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相卿评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数据库时代的勘误与辨伪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仝相卿

2021-09-04 10:2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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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文集》,[北宋]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7月出版,2193页,228.00元

《王安石文集》,[北宋]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7月出版,2193页,228.00元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虽在当时和后世曾长期遭人污谤,然作为文学家的他却受到相当一致的赞誉。欧阳脩曾赠诗称赞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脩撰,李逸安点校:《欧阳脩全集》卷五十七《赠王介甫》,中华书局,2001年,813页)司马光致信吕公著,也称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辉点校:《司马光集》卷六十三《与吕晦叔简·又》,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320页)。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强调:“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十八《王安石赠太傅制》,中华书局,1986年,1077页)大可反映出时人对其文学修养的肯定,故《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妙。”(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85年,10541页)当为中肯之总结。这样一位才华卓著的文学家的作品,在北宋末年已经由弟子薛昂奉诏整理集结(汤江浩:《薛昂奉旨编定〈王安石集〉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三期,38-42页),南宋初年更是由詹大和、王珏等付梓刊印,明清之后翻刻不绝,流传至今。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1021-1086)

2021年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成国教授整理的《王安石文集》,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系列中。刘教授潜心王安石研究多年,先后出版了《荆公新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变革中的文人与文学:王安石的生平与创作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等作品,是当下研究王安石的权威学者,王安石文集由他作为点校者主持整理,当为不二人选。实际上,在此之前王安石作品曾由不同整理者进行了多次整理,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版本查阅更为方便,文献检索更为快捷,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出更为精审的整理本,对于刘教授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王安石年谱长编》,刘成国著,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2372页,290.00元

《王安石年谱长编》,刘成国著,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2372页,290.00元

通览《王安石文集》,个人以为较之前的整理本,至少在三个方面有重大突破,堪称一部宋人文集整理的典范之作。
正本清源,辨明优劣
王安石文集后世刊刻颇多,如何厘清其流传过程中版本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校勘工作的底本,至关重要。有关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情况,前辈学者一般认为有两大系统:一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舒州所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即“龙舒本”系统,此版本系统传承关系清晰,学界向无异词;一是南宋绍兴年间所刻《临川先生文集》,主流观点称南宋绍兴十年(1140)詹大和于抚州临川所刻《临川先生文集》(即“临川本”)为后世所有《临川先生文集》的祖本,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据之重刻于杭州,是为“杭州本”,此后各朝据“杭州本”递相刊印,直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迁据“临川本”覆刻,于是明代之后“临川本”与“杭州本”并行于世。仅少数学者认为“临川本”早已亡佚不存,后世《临川先生文集》的祖本为“杭州本”(刘成国:《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编撰、刊刻及流传再探——以“临川本”与“杭州本”关系为核心的考察》,《文史》待刊稿),此观点响应者极少。“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卷二十

“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卷二十

《临川先生文集》

《临川先生文集》

刘教授通过细致爬梳,对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源流做出了重要判断,他认为:北宋薛昂奉诏编撰王集,至迟宣和四年(1122)已经完成(《整理前言》,第9页),然因靖康之难致使流传不广。王珏刻成的“杭州本”,主要依据的是家藏王安石文,以及薛昂所编王安石文集的遗稿(《整理前言》,16页),为后世流行的《临川先生文集》的祖本。“临川本”是在两宋之交刊刻于闽、浙地区的王安石文集基础上刊印的,其卷数应为一百八十卷(《整理前言》,10-12页),与一百卷的“杭州本”属于两个独立的版本系统,具体篇目颇有差异(《整理前言》,17页)。而且,何迁本翻刻的并非南宋詹大和“临川本”,而是元明递修的“杭州本”(《整理前言》,22页),故可认为,明代以后“杭州本”处于一枝独秀状态。通过考证辨析,刘教授完整梳理出王安石文集近千年刊刻流传的历史脉络,以及诸多版本之间的因承关系,这是之前整理者并未厘清的重大问题,从而为文集整理奠定坚实基础。
在梳理出王安石文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刘教授使用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迁覆刻本作为底本,进行系统的整理工作。“龙舒本”为王安石文集现存最早刻本,然其收录作品两千两百八十一篇,与何迁覆刻本收录作品三千一百二十二篇相比(《整理前言》,25-26页),阙失过多。在古籍校勘底本选取时,学者总结了三个标准:“第一,版本刊刻时间较早;第二,版本一般应当是足本,内容较同一部古籍的其他版本为多;第三,精校精刻本。”(王瑞来:《古籍校勘方法论》,中华书局,2019年,第4页)何迁覆刻本无疑满足至少后两个条件,以它为底本,以“龙舒本”为主校本,对校以由宋到清所刊能够寓目的十一种王安石文集,特别是国家图书馆藏王珏刻、元明递修,黄廷鉴校的“递修本”中黄廷鉴校语是根据宋本而来,之前整理本从未得见,本次整理全面补入;再结合《皇朝文鉴》《古今绝句》《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十余种他校资料,以及部分石刻文献,为《王安石文集》整理的准确性提供了资料保证。
校正勘误,后出转精
古籍流传过程中,会出现讹脱倒衍等诸多舛误,这就要求整理者根据各种资料比勘校正,尽力恢复古籍定稿时的文本面貌。在数据库检索技术提供极大便利的当下,校勘需要以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具备更高的文本解读能力、思辨能力和问题意识(刘成国:《机遇、挑战与回应——数据库时代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证:以宋代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二期,131-137页),这在《王安石文集》中有很好的体现。
例如,王安石撰《贺庆州杜待制启》中有“眷内阁之近班,督帅臣之重柄”之语,校勘记云:“‘帅’原作‘师’,今据龙舒本、递修本改。按,杜待制为杜杞,时以天章阁待制出为环庆路经略安抚使,不得成为‘师臣’。师臣,谓居师保位之宰执。”(卷八十一,1404页)就是利用了宋代职官制度进行是非裁定,而其他整理本或无辨析,或称“师臣”不改(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845页;王安石撰,唐武标点校:《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255页;王安石撰,聂安福等整理:《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425页)。又如:王安石在为弟王安国撰写墓志时,其他整理本皆云王安国“以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一,947页;《王文公文集》卷八十八,938页;《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一,1585页),刘教授以出土北宋张庚墓志为线索加以考证,已经辨明王安国卒于熙宁十年(刘成国:《新出土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与王安国卒年新证》,《历史文献研究》2017年第二期,127-130页),故本次整理予以删除并作校勘记:“‘八’上,原有‘以熙宁七年’五字,据递修本、嘉靖五年本删。龙舒本亦有此五字。黄校曰:‘四十七’下,明刊本多‘以熙宁七年’五字,则黄所见宋本并无此五字。”(卷九十一,1579页)这是基于对宋代人物生平了解所下的结论。又如:王安石在陈之祥墓志记载,他“业进士,其中等以皇祐元年”,校勘记称:“‘元’,原作‘二’。按,《正德姑苏志》卷五:‘皇祐元年’冯京榜,陈之祥,质子。今据改。皇祐二年(1050),无贡举。”(卷九十五,第1649页)检其他整理本,此处皆为“皇祐二年”(《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五,986页;《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五,1648页),这是利用宋代科举制度做出的正确判断。再如:王安石撰写的宗室赵世仍墓志,记载了他熙宁元年(1068)去世之后,“用二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河南府永安县”。校勘记称:“‘十七日’,原为‘十九日’。据递修本黄校改。以上诸宗室皆同日葬于熙宁二年二月十七。”(卷九十八,1701页)检之前整理本,皆做“十九日”(《临川先生文集》,1017页;《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1697页)。实质上,这是基于对北宋宗室丧葬制度深入了解基础上的改动。北宋宗室的下葬有固定的程序和制度性规定,宋太祖和宋太宗子孙,去世之后一般权厝京师开封佛寺当中,遇宗室重要成员下葬时,一起从葬永安县(今河南巩义),其下葬时间也是固定的。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这次宗室安葬,主葬人物不详,计有十二位宗室同时从葬,分别由王安石和郑獬撰写墓志铭(华明星:《北宋宗室丧葬研究——以“权厝”为中心的考察》,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71页),故此处“九”当为“七”之误。以上数例,皆属于刘教授以深厚的宋代文史知识为基础,对王安石文集中出现的讹误做出的准确裁断。类似精彩校勘在《王安石文集》中颇多见之,向读者呈现出一种更为准确的《王安石文集》文本。
此外,对曾巩母亲吴氏墓志的校勘,则显示出刘教授慎改原文的原则。与部分整理者以石刻文献为依据径改传世文献不同,刘教授根据所得吴氏墓志拓本对校集本,计有九处不同皆出注不改原文(卷一百,1723-1724页)。笔者曾对北宋出土墓志中与传世文献吻合者加以对校,发现文字不同之处除了部分为传世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讹误外,还有部分不同源自丧家对文本的润饰,其中体现了丧家与墓志撰写者的不同理念,传世墓志的定稿权在撰者,石刻墓志的定稿权在丧家(仝相卿:《北宋碑志文形成中的丧家因素——以石本、集本对比为重心》,《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五期)。此处慎改传世文献的做法,笔者颇为赞同。《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仝相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251页,78.00元

《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仝相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251页,78.00元

存疑辨伪,扎实可信
对王安石诗文的辑佚,自南宋李壁开始,迄今不绝。随着各种王安石文集的整理出版,辑佚拾遗更是屡见不鲜,然其中往往真伪混杂。刘教授在文集正文后,还有部分底本未收录的诗词八十一首、文八十七篇,其中诗词文十七篇为前人所未辑,一篇前人已辑所拟标题为“与吴正宪公书”,刘教授以《紫薇诗话》为底本,根据内容判断,受书人当为吕公著,故予以纠正为《紫薇诗话》中的标题“与吕晦叔书”(1808页),为《王安石文集》完整性的提高提供了资料基础。
而且,刘教授对前辈学者辑佚诗词文中的五十一篇进行存疑辨伪,大体排除了非王安石所作而误收的作品。对于王安石诗词的辨伪,学界已经有了很好的学术积累(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77-327页),而王安石文的辨伪,《王安石文集》中此次的工作具有首创之功。一方面,刘教授利用王安石生平经历作为遗文辨伪的重要根据。如《论邕管事宜》一文,很多学者利用它来讨论广西壮族地区的文化传统(李富强:《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0页;玉时阶等:《南丹土司史》,民族出版社,2015年,86页;何先龙:《土司制度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年,237-238页;黄家信主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司信仰与土兵》,民族出版社,2016年,240页;等等),经刘教授指出,是文乃宋神宗元丰年间的作品,此时王安石已经退居江宁,不应再上此等奏疏措置边事(1867页),当可信之。同样的方法还辨析了《上蒋侍郎书》(1871-1872页)《回皇亲谢及第启》(1878页)及《除辞掖谢杨舍人启》(1879页)等。
另一方面,刘教授以王安石的职官信息作为遗文辨伪的判断标准。如《乞废玄武湖为田疏》一文,后世影响亦大,不少学者以之为据写入论著当中(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水利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396页;杨植、王燕文主编:《南京历代风华》,南京出版社,2004年,327页;张立汉主编:《中国山河全书[下]》,青岛出版社,2005年,3102页;等等),刘教授强调,是文撰于熙宁八年,当时王安石已经复相,绝不可能撰此文(1867页)。与之类似的还有《除韩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1868页)、代人撰《贺降皇太子表》(1869页)、《上龚舍人书》(1874页)、《再上龚舍人书》、俞仁寿女俞氏(1880-1881页)和吕惠卿父吕璹(1881-1883页)墓志两方等。
误收之作的掺入很容易误导读者,若以之为据,会导致对王安石的研究平添错误,贻误学林(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对北宋沈遘文的辑佚与辨伪,见林阳华:《补〈全宋诗〉沈遘诗六十四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三期,91-95页;周小山:《〈补全宋诗沈遘诗六十四首〉质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二期,59-60页)。刘教授这次对自南宋以来王安石诗文辑佚做了系统辨伪,剔除诸多似是而非的诗词文章,功不可没。
阅读疑惑,斟酌处理
阅读所及,部分疑惑之处胪列以下,以求教刘教授。
首先,诗词文章写好之后,作者自己反复修改以达到精益求精,应是文人雅士作文之常态,故有学者强调,作者的“真迹”属于文本生成过程中的“草稿”阶段,其后完全有为了完善而改动的可能,使用所谓的真迹作为校勘依据时需慎重([日]浅见洋二:《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李贵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227-310页)。这或可体现在《独归》诗的改定上。诗中云:“陂农心知水未足,看云倚木车不停。悲哉作劳亦已久,暮歌如哭难为听。”整理者曰:“‘陂’原作‘疲’,今据朝鲜本改。按:李壁注曰:诸本皆作‘疲农’。余于临川见公真迹,乃知是‘陂’字。”(卷三,44页)此处刘教授以李壁见到真迹为依据,改“疲”为“陂”。然结合诗文本身含义,农民劳作甚久已有力竭之势,看云等雨望眼欲穿,田间庄稼水仍不足,如暮歌如哭,生动描绘了一幅疲民晚归图。而且,与下文所云“而我官闲幸无事”的“闲”,形成鲜明对比,故个人以为用“疲”文意更胜,有无可能是王安石之后所做的修改,或需斟酌。
其次,在叙述苏安世子嗣时,王安石称:“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庙斋郎;炳文,试将作监主簿;彦文,未仕。女子二人:适进士会稽江崧、单州鱼台县尉江山赵扬;三人尚幼。”整理者在注释中强调:“‘二’原作‘五’,據递修本、永乐大典卷二四〇四所收此文改。”(卷九十二,1595页)此处前有“子四人”,后对应“女五人”或者“女二人”,应都属于总说,王安石所撰墓志皆如此,其后分别说明儿子和女儿的现在情况。若改为女二人,后面三人尚幼,既无法照应男四人,也无法兼顾女二人,或需再考虑。
最后,刘教授他校使用萧定基神道碑、曾巩母亲吴氏墓志等拓本时,拓本上定有碑志撰者、书丹者和篆盖者等的结衔,类似内容或可在注释首题不同时一并添加,更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
综合以上,刘教授在版本源流的梳理及底本选定,在前辈学者整理基础上的校正勘误、辑佚辨伪,都付出大量心血,为学界呈现出尽可能准确的《王安石文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教授以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对待文集的整理,其微信朋友圈或抛出疑问朋友之间各抒己见,或称小憩梦中辨识异文,还曾专门召开小型学术沙龙,邀请数位学者就点校完成稿内容质疑“批判”,正是这种态度和毅力,成就了这部整理精审的宋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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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王安石,点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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