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谁之大学：从厦大限流门禁到中大草坪禁令

中大草坪禁令再引热议：大学草坪究竟应用来休憩玩耍，还是用来观赏？

上周，中山大学关于“草坪禁入”的规定引发了舆论热议。

事情的导火索为12月11日，该校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王进教授带着2015级博士生到草坪上课，遭到学校保安“驱赶”。王进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描述：“保安就过来赶我们，说学校规定不允许上草坪，如果我们不走，保安就说要开草坪的浇水系统赶走我们。”

当天，中山大学保卫处通过微博ID“平安中大”称“校园不能成为随意嬉闹的公园和乐园”、“校园应该高雅有品味”。

12月12日，微信公号“中大精神”的一篇名为《中大草坪问题是文化之争》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作者正是王进。在王进看来，校园里再高雅不过的是随处可见坐在树下读书的学生，围坐在草地上上课、讨论问题的老师和同学，倚偎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的情侣，和在草地上打滚、吹泡泡、放风筝的孩子。“没有了这些东西的校园是不高雅、没有品味的。”

双方显然在“何为高雅有品位的校园”方面，具有不一样的理解。

新京报发表的文章《中大草坪，为何“橘在淮北则为枳”？》指出，西方草坪文化的兴起，与中世纪封建领主和教会神父坚信《圣经》伊甸园中绿草如茵、无边无际有关。那么，按照伊甸园理想做出的草坪，想来是供老幼妇孺在上面嬉戏玩耍、读书小憩的，而不是供大家观赏之用的。

事实上，这并非中山大学的“草坪禁令”第一次引发关注。据广州当地媒体报道，中大于去年4月制定了《中山大学校园管理综合治理暂行办法》（讨论稿），其规定“谢绝嬉戏打闹、逗弄儿童、在草地上休闲纳凉和游戏娱乐等行为”成为学生热议的焦点。接着在5月份，该校校长办公室正式公布《中山大学关于印发〈中山大学校园管理综合治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在讨论稿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对原规定予以保留，并特别加上了“不得践踏草坪”的用语。

王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坦言，自己去草坪上课前就知道保卫处的“草坪禁令”。“以实际行动进行抗议啊，希望能产生示范效应，大家都去草坪上课，草坪禁令就很难执行了。”这是他的第一次“抗议”。他还提到近期亲眼在中大北门目睹了婴儿推车也被学校禁行。“永芳堂前的广场从来都是小孩子玩的地方，现在保安也不停地驱赶带小孩的老人、推着婴儿车的人。”他显然对大学校园的开放性不足，有所不满。

在王进看来，“大学是全社会的，正因为城市绿地少，大学才更有责任向公众开放，这是大学的社会责任。不文明行为可以制止、可以教育、可以以身作则。”

对此，一位不透露姓名的中山大学保卫处工作人员认为，“大学秉承着‘开放’的理念，杂七杂八的人都会进来……他们对学校文化的‘侵犯’，直接导致了校内师生无法享受‘大草坪文化’”。他还表示，“据我所知学校的发展方向，就是想让学校成为一块尽可能远离俗世的净土，我们无法做到像美国那样，荒郊野岭开个校园，直接免去了很大程度上游人的‘骚扰’问题，也因为自身文化和规划的约束，无法直接把学院插在小区里，所以只能一步步地来。这对于现阶段校内师生享受公共空间是不好的，但被‘棍棒’打的次数多了，有记性了，你才不会肆意践踏草坪，也才能让大学文化逐渐渗透到市井之中，才能让校内师生更加自由地享受校园的清新。”

显然，并非所有的师生都赞同在草坪上上课。据北京青年报，该校2011级哲学系的魏同学表示：“草坪开放是好的，但弊端也很多。”他认为，很多人在享受校园美景的同时，并不知道如何保护这种美好。“比如，常有一些人推着婴儿车来永芳堂前的草坪晒太阳，人走之后，草地上一片垃圾……这些校外人士对我们的困扰是我亲眼所见的。”

该校中文系研二的徐同学说，禁止进入草坪一来为学校节约了维护费用，二来也能维护校园环境的整洁和纯净，“中大有很多草坪，这么多大草坪在国内高校可能是难以见到的，它们被保护得很好，所以很美观。”

对于“踏进草坪”对草坪环境的影响，王进认为垃圾可以清理、人数太多也可以调节。

但他最终认为，中大草坪问题不是园林绿化的问题，其实质是文化之争。“凭什么保卫处可以把他们的‘高雅有品位’的标准当作是唯一标准，在校园里强制执行？而我们大家就必须接受和遵守呢？”他还提出“文化的分歧不能靠强制来解决，而只能靠沟通，先从有共识的地方开始。”

这一争议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不久前的厦大门禁之争。11月7日，专栏作家贾葭在网络发表了《花20块钱进门的大学永远不配一流》一文，写自己游览厦门大学遭遇“限流”，即便愿意刷身份证也无法进入厦大；而另一边，学校保安放任各种“黄牛”收钱，通过翻墙、带路等手段进入校园。他还提及北京大学等高校也搞刷身份证入校措施，“大学凭证登记进入，我坚定地认为这种所谓的管理严重违背了大学精神，是对大学的戕害。”

贾文迅速引发厦大校友的批评与辱骂。甚至有人在百度贴吧发帖称，“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校门口立个牌：贾葭与畜生谢绝入内！”学生支持限游的立场，主要是认为学校的首要功能是教育，然而紧邻知名景点南普陀寺的厦大校园也被当做了配套景点，游客的参观和某些低素质不文明行为已经严重打扰学生的安宁。

由此可见，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与国民的参观权利之间，大学的“公共性”、“开放性”与教学环境的品质要求，如何在技术上做平衡，势必在长时间内成为持续被探讨的问题。

《弟子规》为什么会在今天突然走红？

《弟子规》又在上周成为搅动舆论的热点话题。

这缘起于江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明清文学与文化的学者黄晓丹在首届“亲近母语——儿童传统文化教育论坛”上的讲稿，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题为《<弟子规>的传播是场骗局？》。

黄晓丹首先用各种历史资料解构了“《弟子规》在古代是贤人君子们少年时代的启蒙读物”这一广泛被传播的错误说法。

《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山西绛州的一位秀才，因为没有中举，也没有其他学术或政治上的成就，同时代人对他的记录很少。从相关论文的研究中可知，《弟子规》在作者死后一百多年才被人们注意到，且《弟子规》的出版其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是近代的事。所以某些宣传中说“古代出现了那么多贤人君子，写下那么多唐诗宋词，都是因为古人从小读《弟子规》”是不合适的。

黄晓丹还在《四库大系系列数据库》9153种书里，检索《弟子规》，只找到两条文献，以此说明它真的没有很广为流传。并且《弟子规》在最初的使用环境是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人——这说明其适用范围是社会下层；其中对儿童的童真童趣没有一点欣赏的意味，因为本来就不是专门写给儿童的。

她接着分析了《弟子规》为什么在今天突然走红。

她先在中国期刊网上以“弟子规”和“三字经”分别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从1956-2000年之间几乎没有人提到“弟子规”，但从2004年开始飞速上涨，到2008年曝光率超过“三字经”。台湾的情况也差不多，《弟子规》研究，到2000年才得到重视。

他分析台湾方面的原因在于，1990年代迎来了解严后的教育自由化。1991年，儒家经典正式从台湾的教育制度中失去独尊的地位，民间就涌起力量弥补这一真空，民间就有人在家自己教读经了。王财贵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二十年间，王财贵的读经书目其实是有窄化的趋势，最初他的读经书目包括中西经典，但后来为了“便利、普及、实效、实证”的目的多次修订，真正普遍得到实施的，读得最多的也就是《弟子规》。

而《弟子规》在大陆的流行，要归功于净空法师。2004年，净空的“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在江西庐江汤池奠基，2006年开始对外招生。到2008年解散之前，总共耗资2亿。汤池实验号称仅仅读弟子规就可以使犯罪率降低、离婚率降低、外出打工的人回归乡土、婆媳不吵架以及夜不闭户。这个理想也吸引了大量寻求心灵寄托的现代人，在06-08年之间，大量的白领辞去工作从北上广奔赴汤池。

尽管《弟子规》这么红，但黄晓丹认为，即使把1000多字的《弟子规》读个五百遍一千遍，不要说不能培养一个合格的现代儿童，也远远不够培养一个合格的古代儿童。因为传统蒙学用郑振铎的命名法，就有“伦理、故事、识字、常识、诗歌”五类。每类之中，都有十分丰富的文本可供使用。《弟子规》顶多属于其中“伦理类”文本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不大重要的一部分。

“熟读《弟子规》的小孩就是放到古代，也是一个只会复述一些僵化的道理，而不知道自然知识、生活常识、不会讲故事，不懂得鉴赏诗歌，没有用处，没有趣味的人。他在古代也不会受欢迎的。”

至于有人疑问，《弟子规》不属于传统经典，那么有没有可能，它正是因为符合了某种现代性的需要，而具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她并不赞同。她把《弟子规》和真正的经典——《论语》——进行了对比，认为：

《论语》不是一个行为规范，而是一个建议。论语基本上是讲一个大致的道理，孔子从来不越出他的时代和处境隔着几千年的社会落差直接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而且《论语》之中具备着多个声部，使得你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一个恰当的建议。

但是《弟子规》每句都是在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哪怕他完全不知道你是谁，你的具体处境是怎样委屈的，它依然以强烈的训导口吻和死板规定对你提出种种要求。这使得我们必须歪曲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凑这个文本，导致生命体验的虚假化。

因此，黄晓丹认为，无论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能在现代社会实现儿童个人的潜能的最大发展”，还是“如何能传承传统文化中优雅和高贵的内容”，都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千千万万的文本中选择《弟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