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且思︱走向知识传播的历史学应该如何“叙述”?

黄晓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021-08-12 11: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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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从其初始之时起,就以向后人叙述前人的生活故事为主要特征。现代史学形成以来,受社会科学全方位的影响,更兼学术制度的推波助澜,致使其越来越走向了社会科学式的、对前人社会的解剖分析,冷落了它的叙述本职。以至当今史学论著基本上只针对学术圈内人写作,绝大多数非圈内读者不得其门而入。近年来,已经有学人开始反思这种学术理路的利弊。同时,随着国力提升,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与对民族历史的兴趣大增,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大大降低了民众参与历史题材写作的门槛,这一切都推动着我们来认真思考“叙述”在历史学发展的地位。
为了回应社会文化演进的这一新动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的倡议下,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于2020年11月6日至8日,在长沙召开了一场以“宋代历史叙述”为主题的小型工作坊。参加讨论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包伟民、张亦冰、王杨梅、年慧龙,浙江大学历史系的陆敏珍、吴铮强,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的何兆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郑庆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申,以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闫建飞、谢一峰、王菲菲、黄晓巍等学者。
在会议开场的主题汇报中,包伟民比较全面地就史学研究者走向叙述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可供讨论的议题。在后续场次的发言中,与会学者从各自的论文主题出发,回应并深化了那些议题。与会者合影

与会者合影

一、历史叙述的重要性
究竟什么是“历史叙述”,我们要讨论的叙述概念,与早已有之的“通俗读物”有什么差距或区别?仅仅把文字写得浅近一点,把学术概念解释一遍,是否就是叙述?讨论历史叙述的意义何在?包伟民首先提出,开展对“历史叙述”议题的讨论,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一方面,现在的大学本科已经属于普及教育,毕业后许多学生并不从事专业相关的工作,只有一部人要从事学术研究,两个不同的听课群体并在一起,高校教师应该怎么讲课?再者,进入信息时代,本科生运用网络资源获得的知识,比教师在课堂讲授的更为详细,教师应怎么讲课才能使学生愿意听、有收获?另一方面,我们与学生、读者之间,存在知识结构的差距、对知识要求的差距,我们在叙述的时候,怎么考虑与应对这些差距?
与会学者无不认同历史叙述的重要性,并从几个不同的侧面作了强调。陆敏珍认为历史叙述可以分别从历史叙述的主体、读者的类型、叙述的语言三个方面来展开思考,并介绍了叙述概念的学术背景。她援引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历史叙述的复兴》一文的观点并指出,原来结构化的分析不足以表现历史,所以有叙述史学的兴起,叙述成为当下的一个潮流。结构化的历史注重“历史说了什么”,历史叙述注重的是“谁在说”,由此历史就变成历史学家的历史,但是历史学家的很多阵地也被放弃了,产生了历史是否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等很多的问题。
吴铮强进一步指出,叙述本是历史著作之常态,问题导向的分析性史学才是历史写作的特殊形态,并有异化为学术八股之嫌。如果将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叙论稿》《柳如是别传》归入叙述性历史著作并无不妥。历史学者叙述性写作的根本,是要让叙述重新成为严肃历史著作的体裁。
何兆泉强调历史是一次性不可重复的,历史叙述则是对历史的反复探求。每个时代都有重述历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研究对象存留的文本之外,与研究对象的现代共鸣,是重述历史的重要方面。史学求真并不等于只有一种真相的表述,任何叙述包括以客观真实为目标的历史叙述都是一种建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每一代人甚至每一个历史工作者都是站在当下的各自立场,寻觅关于过去真相的不同阐释。历史学者应该为公众的知识普及,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如何叙述与为谁叙述
对于“历史叙述”应如何展开,如何避免“误导”读者,与会学者观察的立足点各有不同,但都认为关键在于怎样把握史家在其中的主体性。
包伟民以如何编写“宋代史”为例,提出了一个有点令学者们为难的问题,就是相对集中的、贯通的叙述,与全面反映一个时期历史之间的关系或某种矛盾。撰述专题论文是只从一个角度反映历史,但是编写教科书则力求全面铺开。如果要写作一部断代宋史,按照传统教科书的方式来编写,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社会,面面俱到,平铺直叙,可读性就可能不强;但是如果只通过一个角度反映一个时代,忽略其他角度,甚至将历史演进写出某种情节展开的感觉,会不会误导读者,使得他们会不恰当地放大这一个侧面的地位?如果先给读者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然后再走向几条线索的集中贯通式叙述,是不是可以避免误导读者?吴铮强显然更强调历史学者的主体地位。他认为学者没有必要为读者提供完整的知识,因为现代的任何读者,都不是通过某一个单独文本来获得完整知识的。读者接触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叙述,自己会有一个综合的过程。专业学者应该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将自己的学术著作转写为叙述性、通俗性作品,不用太顾虑读者。专为读者获取知识编写的历史通俗作品、专为传播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图书编纂、专为从市场获利的历史题材畅销书制造、专为保存记忆的民间历史叙述,都不属于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当然参与相关工作属于任何人的自由,唯不同脉络的历史写作各有其运作规则,不必相互混淆,各自平行发展更符合社会合理运作之需求。
陆敏珍同样主张要重视历史叙述中的书写者角色,具体来说,与其去考虑叙述的方法、叙述的面向,还不如强调是“我”在叙述。我不一定要给你一个全面的图画,但这是我要这样讲。有一位法国学者曾说过,历史学家总是想自己能提供什么,结果把自己的阵地丧失了。她还从宋代家礼的书写探讨了叙述者的主体性,指出家礼书写者的角色既是隐身的,又是在场的。宋代家礼作者并不只是制礼者、注礼者的角色,而是多种角色并存,有时候是时俗与时礼的观察者与评论者,在书写中他们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甚至会讲自己的偏好、情感。通过家礼的书写,书写者将自己的情感有序地展现出来。把家礼仅仅理解为家庭规范,会忽略了书写者的在场感。
强调历史学者的主体地位的观点,关注的是“谁在叙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的“为谁叙述”也是不可回避的。何兆泉认为,同一个故事面对不同对象和语境的时候,故事的表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历史叙述也是如此。面对宏大叙述长久幻灭和历史阅读趋向碎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面向谁叙述历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面对谁以及想要叙述什么,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如何重新叙述历史。
王杨梅还提出了读者内部的分层问题,指出所谓的“普通读者”具有多样性,并非是铁板一块的,其中的部分读者有更高的阅读要求,他们会从各种渠道去关注专业历史学者的研究和叙述。因此,学者也应考虑读者群体的内部差别。
在“谁在叙述”和“为谁叙述”之间,如何在坚持历史学者主体地位的同时,既考虑读者而又不“误导”读者?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学者写作应在表达自我的同时,对读者作正确的引导。谢一峰引用傅斯年的话提出,历史叙述的目的是迁就读者,还是拉高读者品味,让读者对历史有更好的认识?这是对话方式的问题。
张亦冰认为,学者写作不考虑读者是不合适的,我们要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比如研究者关注的主题,与考研者的关注、一般读者的关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去定位读者是个问题,但这应该是“引导读者”,而不是“误导读者”。并且,叙述也是学者的自我表达。学者有宣泄和表达自我的需要,除了专业写作之外也需要另一种渠道。譬如吴铮强《寻宋》这本书,有读者评议说不是十万里读史,而是读史十万里,作者先读史再走十万里,是借助遗迹、空间来作自我表达。站在出版者的角度,郑庆寰认为出版社在考虑出版某部书的时候,都会考虑读者定位,然而除非进行调研,又很难明确读者在哪。因此,还是从作者出发,把自己最重要的心得写出来就可以了。王申也认为,对读者的“误导”可能是不可避免也不必过于在意的。除非是以环境史、身体史等特别偏门的视角来叙述,读者不会将此作为当时的主要线索,他们要获得主要的历史线索会去读其它的书,这样就不会有误导。但如果直接写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叙述”,肯定不可能面面俱到,肯定会“误导”。既然如此,学者就应当以输出为主,不必过度关注读者最终会形成怎样的看法。
除了叙述者与读者关系的问题之外,对于集中叙述与全面叙述间的关系,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晓巍认为,全面叙述多以政治史为主线而将各种次专题依次罗列,这种方式缺乏内在的结构,各个主题之间或割裂、或冲突。可以考虑在专题叙述中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来体现整体,比如按照空间、人群活动来分层,将不同的主题安放在不同的层面,规范彼此的联系和差别。
王菲菲指出,一部好的通论性叙述作品,需要既有普及性,又兼具专业性,内容除了政治史以外,还应将社会史、文化史融通进去,关注各面向的呈现及其关系。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呈现对整体性的关怀问题。《剑桥中国史》上篇是以皇帝为序的集中贯通式叙述,下篇又是按各个专题全面论述的,实现了二者的结合。集中贯通式叙述牺牲一些面向来呈现专题,故事性比较强,更适合业外人士来了解历史。另外,当前的通俗叙述著作对社会史、文化史层面的内容关注度有限。以宗教为例,所呈现的仍是官方史学面向的、识字群体所认知的宗教。但是,只有对整个宋代宗教发展特点、底层民众信仰特点、佛教与底层社会互动有整体把握,才能更全面地呈现宋代佛教发展情况。
三、“叙述”与“分析”的关系
通俗历史读物必须以相应的史学研究为基础,这是常理。但是历史“叙述”是否与一般意义的通俗读物存在某种差别?换句话说,由史家来展开对历史的叙述,是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深对历史的观察分析呢?这样的思考,可能体现了某种史家对分析研究的执着,不过“叙述”与“分析”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包伟民以其写作新著《陆游的乡村世界》为例,举出了一些例证。他指出,历史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今人不断加深理解历史社会的过程。我们在作社会科学式分析时,容易忽略有些东西。但是在具象化的历史场景的叙述中,原来被我们忽略的一些信息在叙述中就可能会被凸显出来,反过来帮助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例如关于宋代稻麦复种发展水平的问题,学者的观念分为两派,或认为宋代稻麦复种还比较少,或认为已经较为广泛。通过对南宋陆游生活场景的叙述,则可以使我们明显地感受到,至少在浙东山会平原,稻麦复种确实是比较普遍的,水乡低田种植有小麦是常见的景观。这就是我们把历史场景复原之后得到的新信息。郑庆寰提出,市场中的通俗史学著作,写作者包括学院派的专业学者和非专业学者。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历史非虚构写作”,围绕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或事件,通过虚构的故事,用经心构建的叙述结构,描绘出符合当时的历史状态。这种用常见的史料以学者不太会用的语言来写作的写法,并非完全是非虚构的,但是这种写法描述了符合历史的制度情境,清楚有趣,能够带领读者重新访问历史场景。
黄晓巍认为,擅长历史分析的专业研究者,应该主要思考如何将分析转化为叙述,基于分析而叙述,这样做也是对读者需求的回应。读者阅读历史读物既要获取知识,也有读史明智的需求。问题可能在于,既有的通俗叙述往往稍嫌浅薄,缺乏深度,读者无法从中感受到历史学的“明智”功效。优秀的史学研究作品有“明智”的功效,但却是以专业论著的叙述方式出现的。因此,公众对历史学“明智”的需求,与专业史学论著的精彩分析之间的障碍,就在于“历史叙述”的方式。学者可以尝试作论文新编、著作新编,将自己的专业论著作相应的改写、简写,使其由论著而为科普读物。学者的长处是深刻、集中、准确,应扬长避短,用分析深化叙述,而不要因提倡走向叙述,就压下分析。
四、叙述对研究者的新要求
与会学者也都认同,叙述并不是简单地将既有的史学论著以浅近的语言再写一遍的事情,事实上,它也必然会对史家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包伟民仍然以其写作新著《陆游的乡村世界》为例,谈了一些体会。他指出首先叙述并不容易,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是不完全的,尤其是对以文献资料为主要研究资料的学者来说,大家在物质文化的知识明显不足,写论文、写教科书可以跳过缺少资料、知识不足的内容,但是描述一个历史场景有时就绕不开了,需要调整知识结构。比如撰写《陆游的乡村世界》时,农学知识的不足就花费了他不少时间去重新学习补充。所以,叙述并不只是把文字写浅近,知识结构是需要调整、弥补的。
其次,在写作能力上,经过多年的史学训练,我们养成了只追求精确的文风,文采明显不足,写不了吸引人的文句。专业的史学论文写作,每句话、每个词都要准确对应某个历史信息,稍微夸张的词汇不会用,某些情绪表达也不会了,合理的想象也不敢了。但历史学是需要有合理的想象的,没有合理想象,文字容易流入枯燥,史实的复原也不可能深化。
此外还有大局的问题,应该挑什么场景来恢复?专业学者可以对全局有较为准确的认识,之后选择合适的议题,力不能及的方面则补充历史知识,走向细节。至于怎么让自己会写,如果不会写怎么弥补,怎么通过练习来改进,都是需要思考的。
与会学者还讨论了历史学者介入通俗写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王杨梅认为,历史学者可以且应该介入通俗写作,但是优秀的历史学者并不能立刻成为一个优秀的通俗读物写作者。通俗读物的写作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如何表达。通俗读物往往将古代的讨论对象比作今天社会存在的对象,要求了解当下社会。尽管这会产生认知错位,但专业学者也需对此有所了解。二是知识背景的交待与古文的翻译,要尽量消除读者阅读的障碍。三是可以了解当前的“新手段”与“新渠道”,借助科技帮助,实现更好的传播。
闫建飞认为,没有文学素养,叙述是写不好的。一个写作比较干巴的人来写通俗叙述,可能就没人看。需要有擅长写这些的人来写,才能起到传播效果。另外,普通读者关注最顶层的人或事,追逐热点或能启发民族自豪感的话题。流行历史读物也以人或事为中心,以鲜明的观点吸引普通读者。通俗作品的区分不在于雅俗,而在于主题。如政治史、世界史主题的读者则比较广泛,超越了雅俗,与政治史或重要人物相关的读物也比较容易扩散。通俗读物的写作最终还是要回到写作水平上来,写得好读者面自然就大。
学者们还进一步讨论了历史学者尝试历史叙述时的可能路径,即如果学者有意从事历史叙述,应该如何着手?黄晓巍认为,专业历史学者不能贸然去写一部历史叙述作品,而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教学中训练叙述能力,从而确立、调整叙述方式是可行的办法。
谢一峰认为在历史研究者与读者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范式,专业史学家是问题导向意识的,普通读者则具有单线叙述导向和朝野八卦倾向。虽然我们说历史复线的,多线条的,多元的。但是作为一部书还是维系一个单线的脉络可能更便于读者的接受。线索太多会让读者感到麻烦,甚至造成困惑。从方便读者的角度来看,通过图像来传递历史信息,也许是值得进一步尝试、探索的方向。
王申还提出了叙述会受到史料限制的问题。宋代史料相对丰富,但实际上在某些叙述角度,如社会史角度,许多有关基层社会的可用史料仍然缺乏。叙述在宋史领域是有条件的,就史料的充足度而言,有些领域适合,有些领域不适合。在看起来材料不足以支撑起文章或著作的领域,可以把叙述作为方法或视角。
五、历史叙述的规范
与会学者还讨论了历史叙述的规范问题,并一致认为,历史叙述虽然与专业论著不同,但是也应该要有规范,包括尊重知识产权和提供准确的知识。同时,历史学者也应该对不规范的叙述作出回应。
包伟民提出,专业的史学写作是分析、研究,与普通读者的需求有较远的距离。业余写手跟着读者的兴趣写,迎合市场,他们的文字影响力更大,但大多突显一点,未能全面观察历史。对非专业写作存在的片面和偏颇,历史学者有责任作出回应,不能置之不理。学者可以也应当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形式,对“市场式写作”作一个回应,提醒读者知识准确性的问题。
年慧龙也认为,学者有义务向大众提供更准确的历史知识。专业学者应对通俗读物进行评述,也应投入通俗读物的写作。公共史学在美国兴起时,很重要的作用是解决历史系学生的就业问题,提倡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学生投入通俗读物写作。业余写手采用片段、断语式的写作,对史料进行裁剪、翻译,见解并不深刻,在史料解读上也存在偏差,并且存在大量参考今人研究而不说明的“洗稿”问题。写作者不论专业与否,都应追求真实可信。
吴铮强认为,学者不应借学术研究的名义投市场之所好,不应扭曲学术观点以媚俗、媚时;对于社会或市场流行的、明显错误且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历史知识或观念,学者有责任予以澄清;任何脉络的历史写作都应尊重知识产权,反对利用研究成果而不注明参考文献的洗稿式写作。
最后,包伟民强调,历史学应该走向知识传播,学者应该承担起叙述历史的重任,这是从司马迁以来的历史学传统,我们应该延续这个传统。通俗读物的写作最重要的是传播正确的认识,学者要有主动的引导性,不能完全为市场、读者所左右。他鼓励各位参会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事历史叙述的写作。尽管从分析走向叙述不容易,但是这是值得尝试的。期待每个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写出一本叙述性、可读性强的历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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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历史叙述,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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