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他退选后，一种主义输掉了整场战争

圣伯纳迪诺枪声乍起的那一刻，兰德·保罗（Rand Paul）退选的丧钟就已经敲响。

保罗名声不大，但他的退选有些不同一般。要说远离政治圈的企业家，走了惠普老总还有地产大亨在，要说实干不打嘴炮的行政官员，走了新泽西州长还有俄亥俄州长在，可打着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旗号的共和党候选人，只有保罗一人。保罗的退选不只是输了一轮战役，而是一种主义输掉了整场战争。

保罗出身医政世家，父亲荣·保罗是德州众议员，曾两次冲击总统宝座未果。作为长子，保罗医而优则仕的人生轨迹几乎就是父亲的翻版。今年角逐大位，他延续了其父不结私党的清高姿态，自封为最正统的保守主义者，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执著也更胜于蓝。

作为参议员，保罗最引以为豪的“政绩”，就是以一人之力逼停了爱国者法案。爱国者法案是布什总统2001年10月签署的应急反恐政策，法案第二款赋予了情报机构极大的权力，举个例子：原本联邦调查局如果发现疑似恐怖分子，需要向法院申请监听某个座机或手机号码，获得搜查证后，方能开始获得这个号码的元数据（metadata），亦即该号码的通话时间、通话地点，以及通话对象（有趣的是元数据并不涉及通话的内容）。可是一旦打草惊蛇后，恐怖分子靠换个手机就能摆脱追踪，调查人员不得不重新撒网，将前述步骤再走一遍，故而难免陷于被动。在爱国者法案庇佑下，调查人员可以依人监听，而不是依号监听，也不需要知会电信运营商，由于法案第二款允许了申请搜查证的时间弹性，等于默许联邦调查人员先斩后奏。这些反恐政策以“9·11”之后的恐慌为土壤，尽管饱受争议，仍然畅通无阻。2011年，奥巴马总统将本已行将就木的爱国者法案又延长了四年，不过国家安全局的监听能力被收缩，须经联邦法院许可后才能向电信运营商调用某个个人的通讯资料。

白纸黑字之下，暗潮却很汹涌。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合同工斯诺登携带NSA内部的培训资料出逃香港，后受俄国庇佑栖居莫斯科。斯诺登泄漏的材料表明，NSA的监视监听早已经在法度之外大行其道了。早在2007年，NSA便已施行PRISM“棱镜”计划，他们通过互联网，不经过任何法院、网站或个人的许可，海量搜集隐私信息，此举公然违背保护个人隐私的宪法第四修正案，遭到保守派议员在内的广泛批评。2015年5月末，参议院开始讨论即将在6月1日过期的爱国者法案，为了阻击保受争议的NSA相关条款，保罗在国会发动“冗长辩论”（filibuster），运用拖字诀舌战群儒十个半小时，导致法案不能如期投票获得国会批准，因而自动停止。在这十个半小时内，保罗得罪了不少共和党大佬，2008年的候选人麦凯恩相当恼怒，批评保罗故意曲解爱国者法案的执行细节，还无视国会仪礼，粗鲁打断其他议员的发言。于保罗而言，这步棋则是他此次竞选的奠基石：有限政府，无限自由，宪法至上，依法治国。保罗将其父亲当年无法变现的政治理念，借爱国者法案终止一案，发挥到了极致。NSA和斯诺登各打五十大板成了他媒体曝光的主旋律，他曾在采访中说：“我会把斯诺登和国家情报主管克莱帕（James Clapper）关在一个牢房里，让他们俩好好辩一辩自由和安全孰轻孰重。”

讽刺的是，保罗执意要保护的公民们，并无意站在他这一边。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前半年的两次全国调查表明，认为国安局监听不妥当的人虽然略占多数（54%），但也有一半人（49%）表示政府在反恐政策方面还做得不够。美国民众似乎并不介意为了国土安全牺牲一些宪法赋予的权利，56%的民众认为国家安全局追踪监听电话的做法合乎情理，45%的人甚至认为政府应当监控所有人的电邮来往。一些民众对此有着最朴素的表达：如果你不是恐怖分子，那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呢？

9月末，斯诺登现身推特，粉丝数一日之内破百万，两党第一次辩论中，斯诺登这个辩题给了保罗崭露头角的机会。可是保罗言必称权利法案，言必称公民自由，强调程序正义，强调有的放矢，这种理念与行政岗位出身候选人的实用做派几乎水火不容。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指责保罗的方案不切实际，置美国人民的安危于不顾，保罗则祭出国父约翰·亚当斯，暗指克里斯蒂无视美国国本和宪法尊严。但12月2日，南加州圣伯纳迪诺市发生的恐怖袭击，却成为了压垮自由至上主义的稻草。事实证明，克里斯蒂的做法更像是对的选择。十四名普通公司职员被他们的穆斯林同事枪杀于一场派对，“伊斯兰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次袭击，但这两位已是美国公民的凶手在很短的时间内变身极端主义分子，刺激了全美民众的情绪，也使得恐袭重新成为辩论的重中之重。讨论公民自由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强化的反恐政策卷土重来，候选人们争相扬言要消灭“伊斯兰国”，保罗最大的政绩成了这一事件的炮灰。叫停爱国者法案不但没能为他加分，还将他的理性折射成了软弱，幼稚，和空洞的理想主义。

克里斯蒂是对的，今天的美国，国本已经变了。不过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大敌，并不是NSA和政府，而是繁荣的社交网络。脸书和推特只用了十年之功，就已经深度渗入了美国普通人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千禧一代，甚至他们的父母们，都早已习惯广播自己的生活，隐私成为了一种具有经济意义的战略资源。互联网作为一种交通渠道，就和历史上的铁路一样，在其路网日益通达的同时，其运营方式和利益分配也必定日趋集权。资源的享有和管理的结构，前者越是民主，后者就越是专制，这是科技史上的普遍悖论，就互联网而论，云端数据就是双刃剑的另一侧。二十一世纪初，科技史学者欢欣鼓舞，预料互联网的时代会带来真正的信息对称，可现实是，亿万用户如同千流入海，云端数据技术的发达反倒加速了信息的不对称。有女星裸照被盗取散播的个案在前，但资讯泄漏的风险在无可替代的便捷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互联网能根据你的背景找到你失散多年的好友，根据收听习惯向你推送喜欢的音乐，人们每一天都享受着高效的信息流，科技变革已势不可挡，反而是社会道德要被倒逼着应变。十八世纪，国父约翰·亚当斯意图保障人们在宅邸内的自由，可是隐私的物理边界早已被社交网络所改写。相应的，私生活的半透明化也使人们对政府侵犯个人领域的举动变得没那么敏感了。恐怖主义的猖獗为政府和情报机关的滥权铺平了道路，美国人不想再以宪法画地为牢。在民众看来，NSA的监听置于当下的语境，不过是云端数据的另一种形式，既然谷歌、脸书、亚马逊都能掌握我的隐私，多一个又何妨。在以隐私换取效率和安全的这笔买卖中，美国人已变得越来越漠然，也越来越精明。

时运不济，英雄气短，保罗最大的政绩被不期而至的恐怖袭击宣判了死刑，但是他却没有放松对立场的坚持。在每一个政治旗帜高扬的站队时刻，保罗都保持着近乎叫人难以理解的中立和冷静，别人在高呼地毯式轰炸“伊斯兰国”时，他却顶着孤立主义的诟病公开反对美国四处军事干涉。他在辩论场上总是孤身一人，扳倒爱国者法案的他显得如此不爱国，失败早已是注定。奥巴马屡屡绕过国会以行政令强推政策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八年内恼羞成怒的保守派丝毫不想重新回到宪法的基点，约束政府行为，而是要一个比奥巴马政权更为活跃激进的强势政府，不过这一次，政府要来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共和党候选人中的领跑者特朗普（Donald Trump）就是这份怨念的化身，他满是市井俚语的人身攻击，百无禁忌的霸道政令，正是当下共和党票仓情绪的写照，而这种出于本能的怨愤，这种对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全方位的嘲弄，恰恰是保罗所主张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对立面。破口大骂奥巴马愚蠢和据理力争奥巴马违宪，哪个更让愤怒的选民痛快？两者人气，高下立见。

2月1日首个开票的艾奥瓦州，保罗的票数在十数位共和党候选人中位居第五，得票数超过小小布什（Jeb Bush）。虽然以投入产出比而论，保罗的第一轮战果并不差，但落后前三名实在太多了。尴尬的第五位复刻了其父早年的竞选结果，他应该很清楚，党政向右急转弯也就罢了，他最信赖的民意也不愿加持，天所不与，又何故强求。两天后他忽然退出了选战，在下一个即将开票的新罕布什尔州，他的竞选团队一片哗然。

保罗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所察，不止于事，而更在于势。上有恐怖主义疑云密布，下有社交网络风生水起，保罗退选的一刻，不但标志着自由至上主义的沉沦，也预示着一种我们定义美国的新方式：二十一世纪，美国情报机关已借反恐东风彻底摆脱了水门事件的污名，成为了大政府权力公然扩张的最前沿，联邦政府也开始逐渐走出旧的权力制约模式，开始在安全和民权之间寻求最为实际的新平衡。2016年的选战虽然只拉开了帷幕一角，新旧更替却已经发生在了美国价值观中最要害的地方。

不过退选的保罗并没有离开，而是有意转战竞选参议员连任，为自由至上主义保留那点星星之火，等待燎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