的社会影像，展现了纪实摄影的力量，跨入21世纪后，陈漫、杨福东、马良等的作品通向艺术和国际化。中国已步入了与地球村息息相关的时代,这让摄影得以朝多个当代方向发展。

刘香成很注重人与作品“看与被看”的关系，他认为好的摄影作品会与观者产生个人化的情感互动，“每个人的感知都不一样”。在这个iPhone的时代，他认为人需要沉下来观看作品。这与中国当前的潮流是相反的，中国很多博物馆无比的大，但在唯有有限的空间里才能感受到作品的力量。

【对话刘香成】

澎湃新闻：《颗粒到像素》展源于您的构想，为什么会想到梳理摄影在中国的百年发展？

刘香成：现在处于一个微妙的时间段，中国要全方面地与世界接轨，但文化的接轨是相对比较难的。摄影在中国，需要改变它的对话方式。目前中国摄影的对话方式有点老，说来说去就是那些事情。世界摄影并没有经历断代等影响，所以走得比中国长远。

马克•吕布（Marc Riboud）作为一个生活条件优渥的法国人，他拍的中国会带着“休闲审美”；像瑞士人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带着欧洲人的眼光拍《美国人》的时候，美国人是很反感的，但50年之后又成为拍美国人最经典的一个作品集。

摄影兼具艺术性与时代性，摄影凝聚了集体记忆。它是每一个时代都人类的共同记忆，也是国际交流很好的载体。2014年10月我把家搬到了上海，我觉得需要建立一个空间像纽约ICP（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的空间，能让大家看作品。

摄影是一个世界语言，带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肢体语言、不同的事、不同的人，从广义来说，摄影是不需要被说明的。《颗粒到像素》是SCôP的第三个展，在我脑袋里已酝酿了好几年，其实就是想要讲中国的摄影故事，加之遇上PHOTO SHANGHAI，有50家画廊来上海，也想让他们对中国的摄影有一个更加综合的认识。

澎湃新闻：您认为摄影有何独特之处？

刘香成：摄影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是越南战争、好莱坞等，摄影凝聚了集体记忆。这其实是摄影区别于绘画等艺术的独特之处，与快门也有关系，没有快门很难抓住瞬间。前一阵子马格南的两位前任主席伊恩•贝里（Ian Berry）和布鲁诺•巴比（Bruno Barbey）来这里参观时，巴比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法国在为总统戴高乐举行葬礼，布列松等六个摄影师都爬上一棵大树，每人站在一个枝桠上来拍。结果很有意思，六个人拍得都不一样，面对同样的场景，着落点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摄影的独特性有很多，比如善于捕捉瞬间，有多少分之一秒的快门与光圈的选择，如何控制画面等，与绘画和其他艺术形式有很大不同。

澎湃新闻： “从颗粒到像素”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轨迹。那么您是怎样来选择作品，以囊括这么大的时间跨度？

刘香成：我之前编过好几本书，比如为上海世博会编的《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等。编书的过程中，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了一定的感受与体验，就是怎么样用图片来反映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人对摄影怎么看待的，二是摄影到底是什么，三是中国是怎么利用摄影技术的。

展厅的墙正好是一百米长，有一百三十幅作品，在有限的空间内，怎么样压缩是有难度的。摄影在中国一开始是属于上流社会的，比如慈禧太后请留法的勋龄给她拍。之后，照相馆把摄影带到社会与自然，那个时候中国人刚好有照相馆的图片了，也有郎静山拍张大千、庄学本去拍少数民族，并把拍少数民族作为一种纪实、人文的实验。

然后中国开始内战，吴印咸开始去延安，负责当时八路军的纪录片小组，又有沙飞拍中国很张扬的知识分子。1981年，我也拍了邓小平的复出，把毛主席的像拿下来，标识个人崇拜的结束。

刚开始是胶卷——“颗粒”，后来变成像素，现在又有颗粒和像素的混合。21世纪，又有摄影师开始采用老的摄影技术来创作。

澎湃新闻：参展艺术家中，融合了纪实摄影、艺术摄影和数码技术合成摄影的艺术家。您是如何选择他们的，是根据名单找作品，还是根据作品来找摄影师？

刘香成：我对他们的作品都很熟悉。关于纪实与艺术摄影，有一些把两者混在一起，也有很独立的处理方式。中国也追上了这个时代，两者都发展到一定的极度，但还是需要具体介绍。我很不主张把摄影分得太细，我一直都不主张。什么样的图片都可以变成经典。摄影不应该分派别，应该打开创作的空间，而不是局限它。

我们让摄影师的作品来说话，说话的过程就带出了中国摄影的故事。从颗粒到像素，我们说的是摄影的故事，实际上也是中国创造力不同的时代。比如50年代的政策是“百花齐放”，是时代决定了他们能拍什么样的照片；改革开放后又是另一种局面。

澎湃新闻：展览中有一个展厅单独展示了包括杨福东、陈漫在内的女性主题的照片，这种陈列方式试图传达什么？

刘香成：这就是策展人凯伦·史密斯的功力所在，怎么样把图像联系起来，有的是线条，有的是女性，中国摄影怎么表现女性，就成为一个sub-title。很多作品已经破了很多传统的界限了，也有很老的技术又拿出来用的做法，用不同的技术来表现画面。虽然看的是“颗粒与像素”，但整个还可以分不同题材，不同画面，思维更开放。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是英国人，您也有国外生活经历背景，以你们视角，如何看待今中国的摄影？

刘香成：凯伦挺有意思，作为一个英国人，她在中国25年了，超过了她在英国的时间。凯伦写了很多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书，同时是西安当代华侨城美术馆的馆长。我小时候在福州，后来到香港，又去了美国。我希望我们已经超过了符号性的东西去看这个作品，而国外可能会把中国的东西想得很简单。

澎湃新闻：你们怎么看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1972？

刘香成：我觉得那个时代有其独特性，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当时新闻界就说，你来中国三天写一篇报道，来中国两个礼拜可以写一本书。那时候进中国太难了，很短期的签证需要中国使馆查三代，像马克•吕布是跟着蓬皮杜总统来的，才可能拍到邓小平。

我本人在各地工作已经超过四十年，看作品的时候，已经把中国容纳到时间里面去了。而不是中国人看中国。包括很多文字类的书，比如查建英的《八十年代》，她一开始其实是写不出来的，但她去了美国，去教书，回国以后采访，写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很深刻的。所以有时候要有一种“detachment”，有一点距离，再回头看。

澎湃新闻：类似洪磊、杨泳梁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中国图式。在中国做艺术摄影，是需要在中国文化中发掘内容，还是接受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刘香成：我觉得还是要多元化，就是说兴趣是要广泛的。但是你的兴趣再广，和我的可能还是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说六个摄影师爬在树上，却有完全不同的视角。

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西化程度非常高，但是你觉得日本人失去了任何日本的精神了吗？这就是我想说，要超过任何形式的东西。

百年耻辱不可能一笔代销，那种对历史、对思想、对艺术的粗糙总结，非黑即白，是肯定有问题的。想摄影师洪磊个人的作品也在变化，刘铮在拍中国人，那些系列都在不断变化。

很多事情都是一个过程，文化不存在这个是不是中国的东西，中西合璧也可能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要带着开放的心态，看作品的力量，有什么历史，作品想说的是不是说到了。

展览信息：

展览名称：颗粒到像素——摄影在中国

展览时间：2015年9月6日- 11月30日

展览地点：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 2555 号-1，近丰谷路）

“颗粒到像素——摄影在中国”策展人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的新书《发光体3号：亲历中国当代艺术现场》已于2015年9月1日正式发行，《发光体》系列强调艺术内容、形式以及中国重要艺术家的创作态 度。延续已出版的《发光体1号》及《发光体2号》，《发光体3号》重点关注青年艺术家的成就，以新近展览项目为原点展开翔实的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