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专栏：独霸亨利·詹姆斯

时近1915年末，亨利·詹姆斯的身体越来越差，他修改了遗嘱：把两年前辛格·萨金特（Singer Sargent）为他七十岁生日所画的肖像，遗赠给美国国立肖像馆。他将一位侄子剔除出遗嘱——他弟弟鲍勃的儿子出版了一本与他观点相左的反战手册。虽然他已成为英国公民，但要求葬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族墓地。他把大部分财产留给哥哥威廉的家人。威廉已在1910年去世。

亨利·詹姆斯与哥哥威廉

1915年12月4日，辛格·萨金特致信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亨利·詹姆斯在过去四十八小时里发生了两次小中风。他左半身瘫痪，但头脑清晰，能言语。已通知在美国的一位侄子，叫他过来。”

他病重的消息在朋友间传开，知道的人包括伊迪丝·华顿，是对詹姆斯忠心耿耿的抄写员西奥多拉·博赞基特（Theodora Bosanquet）透露的，她每天在詹姆斯位于切尔西的公寓陪他。数年后，据华顿称，詹姆斯的朋友霍华德·斯特吉斯（Howard Sturgis）从这位小说家口中得知，身体不行时，他第一想到的是：“这么说，时候终于到了——大限之期。”另一位朋友称，她听见詹姆斯说：“那是丛林里的猛兽，它跳了起来。”（詹姆斯著有一篇同名中篇小说《丛林里的猛兽》——译注）

在体温忽高忽低时，詹姆斯叫博赞基特把打字机搬进卧室。他开始口述有关拿破仑·波拿巴的句子，稍后，当神智越来越不清时，他误以为自己就是拿破仑。

12月13日，威廉的遗孀，个性强悍的爱丽丝·詹姆斯，不远千里渡过大西洋，抵达伦敦。数年前，詹姆斯太太答应过她的丈夫，她会“在亨利临终前好好照料他”。她遣走了博赞基特，接手管理家务。她不赞成博赞基特小姐把詹姆斯的近况写信告诉华顿。身为波士顿的名门贵妇，她对华顿怀有强烈的反感。詹姆斯从拉伊（Rye）带来的仆人伯吉斯·诺克斯（Burgess Noakes），从战场归来，继续留在他身边。“那是感人的一幕，”爱丽丝写道，“看见小伯吉斯握着他的手，半跪在他旁边的椅子上，脸贴得离亨利很近，试图听懂亨利向他喃喃低诉的混乱不清的话。”

詹姆斯仍呓语不断，以为自己是在爱尔兰的科克，或加利福尼亚州，或是在拉伊的兰慕别墅（Lamb House）。时而，他的手会动，模拟书写的动作。

元旦，詹姆斯的名字位列受勋名册中，被授予功绩勋章。由于他的状况日益恶化，侄子哈里（威廉和爱丽丝的儿子）抵达伦敦，准备担任叔叔的遗嘱执行人。哈里的妹妹佩吉也在。

亨利·詹姆斯逝于1916年2月28日。追悼会在切尔西老教堂举行；遗体在戈尔德斯-格林火葬场火化，然后骨灰由爱丽丝偷偷带进美国。

在奄奄一息时，詹姆斯一度和他的嫂子讨论起她的儿子——他本人的侄子，然后说，“嘱咐他们照章行事，忠实守信，不可把我当作儿戏。”在他死后的岁月里，当他哥哥的家人掌管了他的遗产后，这将变得比他想象中更关系重大。迈克尔·阿内斯科（Michael Anesko）在2012年出版的《独霸大师》（Monopolizing the Master）一书里，试图勾勒这场坚持不懈控制詹姆斯身后名誉的斗争。

那始于詹姆斯逝世的几年前，当时小说家正在撰写题为《一个儿子和兄弟的笔记》（Notes of a Son and Brother）的自传。当他首度在这本书里采用哥哥威廉写的信时（信是他嫂子交给他的），他随心所欲地更改内容，为他所用。此事的消息走漏后，哈里严词致信他的叔叔。亨利回复“遗憾的是，我认为你有道理感到生气”时，哈里在页边空白处写了一个惊叹号。他希望他父亲书信的出版，由他本人做主。

哈里和他妹妹佩吉也都心系姑姑爱丽丝（勿与他们也叫爱丽丝的母亲搞混）的文学遗产。他俩有着十足詹姆斯家人的优越感，却丝毫不具备老一代的天资。他们是愚钝之徒，他们渴望受人敬仰。华顿称哈里——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日后参与管理哈佛的校务——“那位讨人厌的老兄”。博赞基特指出：“他有一个巨大无比的下巴——看上去最顽固不化的颌骨。”

爱丽丝·詹姆斯的日记有四份副本。威廉把他那份妥善地锁藏着；亨利把他那份烧了，如同他烧了手稿和他收到的大部分书信一样。最终，爱丽丝的伴侣凯瑟琳·劳瑞（Katherine Loring）把一份副本交给一位编辑。1934年日记出版，那显现了爱丽丝聪颖的头脑、疾病给她的困扰和她冷嘲热讽的本领。哈里致信他的妹妹：“这整件事竟使我想要落泪，假如那类事有任何值得落泪之处的话。”那本书使佩吉“吓得退缩而战栗”。她谴责这种把“失败、神经衰弱和抑郁消沉”示众的做法。“未给家族增光，”她写道，“这本书是揭短，庸俗不堪至极。”

亨利火化后不到两天，他的嫂子在伦敦会见了他的文学经纪人，讨论该如何管理他的遗产。不久，他们决定出版一卷他的书信集。编辑这些信件的工作由詹姆斯家族委托给珀西·卢伯克（Percy Lubbock）。他们钦佩他在詹姆斯过世时的表现，喜欢他写过的一些文章。他们决定忽略华顿全力支持他的事实；他们大概不知道他也受博赞基特的青睐。他们请戈斯密切留意卢伯克的工作进展。

卢伯克想要编辑这本书，但却意识到，诚如他对博赞基特所言，即便只是跟詹姆斯家的人谈话，也免不了游走在“谨小慎微、犹豫不决、提防戒备的云雾中，以致根本难以让人搞清方向”。詹姆斯在伦敦的友人也警觉出他的家人实际上对他的了解如此之少，倘若在他信中发现阿内斯科所称的“他最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一针见血的机智、他对亲昵关系的狂想、他拉伯雷式的含沙射影的才能”，他们也许会如坐针毡。

卢伯克编纂那成为将来五十年里标准版詹姆斯书信集期间，经商定，他会去除有关生计的不中听的言辞，抽掉詹姆斯时时为健康和金钱发愁的证据。此外，卢伯克也和哈里商定，会尽可能省略亨利感情横溢式的信头和信尾，特别是寄给晚辈后生的长篇书信，以免那语气被人曲解。当这两卷本的书信集将要付梓印刷时，詹姆斯家族的四位成员——哈里，他的弟弟比利和妹妹佩吉，以及他们的母亲——仔细阅读了这些信件，要求再做删节。“几乎每一处，”阿内斯科写道，“卢伯克都最终屈从了家人的意愿。”

虽然他们千方百计净化这些信件，但全家人依然担心暴露了太多讯息。在这版书信集问世的一年后，爱丽丝致信她的儿子哈里：“人们正在恶意解读他写给男青年的荒唐信件。可怜的亲爱的亨利叔叔。”后来，哈里后悔允许E. F. 本森（E. F. Benson）出版了一卷詹姆斯写给他的书信集。他们把诸如这样的段落囊括在内，“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同我在德文郡愉快地散步？我从宽敞的阳台上翘首眺望翠绿的花园和碧蓝的大海……这座阳台甚至能容下你的身躯或香烟，甚至是阿波罗的嘴唇”，或“两种感觉把我割裂——一边憧憬着明日下午，一边为过去那些日子里的时光而赧颜” 。

时隔不久，曾在罗马与詹姆斯往来密切的年轻雕塑家亨德里克·安德森（Hendrik Andersen）与哈里接洽，征求许可，出版他收到的七十八封詹姆斯写的信，其中有部分热情似火，哈里未准。

从詹姆斯过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一场有关他小说家地位的争论激烈地展开，一边是像艾兹拉·庞德、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T.S.艾略特这样的名人（艾略特写过，詹姆斯“拥有一颗如此精细的头脑，任何抽象的观念都无法打破”），另一边是丽贝卡·维斯特（Rebecca West）和E.M.福斯特（“他们可以在欧洲落脚”，福斯特评价詹姆斯作品里的人物，“观看艺术品和彼此，但仅是那样。残缺的人能够独自在亨利·詹姆斯的书里呼吸——残缺却特殊化的”）。詹姆斯的许多作品在这一时期绝版。四十年代，普通读者重新对他燃起兴趣。在美国，从1942年到1949年有三十本他的著作再版问世。

然而这些年里，大部分读者若闻悉詹姆斯复杂的性取向，估计不会平心静气。詹姆斯浩繁的书信文件全集最后由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所收藏，处于哈里惶惶不安的看守下。1930年他写信给少数获准看过这些材料的人中的一位：“我已决定立下规矩，对正在试图写论文——包括博士论文——的学生提出的申请不予考虑。”哈里给凡是希望一睹或摘引这套家族文献的人制订了严格的条款。

当詹姆斯百年诞辰临近时，哈里致信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麦克斯·珀金斯，提到一位年轻学者：“名叫利昂·埃德尔（Leon Edel），犹太人，生于加拿大……他十分仰慕HJ（亨利·詹姆斯），很有鉴别力……他默默无闻，非常一丝不苟。”在此后的几年里，埃德尔将与其他学者争夺哈佛詹姆斯档案的独家使用权。从埃德尔开始撰写詹姆斯传记的那刻起，他即赢得了詹姆斯家族的信任，即便在1947年哈里去世后亦然。第二年，比利·詹姆斯致信埃德尔说，他希望“除你以外，不准任何人写亨利叔叔”。

当安德森的那些信最终出售给弗吉尼亚大学后，埃德尔成功设法限制了访问权，和他对待其他詹姆斯书信藏本的做法一样。当安德森那些信的片段刊登在一本美国杂志上时，比利威胁要采取法律手段。慢慢地，在身为詹姆斯传记作者的同时，埃德尔也成了维护詹姆斯遗产的可信赖的仆人。当一位他在学术会议上结识的学者对詹姆斯涉及同性恋爱的书信往来流露兴趣时，他通知了詹姆斯的家人。霍顿图书馆向他保证，“她绝对不会看到任何她不该看到的东西”。

埃德尔的工作是防范各种影射詹姆斯性取向的言论。他也希望把有趣的资料留给自己独家使用；例如，对詹姆斯在病榻上提到拿破仑的谵语，他不惜一切努力，阻止任何相关报道刊印，直至由他写入第五卷传记《大师》（The Master）的终章里为止，那卷在1972年问世。到这时，比利·詹姆斯已去世，但下一代成员对詹姆斯名誉的戒慎丝毫未减少。

埃德尔清楚，他将不得不在后面的卷册里论述詹姆斯的性取向，因此他盼望有别的作者会先放出风声，这样就能如他所写，“免去了我‘捅破’那个故事的罪责”。

《心爱至深的朋友：亨利·詹姆斯写给后生的信》书封。封面图片为亨利·詹姆斯与亨德里克·安德森，1907年拍摄于安德森在罗马的工作室

在埃德尔最后一卷传记问世的一年后，哈佛大学的限令解除了。但直到2000年，詹姆斯写给安德森的信才以双语版的形式由意大利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没过多久，《心爱至深的朋友：亨利·詹姆斯写给后生的信》（Dearly Beloved Friends：Henry James's Letters to Younger Men）问世。不仅如此，在詹姆斯新的传记作者弗莱德·卡普兰（Fred Kaplan）和谢尔登·诺维克（Sheldon Novick）笔下，尤其是在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笔下，一个崭新的詹姆斯开始浮出水面，摆脱了他家族成员施加的控制。

不过，使事情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那本书出版于1990年。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的《深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成为大学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的宝典。她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从同志作者的角度来阅读詹姆斯的作品，他坚决不出柜的努力，造就了他的文体，可能实际上恰是他真正的主题所在，因被当作秘密、被掩盖而益发昭显。

《深柜认识论》

塞奇威克的论证庞杂而精彩，虽然有时牵强、不足以令人信服。但那把詹姆斯从描写豪门望族的已故白人男性作家的殿堂里移了出来。他成为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如此一来，詹姆斯的艺术造诣，他设计场景和戏剧性情节的技巧，他诡谲的性取向，他出神入化的文笔，他在形式、语气和结构上的天赋，使他成为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不仅是对普通读者而言，并且包括文学专业的师生，甚至还有许多（即便不是全部）继他之后的小说家。詹姆斯的临终遗言——“嘱咐他们照章行事，忠实守信，不可把我当作儿戏”——在他死后百年依旧言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