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这并非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郭超《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一书近由中华书局出版，微信公众号“中华书局1912”于6月13日对该书予以推送，所附编辑推荐意见称：“这是第一部对元大都规划进行系统研究和复原的学术著作，是一部体现学术理论和学术精神，具有超越前辈学者的独到见解和质疑固有观点的难得的学术成果，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和北京城变迁史、元史和元大都城市史，乃至世界都会史，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业内学者均给予了高度赞誉。”随后还列举了该书八项“主要成就”。然而，认真阅读原书之后，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其实并非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尽管冠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光环。

一

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其必备的要件是对该议题研究史的全面梳理及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郭著在这两点上都没有达到基本的要求。关于元大都的研究史，作者在绪论部分只是简单地提及了7部（篇）论著：陈高华《元大都》（1982年）、朱启钤、阚铎《元大都宫苑图考》（1930年）、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1936年）、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1936年）、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1979年）、徐苹芳《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1972年）、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2003年），随后便将重点放在了对《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这篇考古简报的批判上。元大都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实例，在城市考古研究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元大都的研究史代表了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研究方法探索及实践的历史。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进行考察，才能充分认识前人在元大都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学术价值。

徐苹芳先生曾在《元大都城市考古序论》讲稿中将1964年元大都考古工作正式开展以前的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其阶段性代表分别是震钧《天咫偶闻》（1907年）、奉宽《燕京故城考》（1929年）、侯仁之《北平金水河考》（1946年）、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1961年口授）。其中赵正之先生的研究最为重要，创造性地提出通过辨别现代城市所遗留的古代城市遗痕来复原和分析元大都城市布局及规划。

在赵先生的影响下，徐苹芳先生将元大都的研究继续推进，1964年以后，通过考古勘查和发掘工作，证实了此前赵先生提出的关于元大都中轴线和街巷系统为明清北京城所沿袭的重要论断。在此基础上，徐先生进一步开展对元大都若干建置方位的考证。先后成文发表的有中书省、大都路总管府、枢密院、太史院、也里可温十字寺等，此外形成结论的还有太庙、社稷坛、国子监、警巡院、万亿库、崇仁库、宝钞库、倒钞库、和义行用库、文明行用库、千斯仓、北太仓、大承华普庆寺、大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庆寿寺、崇国寺、圆恩寺、柏林寺、崇贞万寿宫、孔庙、武安王庙、城隍庙等。通过这些具体的考证，徐先生修正了此前赵正之先生的一些复原意见，并多有补充，将元大都复原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研究成果直观地体现在1988年出版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和2012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所收元大都复原图中。而这些成果也是当前对元大都进行再研究时必须认真面对及审视的。郭著的参考文献中仅仅列出了徐先生所撰《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及《元大都枢密院址考》两文，并且完全没有理解赵、徐两位先生文章中体现的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方法，这直接导致郭著不但无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反而给很多业已论定的问题平添混乱。

关于研究方法，郭著提出了所谓“六重证据法”，“即指运用传统文化理论、史料文献、历史地理信息、考古资料数据、里制（尺度）数据演变、实地勘查（包括若干历史建筑遗址的相对空间位置的比较）等六个方面的证据材料来综合研究并相互验证的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44页）通观全书，其核心内容及思路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试图通过对不同时期尺度数值的复原来考量城市规划的时代属性，另一个是试图通过历代建筑沿袭关系的判定来确定城市布局，两个“方法”互为因果。

关于尺度复原，郭著提出了元官尺1尺≈0.3145米，1元步≈1.5725米的结论。尽管这个数值与学界经常采用的0.31米或0.315米相去不远，但其结论得出的方式却无法令人认同。郭著试图从《南村辍耕录》中关于大都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合18240步）的记载出发，将其与考古勘查所得元大都城墙周长28600米予以拟合，但又曲折地认为：“元大都南城墙之西段在距西南城角约3.5元里处，因大庆寿寺双塔而向南‘俾曲’了30元步后再向东直，直到东南城角。从乾隆《京城全图》得知，元大都南城墙的东西直线长度为6658米，合4234元步。因此，元大都大城南城墙的实际长度为4234元步+30元步=4264元步，约合6705米，恰合明初丈量的1890丈。南城墙外侧的实际长度与东、西、北三面城墙外侧的长度之和应该大于28600米，应为28682.4米，恰合18240元步，即《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六十里二百四十步’，亦即60.8元里，即1元里=300步，1元步≈1.5725米，1元尺≈0.3145米。”（24页）显然，非现代测绘的乾隆《京城全图》不可能提供精确的米值数据，更无法得知与元步的折合关系，而且元代步值本身就是郭著需要论证的内容。随后书中举元中都大城、皇城、宫城为例，也是直接给出了米值与元步的折合关系，再据以得出元尺、元步的米值。就是凭着这样的循环论证，郭著认为自己“通过实证研究所论证的元代里制、里长、尺长、步长，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33页）

郭著所谓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的另一途径便是寻求历代建筑重叠关系，其核心观点便是元大都皇城、宫城与金大宁宫、隋临朔宫范围的重叠。声称：“笔者考证：金大宁宫之北宫垣，在海子东南呈东西流向的古河渠南岸东西一线，前身为隋临朔宫之北宫垣，后为元大都皇城之北垣；金大宁宫之东宫垣，在古河渠之西岸南北一线，前身为隋临朔宫之东宫垣，后为元大都皇城之东垣；金大宁宫之西垣，在海子西岸南北一线，前身为隋临朔宫之西宫垣，位于元大都皇城及明清北京皇城之西南内凹角南北一线；金大宁宫之南宫垣，约在今天安门东西一线。”（58页）这段文字如此言之凿凿，却未提供任何一条文献及考古证据，纯属臆测。（书中多处以“笔者考证”为名引出的文字均是如此）与此类似，郭著提出了元大都中轴线沿用所谓金大宁宫、隋临朔宫中轴线的论断，而其出发点仅仅是一颗所谓古树。“刘秉忠测大内方向时，子午线的南端点，恰落在丽正门南第三桥南西侧的一颗古树的位置点上！为此，忽必烈还特别赐封这棵古树为‘独树将军’。这颗古树的单独存在，恰恰证明了它是古人（笔者推断是规划临朔宫的阎毗）测量临朔宫中轴线所树立的标志！”（136页）“没有人想到这颗孤独的古树的来历。笔者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分析，认为这颗孤独的古树，正是600多年前阎毗规划隋临朔宫时测量子午线所留下的‘标志’！笔者的这一观点，得到多位权威学者的赞同！”（375页）于是乎，元大都的中心台也成了“隋临朔宫中轴线北端规划建有12座敌楼和243座窝铺，用以管理漕运、仓储等远征高丽的粮草和物资的中心台。为了管理漕运、仓储远征高丽的粮草和物资，在中心台的东、西两侧分别规划修建了钟楼和鼓楼，后为元代沿用为中心阁和鼓楼。”（159页）以及“今北京故宫五门‘凹’形城台，非明代始规划，其前身是元大都宫城崇天门‘凹’形城台；而元大都宫城崇天门‘凹’形城台，又是在金大宁宫端门‘凹’形城台上改建城楼12间而成的；而金大宁宫端门‘凹’形城台的前身，又是隋临朔宫宫城朱雀门‘凹’形城台。所以，今故宫五门‘凹’形城台之东西、南北的长度，均符合隋的规划尺度。”（299页）

基于这样随心所欲的“研究方法”，如何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所以郭著对元大都的研究看似面面俱到，实则问题重重。书中经常不用任何材料支撑即抛出确定性的论断，如城门及瓮城的形制（114、118页）、水关的位置（128页）、宅第的面积及等级（173页）、坊的范围及位置（189页）、皇城门的名称及位置（234页），等等。还有一些论断的提出则是基于对文献的错误理解，如将“庆寿寺海云、可庵两师塔，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所说的南城墙环绕避让双塔误作南城墙自此向南避让三十步后向东南角整体走向倾斜（68页）；将“出丽正门，门有三。正中唯车驾幸郊坛则开。西一门，亦不开。止东一门，以通车马往来。”所说的三门道误作瓮城向东西南三方各开一门（118页）；将“丽正门内，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强解为左右两列千步廊的东西向廊房与北向廊房的长度之和为700元步（152页），等等。

由于没有认真地梳理学术史，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便缺乏了解和尊重。关于元大都宅第建筑八亩为一分的规划模式（172页），赵正之先生业已提出（《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1979年）；而元大都的水系问题（212页），侯仁之先生早有精彩分析（《北平金水河考》，1946年）；至于元大都规划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城市史上的地位（380、389页），侯仁之、赵正之、徐苹芳等先生均有重要论断（赵先生前揭文，侯、徐两先生相关论文后分别收入《侯仁之自选集》，2010年；《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2015年）。对于这些成果，郭著貌似视而不见，实则拾人牙慧。另外，有关元大都各个大建筑群方位和面积的论证，先有赵正之先生发其端，又有徐苹芳先生继其后，在出版多年的各版本元大都复原图中表现得清清楚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北京历史地图集》，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2012年）郭著画蛇添足重加论证反添讹误，如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太史院等（192页）。对于赵、徐两位重点分析的建筑群占地面积长宽比例及等级问题也一无所知，给出的空间规模结论不知所云。

徐苹芳编绘元大都复原图（2012年出版）

本文不打算针对郭著中存在的各类问题逐一辩驳，因为问题在书中几乎无处不在，如果陷入细节的辨析或许将会占用与原著近似的篇幅，于读者无益。在此只是想强调，学术的进步需以遵守学术规范为前提，前人的结论并非不能质疑，但要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于元大都的研究而言，精密的复原是城市规划等问题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基础，在这方面，赵正之、徐苹芳等前辈学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实践中创立了一套适合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研究方法和工作程序，这一点在他们的论著中已有清晰的体现。充分的文献准备是城市考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而具体的复原图绘制又要求以确实的遗迹和遗痕为依据。寻求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结合是历史考古学的特点，但同时也要求对考古材料的分析不能盲从于文献。正是从这些准则出发，郭著不能称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二

围绕郭著还需一提的是，在杨鸿勋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序文中说到：“已故的清华大学建筑学系赵正之教授，终生致力于元大都研究，积累了大量文献资料卡片。但是他的研究成果除了课堂讲授之外，没有著作发表。1962年他罹患癌症，我出差回京看到他从医院寄给我的信，方知他已住院治疗。我急忙去探视时，他已失音，只能用气声说话。他告诉我徐苹芳同志来看他，说可以帮他完成元大都研究的文稿，代他发表。赵先生遂将其珍惜的一生积累的元大都文献资料卡片几匣以及研究心得笔记和文稿‘托孤’给苹芳同志。关于元大都规划的研究，历来着重文献记载的想象推测，实质性的规划考证方面，科学性或有不足，赵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夏鼐所长鉴于元大都研究系建筑考古学问题，曾多次嘱苹芳同志与我合作开题，进行元大都研究，但是此事一再拖延而未能落实。苹芳同志曾单独率工作组，配合北京地铁施工，清理元大都后英房等几处居住遗址，因为没有建筑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学术思想，始终未能针对元大都规划问题的考证进行有效的考古探查和发掘工作。只是凭现在地面街道的情况做出了一些臆测，也与史实相违背。”虽然杨先生已经过世，但这段强加于赵正之先生和徐苹芳先生的不实之词却借郭著出版之机流布，故仍有必要予以澄清。

1956年，徐苹芳先生从南开大学历史系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从事居延汉简整理研究工作的同时，随清华大学建筑系赵正之先生调查元大都遗址。如前文所述，1950年代后期，赵先生对元大都的城市规划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提出了元大都中轴线及街道系统均为明清北京城所沿袭的重要论断，并推拟出若干大建筑群所在的方位，绘制了内容丰富的元大都平面复原图，其基本依据就是元大都的各类历史遗痕，而非单纯根据文献所做推测。1961年，赵先生病重住院，关于元大都的研究成果难以正式成文，在宿白先生的建议下，徐先生到医院请赵先生口述其关于元大都研究的主要论点，先后进行10次记录。1962年，赵先生病逝，徐先生将记录整理成文，题为《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作为赵先生遗著，拟由《考古学报》1966年第1期发表，虽已印刷却因文革未能发行，1972年三大杂志复刊后欲重新发表也受政治环境所限未获批准，最终刊印于1979年出版的《科技史文集》第2辑。此事缘由徐先生在文后附记中已有清楚交代，关于赵先生的学术贡献以及对他的指导在所发表论著及历次关于元大都城市考古的课堂讲授中也每每重点言及。

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考古学报》1966年第1期（未发行）

作为当时中科院考古所的业务领导，夏鼐先生也时常对徐先生主持的元大都考古工作给予关心，散见于夏先生日记。这项工作从1964年持续至1974年，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明清北京旧城以外元大都城垣、城门、水涵洞、街道等遗迹的勘查；二是明清北京城垣、城门所叠压的元大都建筑遗迹的发掘；三是明清北京旧城内元大都城垣、城门、河道、街道、建置等遗痕的勘查。通过这些考古工作，证实了此前赵正之先生提出的关于元大都中轴线和街巷系统为明清北京城所沿袭的重要论断，并为进一步的布局复原及城市规划研究奠定了基础。

至于徐苹芳先生本人关于元大都的研究成果，除前文所述各类复原论证外，另对元大都的城市规划特点做以深入分析。提出：元大都是由宫城、皇城、外郭城套合组成的重城式布局；采用开放式街巷制街道规划，纵横九条主干大街；官署布局从分散到比较集中；市场在宫城之北；太庙、社稷坛分居宫城左右；符合《周礼·考工记》“九经九纬”、“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规定。说明元大都的城市规划上承北宋开封城，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典型，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早年即已公开发表，最近又结集为《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出版，成为治宋元考古及城市考古者必读之作，其学术价值学界自有公论。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纸上考古”[微信号：zskgpku]，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