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如何秘密启动核工程

本文是世界范围内首次披露以色列核计划的秘密进程。1955年，以色列总理戴古里安做出了决定：我们必须以一把新的保护伞代替西方殖民主义的旧保护伞。不再仰赖于西方对中东的霸权，以色列必须建立自己的霸权主义。1956年夏，古里安花费了大量时间与顾问们讨论，最终提炼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1949 年就已经开始酝酿。现在，他明确指出：以色列必须拥有核选择。

以色列如何启动核工程？

以色列与法国的第一次核联系缔结于20世纪40年代，中间人是恩斯特·戴维·伯格曼。1956 年年末，伯格曼与法国签署了一个初步协议，要在迪莫纳建造一个核反应堆。西蒙·佩雷斯建立了核事务上的外交联盟，法国在1957年签署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尽管这两个年轻人营建并加深了与法国的联系，但秘密科学技术专员沙赫维特·弗赖尔，以及赫梅德吉默尔的运营官，几乎没有分到什么荣誉。通过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直接协作，这两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赢得了法国人的信任，并促进了巴黎与雷霍沃特之间科学、技术以及战略方面的密切关系。1956年到1957年之间，运营官频繁地拜访巴黎，与法国人敲定了一个协议。协议督促双方保持沟通，每一方都要完全地通告另一方其进展状况。1957年，工程师搬到了法国，以便学习核进程当中最为关键的阶段。1958年，他被邀请访问法国最神圣的地方，法国最先进的核设施所在地。从那时起，一切都对他开放，他可以看到一切。当他服完兵役后，这位赫梅德吉默尔的年轻运营官成了一名工程师，负责法国—以色列最敏感、最秘密的部分。

我出生的那年冬天，运营官返回了以色列。七年前，他坐着一辆指挥车前往内盖夫寻找铀，如今，这位工程师再次坐着指挥车来到沙漠，寻找建造法国—以色列核反应堆的最佳地理位置。这个调查队包括了八个法国人和两个以色列人。这两个以色列人彼此并不喜欢对方。一个是迂腐的上校马内斯·普拉特，另一个是前陆军军需部的指挥官，现在是专业工程师，负责建造以色列的洛斯阿拉莫斯，而这位傲慢、有时有些冲动的工程师将承担未来核设施最为关键的部分。但在现下这个剧情里，这两个以色列人都只是小人物。决策者是法国人。当指挥车护送车队到达罗特姆高原的472三角测点，法国人一致同意这就是最佳地点。就在迪莫纳镇东南14公里的地方，将建起以色列的核反应堆。

根据官方协议，以色列的核反应堆是非常低调的EL–102类型，输出功率只有24兆瓦。然而，依据阿夫纳·科恩所述，在地面部分，法国圣戈班公司为以色列复制了法兰西共和国建在马尔库尔的G1核反应堆。国外的出版物宣称，沙漠里的这个升级版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至少在24兆瓦以上。而那些同类型的出版物认为，这个核反应堆还包括一个未在官方协议里提到的秘密的钚分离装置。我有理由相信，工程师在法国度过的三年时间里，他很可能参与规划以色列核反应堆最为重要的单元。而在他频繁地来往以色列期间，他肯定会观察其建设进程。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解决最棘手问题的人——因分离装置与核反应堆本身过于接近而引起的严重问题。然而，工程师对下面这个事实深信不疑：无论他或者马内斯•普拉特的贡献多么意义非凡，迪莫纳依旧是法国对以色列创下的惊世之举。这是衰落的殖民力量送给这个年轻前沿国度的离别赠礼。在东方，这个被西方扶植出来的国家，现在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工程师如何使迪莫那成为可能？

1960年，美国就知道了法国正在罗特姆高原为以色列建造一个核反应堆。美国总统肯尼迪致力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坚决反对迪莫纳的核武器生产。根据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一项协议，从1962年开始，美国专家检查小组可以每一年前往沙漠的核反应堆检查一次。在他们前四次的检查中，那些美国人什么都没有发现。但随着一次次的拜访检查，以色列的故作姿态越难取信于美国人。1965年，根据阿夫纳·科恩和其他人的论断，以色列面临着最戏剧化的时刻。

工程师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他40岁之前，这个里雄莱锡安种植园主的儿子的角色就是对付美国人。他的使命就是愉快地、谨慎地、优雅地说服美国人，使迪莫纳可以继续发挥它的功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根据某些并非源自以色列的消息，他们建造了模拟控制室，地下入口处铺砌与水平线平齐的地砖，又在安置有禁用设备的建筑物周围散布鸽子粪便，营造出这里未被使用的假象。

每个美国人前来拜访检查的星期六，都是紧张、令人筋疲力尽的。工程师与来访研究人员进行交谈的每分每秒，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都远远地注视着。每一时刻都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工程师的自信和魅力创造了奇迹。1966年3月的检查通过了，没有任何事变；1967年4月的检查也是如此。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障碍需要以色列去克服。1958年查尔斯·戴高乐当选法国总统，他上任不久随即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以色列与法国之间开展的核项目合作。1960年，他下令终止这一合作。但亲以色列的法国部长们，允许在迪莫纳的建造工作到1961年至1962年完成。即便在1965年，戴高乐开始敌视以色列的时候，法国与以色列的核合作仍在继续。就像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如果没有法国的原材料和法国的技术，迪莫纳就无法发挥作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们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们觉得应该对这个国家承担义务，因为这个年轻国家的科学贡献，因为这个国家遭受的大屠杀，因为这个国家在阿尔及利亚方面提供的情报。即使在委员会中，不亲近犹太人的成员，也认为这是历史的正义行为，认为以色列是西方设在东方的堡垒。工程师的戏剧性工作就是维系与法国核项目专家领导人（他们敢于违抗总统）的联盟，使迪莫纳成为可能。

迪莫那的工程师：以色列必须震慑它的敌人

我想询问工程师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但我知道，他不会从生产方面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在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沉默后，现在他也不会轻易松口。所以，我只开口要了第二杯威士忌。客厅的窗外，夜幕降临。

为了缓解访谈节奏，我在工程师面前放置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报道，来自缪尼亚·马尔多（Munia Mardor），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段记述出自他的回忆录，但这段材料一直被人们忽略，直到几年后艾勒夫·本（Aluf Benn）在《国土报》发表，又在不久后被阿夫纳·科恩在书中引用，其重要意义才被人们注意。此段记述的日期标注为1967年5月28日：

我走进了会议大厅……这个团队正在组装武器系统，这个系统的改进和生产需要在战前完成。现在已经是后半夜。工程师和技术员—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还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他们的表情是庄严的、沉思的，就好像他们完全认识到这套导致操作警报的系统所蕴含的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价值。显而易见，这个项目的参与人员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下，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工程师大笑起来。他知道马尔多写的是什么，但他不假思虑地否定了：他不会谈论那个迪莫纳的决定性时刻，但他打算谈一谈迪莫纳的精神。“我们从来没有兴奋到颤抖，我们也从来不开香槟庆贺。我们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不需要引人注目的夸耀或者崇高的说辞。”

而军备竞赛还没有结束。1967年3月17日，六日战争后不久，两架埃及的米格21战斗机（MiG 21）飞至迪莫纳的上空侦察，引发了耶路撒冷的空袭警报。工程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保护他的特殊工程。但在战后的一年里，工程师面对着他最大的技术性挑战——机遇。1967年后，以色列感到了一种紧迫感，因为战前几周里，这个国家经历了灭绝的恐惧。但由于它在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1967年后的以色列同样也体验到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它无所不能。这种恐惧与全能感觉的混合结果，就是技术上的肆无忌惮。根据阿夫纳·科恩的观点，在工程师成为迪莫纳总负责人的第三年，迪莫纳的产出能力提高了两倍。

成功之后，很快又是第二个、第三个，工程师大胆地提高产出量。在他的指挥下，以色列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发展出卓越的专业技术。他们将以色列建设成了自给自足的核国家。不再需要法国的庇护或者仰赖美国，凭借先进的核能，这个犹太国家现在已经举世瞩目。

然后就是核进程的最后阶段。1968年和1969年，美国检查员的检查都通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同物理学家阿莫斯·德·沙利特一起，工程师把检查员们整得疲劳不堪，又将他们带入歧途，再次成功地掩盖了迪莫纳的秘密。但在1969年7月12日，长达18个小时的检查后，果尔达·迈尔改变了策略，与美国进行了一场直接对话。在亨利·基辛格的推动下，美国也改变了策略。1969年9月底，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尼克松与迈尔总理举行会晤，美国和以色列就迪莫纳问题达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共识。罗特姆高原上的核反应堆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而国际社会将接受和采纳以色列对于其存在的不透明政策。

工程师的叙述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发生在1966年的12月的事件。根据国际出版物介绍，就在那个时段，以色列组装了第一颗金属球，这枚核弹足以炸毁一个城市。他们真的没有起鸡皮疙瘩？他们的手真的没有颤抖？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吃了禁果？工程师真的一点都不曾感到恐惧或者担忧？

工程师没有肯定或者否认任何国际出版物。“就算他们说的是准确的吧，”他笑着说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以色列必须保护自己，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以色列必须震慑它的敌人，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总有些人必须要做这项工作。总有些人必须要在1955年进入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必须要在1960年前往法国，必须要在1966年建立迪莫纳。”

总有些人要做这些事，于是他做了。他尽力做到尽善尽美，掌管以色列第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其中之一。这个产业展现出以色列的敏锐、精明以及雄厚的资本实力，超乎所有人的预期，保障了以色列半个世纪的生活。

（本文摘自《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