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史记》︱佚失的五帝神祠

《史记·封禅书》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1]

以上文辞和标点，俱照录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为其间文字有明显脱佚，也有莫名其妙的增补，部分句读似亦应重新斟酌。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

上列引文中存在的文字脱佚问题，主要是“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这句话，文中明显存在脱漏，即文意不够通顺，即“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诸事项中，除了“五”字之外，“薄忌太一”、“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事均被标上了专名号，这样一来，便与下文“凡六祠，皆太祝领之”失去了照应，即以“五事”对“六祠”，怎么对也对不上，所以一定会有讹误。

对此，唐人司马贞解释说：

《郊祀志》云祠官宽舒议祠后土为五坛，故谓之‘五宽舒祠官’也。[2]

所谓“祠官宽舒议祠后土为五坛”，是指《史记·封禅书》和《汉书·天文志》记载的司马谈、桓宽奏议汉武帝当“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事[3]。

按照司马贞的说法，这“五宽舒（之）祠官”实质上指的就是汉武帝祠祀的后土祠，可这么一讲，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即“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再加上“五宽舒之祠官”，总共虽为六种祠祀，与下文“凡六祠，皆太祝领之”那句话相互吻合了，但后土的祭祀乃是与太一之祭处于同等地位，要由天子“亲郊祠”，把后土下放到“太祝领之”这一档次里来祭祀，一者与前文相抵牾，二者单单把后土这样处理而弃置太一于不顾，这也悖戾正常的逻辑。所以司马贞的解说显然不能成立。

其实这样的解释，并不是司马贞对《史记》这一记述唯一的解释。在后人用《史记·封禅书》补作的《史记·孝武本纪》里，司马贞从另一个角度阐释这个“五”字说：

五者，（薄忌）太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马行也，赤星也。凡五，并祠官宽舒领之。[4]

可这下面“凡六祠，皆太祝领之”云云的话，还是没法与之相承接。对此，司马贞以为“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后土祠（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即作此标点），故六也”[5]。其说为王先谦《汉书补注》所承用[6]。不过这话讲得却是愈加糊涂。所谓“正太一”是与“薄忌太一”相对而言，指的就是《封禅书》中“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的“太一”，实际指的是北极点（同北极星有别），也可以说是北极神。它是“天”的具体体现，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大天”。大家常说“皇天后土”那个成语，可以说太一乃是皇天的具体标志。

因此，太一是太一，后土是后土，太一与后土二神祠所祭祀的对象，实际上分别是苍天与大地。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是不能连读为“正太一后土祠”的，所以司马贞讲的“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后土祠，故六也”这句话，也就根本不能成立。若在薄忌太一、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神祠其间再加入太一、后土二神之祠，那总共就成了七祠而不是六祠了。清人梁玉绳、姚范都明确指出过这一不合理之处[7]。由此可见，要想顺畅地《史记·封禅书》上述文句，还要另辟蹊径。

检《汉书·郊祀志》载述同事云：

诸所兴，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床，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大祝领之。[8]

“泰一”与“太一”、“大祝”与“太祝”，皆同一词语的异写，在此不必纠缠，而《史记·封禅书》之“五”字《汉书·郊祀志》书作“五床”，却向我们透露出《史记》原本的面貌。

这个“五床”，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本是一座山名：

（左凭翊）谷口。九嵕山在西。有天齐公、五床山、僊人、五帝祠四所。[9]

《汉书·郊祀志》中的“五床”指的就应该是这所五床山祠。合此五床山祠，《史记·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两书自薄忌太一以下正为六祠，上下通畅，从表面上看，似乎再也没有什么窒碍之处了，故清人梁玉绳就以为《史记·封禅书》这里的问题本简单明了，“盖五字下误脱床字耳”[10]。照此说法，是传世文本的《史记·封禅书》在这里有夺误，太史公的本意不是就写这么一个“五”字，而是在它的下面，还别有他文。

然而，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太史公原本到底写的是“五”个啥，还需要稍事斟酌。清人姚范尝就《汉书·郊祀志》记载的“五床”论述说：“按五床孝宣帝时所立，疑《汉书》误。”[11]其后，王先谦进一步指出其致误的原因说：“五床，‘床’字疑后人缘下文‘五床山’误加，以合下六祠之数。”[12]

姚范、王先谦两人的思索，是出自同一缘由，即《汉书·郊祀志》下文在记述汉宣帝兴建的神祠时叙述说：“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13]姚范和王先谦的逻辑是既然这对五床山的祠祀是始于汉宣帝时期，那么，前边在讲述武帝“所兴祠”时就不应该列入“五床”。

如果说人们对这一记述还存有疑虑的话，那么《汉书·郊祀志》接下来在讲述成帝罢废高祖以来列朝兴建的祠祀时，仍然清楚地把这“五床”列在宣帝的名下[14]，就使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情况，重新思索《史记·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的真实面目。

现在我们面临的基本事实是：第一，《史记·封禅书》“五”字之下肯定是有缺文，而这处缺文由来已久[15]。第二，《汉书·郊祀志》“五床”的写法，悖戾五床山祠的设立时间，即对五床山的祠祀始自汉宣帝时期，而《史记·封禅书》以及《汉书·郊祀志》是在载述汉武帝“所兴祠”的时候，记下了这个名为“五某”的神祠，因而“五床”之说应有讹误，很可能就像王先谦所讲的那样，即“‘床’字疑后人缘下文‘五床山’误加，以合下六祠之数”。对此，我以为更大的可能是班固在撰著《汉书·郊祀志》所依据的《史记·封禅书》在“五”字之下就有缺文，班固自以为是地补入了这个“床”字。

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重新寻求在《史记·封禅书》那个“五”字之下到底缺损了个什么字？

前边在讲述太一问题时，只是适当说明了太一本身亦即所谓“正太一”祭祀的性质，没有说明那个“薄忌太一”。所谓“薄忌”，是指亳人谬忌，其事首见于《史记·封禅书》：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16]

“薄忌”就是略称此亳人谬忌，而“薄”乃是“亳”的同音异写[17]。故所谓“薄忌太一”是指基于这次薄忌的奏请而设置太一神祠，其祭祀规格、方法和地点都与天子兴建的太一神坛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薄忌奏请祭祀太一的同时，提到了“太一佐五帝”。是不是这次也同时开设了五帝的神坛，《封禅书》没有清楚记载。不过随后不久，我们就看到如下情况：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18]

又：

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公玉）带图。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巅。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19]

显而易见，就是在汉武帝时期，至少在甘泉、奉高、泰山三地正式开设了五帝祠坛，因而有理由推测，《史记·封禅书》“五”字之下所缺佚的应是“帝”字，即相关文字当连缀为“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帝，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

通贯审视《史记·封禅书》这段文义，应是分作“今天子所兴祠”、“方士所兴祠”以及“他祠”这三大类祠祀来概括叙述汉武帝时期的祭祀情况，而。因“今天子所兴祠”又可细分为天子亲郊祠者、封禅者、太祝所领祠官致礼者以及此外其他性质者这四种情况。揣摩其文义，可将这段内容重新标点如下：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帝，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

同现行的中华书局新点校本相比，这样标点，似乎能够更加清楚、也更加准确地体现太史公的本意。

不过，认真阅读前列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中华书局新点校本这段文字，同三家注本《史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即“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这两句话，三家注本《史记》并没有那个“诸”字。

南宋初刻单附《集解》之十四行本《史记》

那么，是三家注本脱却了这个“诸”字么？我们看比三家注本更早、也更权威的南宋初刻十四行本《史记》，这处文字同三家注本一模一样，也是书作“至如八神诸明年凡山他名祠”。不用说这些像模象样的古本，就连明末所出商业性极强的《史记评林》，这处文字还是如此。再往后，到了清代，皇家主持勘定的武英殿本《史记》，文字依然没有改变。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史记》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史记》

其实关于这处文字，用不着这样广征古刻旧本，看一看承用《史记·封禅书》的《汉书·郊祀志》就能够明白——《汉书·郊祀志》里就没有这个“诸”字[20]，这意味着班固在东汉前期见到的那部《太史公书》就是这样！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佑本《汉书》

《史记·封禅书》所记“八神”，都有具体的名目，是实指而非泛称，这就是见于《封禅书》前文的齐地之天主（德勇案：请注意，这不是西洋那个“天主”）、地主（德勇案：请注意，这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和四时主[21]。所以，既然已经明云“八神”，就没必要再复缀“诸神”二字。迭床架屋，不符合古人行文惯例。

那么，在剔除这个衍增的“诸”字之后，这个句子该怎么读呢？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的句读，乃遵循前人惯例，读作“至如八神，诸明年、凡山他名祠”[22]。这样读，是把“诸”字解作“统括”之义，从上面列出的《史记评林》书影中大家可以看到，明人余有丁读《史记·封禅书》就是这样读的：“‘诸’字是统括字，举明年、凡山以统其余也。”清初人刘淇在阐释“诸”字的虚词语义时也谈到了这个例证，并论之曰：

又《广韵》云“非一也”。……愚按如《汉书·宣帝纪》：“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魏志·路粹传》注：“凡说融诸如此辈，辞语甚多。”此“诸”字并统括之辞也。[23]

可见《汉书·郊祀志》的读法准确无误，而只要稍微参照一眼《汉书·郊祀志》的句读，中华书局的《史记》新点校本就不应当如此颟顸，更何况点校者既然遍览中外传世古本，怎么竟然连出条校记标记版本的文字差异也不做，真是岂有此理！

最后说明一下，中华书局新点校本这个“诸”字，应是张文虎在校刊同治金陵书局本时错误添加，盖中华本乃以此本为底本也（手头没有同治金陵书局本，不便覆核，请谅解）。当时清廷已经风雨飘摇，张氏以衰老之身，司职此役，颇多无可奈何之处，不过勉为其难而已，思虑容有未周[24]。不过即便如此，既然完全没有版本依据而硬生生地增入这一“诸”字，总应当在他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有所说明才好，而我们连这也没有看到[25]，就不能不说是他老人家不应有的疏忽了。

2021年8月13日记

2021年8月21日改定

注释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卷二八《封禅书》，页1684。

[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唐司马贞《索隐》，页1685。

[3]《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69。《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五上《郊祀志》上，页1221。

[4]《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唐司马贞《索隐》，页614。

[5]《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唐司马贞《索隐》，页614。

[6]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影印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原刻本）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552。

[7]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一六，页820。清姚范《援鹑堂笔记》（清道光姚莹刊本）卷一五，页17b—18a。

[8]《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58。

[9]《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5。

[10]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六，页820。

[11]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一五，页17b—18a。

[12]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552。

[13]《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49—1250。

[14]《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57—1258。

[15]案清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三（页358）谓“北宋本‘五’字下嵌补‘床’字，与《郊祀志》合”，这显然是校刊者依据《汉书·郊祀志》所增入，不足为信。

[16]《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66。

[17]《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唐司马贞《索隐》，页580—581。

[18]《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75。

[19]《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82。

[20]《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48。

[21]《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45。

[22]《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48。

[23]清刘淇《助字辨略》（北京，中华书局，1954）卷一，页41。

[24]清张文虎《张文虎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同治六年九月廿八日，页106。

[25]清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三，页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