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信达生物集团总裁刘勇军：做药实际上是门“艺术”

如果没有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刘勇军会频繁穿梭于中国的苏州和美国马里兰及波士顿之间。然而，疫情改变了“空中飞人”原本忙碌的轨迹，在一个地方驻留的时间明显拉长。

“还是挺好的，熟悉一下公司，每天和我们的科学家在一起交流。”近日，在国内首个民间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出炉之际，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信达生物制药集团总裁刘勇军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谈到，近三个月来是他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停留最久的一段时光。

信达生物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德超和刘勇军相识多年，过去二人在学术和工作上都有诸多交流。在加入信达之前刘勇军就曾多次访问信达，也一直关注信达的发展动向。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似乎每次来访信达时俞德超跟他说要做的事情，第二次来访都会变成现实并且超额完成。

在一年前的盛夏之际，二人又“聊了聊”，俞德超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信达生物，“聊得非常有缘，我就同意了。”理由并不复杂，“我就觉得我在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界和工业界学得差不多了，最后这份工作想回到一家中国企业做，希望有机会给中国的企业锦上添花。”

2020年10月15日，信达生物正式官宣：任命生物医药行业世界著名科学家刘勇军博士为集团总裁。加入信达生物后，刘博士将负责集团全球研发、管线战略、商务合作及国际业务等工作，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德超博士汇报。 

刘勇军在学术界和产业都成绩斐然。其于1984年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取得内科医学博士学位，1989年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医学院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完成2年的博士后培训。此后，刘勇军开始进入产业界，先后作为高级科学家加入跨国制药公司法国里昂先灵葆雅、加入先灵葆雅旗下美国生物技术公司DNAX研究所担任主任科学家。

2002年，刘勇军重回学术界，被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聘为Vivian Smith杰出讲席教授、免疫学系主任和癌症免疫研究中心创始主任。2011年，被贝勒研究所聘为首席科学官和贝勒免疫研究所所长。

10余年后，刘勇军再度融入产业界。2014年，其被阿斯利康旗下全球生物制药子公司Medimmune聘为首席科学官和全球研究负责人。加入信达生物之前的2016年至2020年期间，刘勇军担任赛诺菲全球研究负责人。

对于刘勇军的加入，俞德超表示，“刘博士的经历与信达生物研发全球First-in-Class管线的战略目标十分契合。我们相信刘博士的加入将助力信达生物进一步加强内部研发与创新能力，搭建全球研发平台和全球化研发团队，开发出更多具有全球First-in-Class潜力的创新品种，深化产品链价值，加快信达创新的步伐。刘博士的加入将为信达生物‘成为国际一流的生物制药公司’的发展愿景带来新的动能。”

“实际上，整个中国的生物制药界面临着最重要的转折点和挑战，就是如何做原创的东西？如何能做出一个变革性的药物？我们还有很多病人对于很多药反应不好、疗效不好。”刘勇军表示，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用科学来解决。

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信达生物制药集团总裁刘勇军。

中国医药创新转折点

刘勇军和国内长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加入信达生物之前，每年的8月，他会回到国内停留1个月，和国内的学术界、产业界开会、交流。

4年前，刘勇军还成为了中国首个世界级民间科学大奖——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委员会成员。9月12日，这一大奖第六个年头的获奖名单在北京出炉。“科学家是需要尊重、需要表彰的，我们要让年轻人知道，不光是歌星和电影明星受人尊敬，科学家也是受人尊敬的。”

刘勇军谈到，世界上所有的大奖都是为了推动科学，推动科学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要激励年轻人对科学有兴趣。“未来科学大奖有很多活动，会让一些学生、年轻的科学家参与进来，特别是大中华地区的科学家，有很多科学家贡献很大，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认可和支持。”

支持国内的科学发展之余，刘勇军更多的是感受国内创新生态的变迁。“中国的生物制药创新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当初国内的基础还不是很强，大家都在学，那个时候都是在做‘Me-too’药物。”

对于近十年来，刘勇军用一个“快”字来形容看到的改变。“主要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这5年来的改革，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改革，没有这个改革，中国的医药创新是起不来的。”

2015年，中国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大幕正式拉开。“现在整个流程都更加合理、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支撑我们的创新。”刘勇军认为，自此，中国医药创新的瓶颈被打开。

同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积累下来的财富，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很多人都比较热心投入到生命科学和制药科学，大家都想活得生活质量好一点，所以投资人自然就很多。”

刘勇军提到的另一点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大批的人才回归。“二十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朋友谈话都是谈怎么出国深造和寻找机会，这几年一般都是谈怎么回国。”悄然间，人才流动的风向已经大不相同。

政策、资本、人才各就各位，打磨了数年的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如何更进一步？“实际上，整个中国的生物制药界面临着最重要的转折点和挑战，就是如何做原创的东西？如何能做出一个变革性的药物？”

刘勇军列举着人类在疾病面前依然束手无策的诸多窘境：我们还有很多病人对于很多药反应不好、疗效不好；即使我们有了PD-1，还有70%的肿瘤病人对PD-1的反应疗效不好；其他的疾病，比如说风湿病，世界上销量最大的药是艾伯维的修美乐，可以帮助病人，但是还有50%-70%的病人，用了两年以后就开始耐药……

“所以必须要创新，必须要找到一些新的靶点，或者寻求一些新的组合来解决这些病人的需求，没有药的需求、耐药的需求、对某种药反应不良的需求，这都是很大的需求。”

在采访中，刘勇军的声音始终保持颇为平静，但观点鲜明，“这些都必须要用科学来解决。”

做药是一门“艺术”

中国的生物制药产业在过去的几年里，基础日益夯实。

信达生物是其中的佼佼者，刘勇军的回归，也证明着这家公司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很多公司都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团队，特别是信达，10年间已建立一个非常棒的团队。”刘勇军如此评价。

信达生物成立于2011年，致力于开发、生产和销售用于治疗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创新药物。创始人俞德超是中国科学院遗传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士后。其从事生物制药创新研究逾20年，目前为止我国唯一一位发明三个国家1类生物新药的科学家。

2018年10月31日，信达生物制药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上市之前，信达生物共进行了5轮融资，合计融资达5.62亿美金，期间受到富达、礼来亚洲、红杉资本、国投创新、淡马锡控股、君联资本、元禾资本、中国人寿、先进制造产业基金等众多大牌投资机构的青睐。

也就在2018年，国产PD-1元年开启。当年12月，信达生物与礼来制药也共同宣布，双方共同开发的创新肿瘤药物达伯舒®（重组全人源抗PD-1单克隆抗体，化学通用名：信迪利单抗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用于至少经过二线系统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达伯舒®也是第一个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PD-1类新药。

“在很短的10年内，上市了5个产品，同时建立了世界一流的蛋白抗体药物生产线，以及非常强的临床研究团队。同时，为了迎接未来创新的10年，信达成立了国清院。”

刘勇军称，这些对其都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我希望可以在他们这10年的基础上锦上添花，能和他们大家一起走下一个创新的10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然，把刘勇军拉近国内的还有“乡情”，“我在中国长大，在中国读的医学院，我的母亲还在中国。”

如何锦上添花？刘勇军毫不掩藏其加入信达的目标，就是要和信达的科学家一起努力，真正做几款我们有全世界权益的创新的原研药。“我基本上跟大家说，最少要做出2个，在10年之内。”

创新什么样的药？又如何布局？刘勇军谈到，首先还是要看病人的需求是什么，这是最关键的。“要看到病人的需求，然后要研究好这个疾病有没有靶点。有的疾病还没有靶点，所以我们要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疾病的病理学，把引起疾病的因素找出来，这样有可能找到靶点。还有一些疾病，我们知道靶点，但是没有办法来靶向靶点，所以就要有新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做一款创新的原研药，极为不易。“一般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都要上10亿甚至20亿美金的投资，也会有很多失败。”即使开发成功上市的药物，社会价值也不尽相同，“有的药并不能解决很大的问题，所以革命性的创新，像PD-1、修美乐这样的药，是需要10年、20年积累，才能做出来。”

这位生物医药界的深耕者感慨，做药实际上是一门“艺术”。“需要非常深的生物学等基础研究，需要技术上的突破，也要有做药的经验，知道什么时候研究的东西有可能成药，什么时候成药的可能性不大，这都需要经验。”

在刘勇军看来，这都不是用物理和数学能算出来的，它是实验和经验的积累。

“要做别人赶不上的”

中国生物制药依然处于上升的通道中，上述的PD-1无疑是这一进程中繁华的写照之一。已经上市6个国产PD-1之际，外界忍不住频频讨论其“内卷”，以及对企业创新的启示。

问及这一赛道目前的状况，刘勇军表示，首先，国内的这几家企业开发了高质量的PD-1，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原来是有钱也买不到药，或者有药你买不起，现在我们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我们国产的PD-1。”

刘勇军称，这也是信达生物的宗旨，“‘始于信，达于行’，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信达这10年证明了他的确是这样做的。”

今年的5月18日，信达生物和礼来共同对外公布，联合开发的创新生物药PD-1单克隆抗体达伯舒，上市申请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受理并进入正式审评阶段。“世界上的老百姓也能用到高质量且能够担负得起的这种药。因为国外的药很贵，如果他们再多几个PD-1，对患者来讲，有可能价钱就会更好一点。”

也正如外界讨论，赛道的日益拥挤正在威胁着这些制药公司的盈利。“我们的压力是以后一定要做出全球创新药，因为公司是需要把十几年的研发投入收回来的，如果收不回来的话，再创新就没有能力了，也就无法持续下去。”刘勇军说，这的确是一个挑战和压力。

如何解局？刘勇军称，眼下都是市场调节行为，“你再后面出来的公司，赛道这么拥挤，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活下去？这都是有问题的。”而对于包括信达生物在内的前几名，也在通过进一步扩大适应证和联合用药创新来进一步捍卫自己的市场。

回归到公司本身的战略，刘勇军坚定地称，要避免赛道拥挤，就要做出“别人一时半会儿赶也赶不上的药。”

从跨国药企转身投入国内生物制药企业，刘勇军感受到的区别是，国内的生物制药公司“更快”，然而在资金、团队规模等方面，“我们跟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比。”

刘勇军加入信达生物后的职责之一是，提升药物研发创新能力。“就生产、工艺、控制等而言，信达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是中国PD-1产能最大的企业，达到6万升；而在不久的将来6万升还会继续翻倍。”他强调，现在还需要提升的是早期的药物研发能力。

刘勇军希望，到明年年底，带领信达完成两个团队的建立，这两个团队将和世界上所有领先的制药公司具有可比性。“一个是在蛋白质抗体工程发现的团队，到明年年底，我们会从30多人扩充到150人，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扩增。第二个就是免疫学团队，也会从30多人扩增到100人。”

刘勇军称，这两个团队都将是国际一流的团队，而后者将由免疫学出身的他亲自组建。将这两个方向作为重点，不难解释，“现在世界上前20个大药物，有一半以上是抗体药物，而也有差不多一半是和免疫有关的药物，免疫学对医学的贡献还会很持久。”

“和全球排名前十的制药公司相比，我们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也不能像大的制药公司那样去广撒网布局，我们还是要看哪些东西最值得我们聚焦，然后把它做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刘勇军认为，随着公司的扩展，他们会最终找到一些突破口，抓住机会继续扩大。

对于国内生物制药公司来说，另一个关键的战略新要点是全球化能力。刘勇军称，和走创新的路一样，走全球化的路同样是必须的，这是没有选择的。

刘勇军加入信达的另一项重要职责也是负责全球化。这显然是和信达生物的雄心相符的，这家公司未来5-10年的两项核心战略目标是，实现first-in-class（首创新药）创新产品的全球上市与实现信达生物的业务全球化，为信达“成为国际一流的生物制药公司”的长远愿景指明发展方向。

“任何一家国际一流的公司，你不可能只着眼于本土，同时你也需要利用全球的创新、聘用全球的人才，这些都很重要。”刘勇军强调，一个国家并不能覆盖整个科学的所有创新，“特别是在生物医学制药领域，美国和欧洲仍然非常领先。”

中国的生物制药公司离这样的国际一流巨头还有多远？刘勇军的答案是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中国会有几家这样的国际一流巨头公司出现，我相信信达将是其中的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