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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一位“毒舌”，一位“真相帝”

2021-10-14 20:0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如果用今天的流行语来描述，王尔德绝对算得上一位“毒舌”，一位“真相帝”，或者微博体的“顶流”。他曾说：“哭是普通女人的港湾，却是漂亮女人的坟墓。”他又说：“相爱的人该永远相爱，所以他们不该结婚。”他还说：“婚姻的魅力在于，它使欺骗对双方而言都成了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话的风格和今天被疯狂转发的语录体微博、标题党公众号文章多么相像！

王尔德，1882年摄

“误读”王尔德（代译序）

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极其复杂，在历史连续性的大潮里，为了将他们辨认出来，我们为其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唯美主义”（Aestheticism）或“颓废主义”（Decadence）就是属于王尔德的那一个。有研究者曾梳理过王尔德在后世小说、电影、戏剧、漫画中个人形象的流变，发现人们更倾向用一顶“唯美主义花花公子”的帽子扣住他的所有人生境遇和艺术成就。在这种无心或有意的误读中，王尔德的形象已经被完全刻板化了。

不过如果我们将误读理解为一种创造性转化的话，那么，王尔德自己璀璨的思想和机智的观点，也常常是从对他人的“误读”而来。正是通过对艺术导师、艺术同辈和艺术敌人的“误读”，王尔德的艺术思想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本书收录的《谎言的衰落》《英国文艺复兴的兴起》等文章中，王尔德常提到一些著名艺术家，如菲狄亚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华兹华斯，对他们的解读，其实都被王尔德加上了主观滤镜。

而最经典的“误读”，当属对他的艺术导师、牛津大学的艺术理论教授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以及对他的艺术同代人、工艺美学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如果我们采用比较的视角，考察王尔德这两条充满误读的思想对话路线，他的美学地图会更加清晰起来。

罗斯金是19世纪著名的艺术理论家，著作等身，影响广泛，库科（Edward Cook）编撰的《罗斯金全集》（The Works of JohnRuskin）多达39卷，其中在不同时期陆续完成的《现代画家》多卷本，伴随了几代艺术家的成长。在西方世界，托尔斯泰、普鲁斯特都曾介绍或翻译他的著作。而在近代中国，李叔同、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朱光潜等重要文人学者都曾在著作中对他有所提及。王尔德本人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曾受教于罗斯金，这位当时很受年轻人欢迎的牛津大学的教授，通过讲授中世纪艺术，成功俘获了王尔德、莫里斯、伯恩-琼斯等艺术青年的“芳心”。

《金色台阶》，伯恩-琼斯，1880 年

在散文中，王尔德对罗斯金的“误读”主要体现在对罗斯金思想的选择性使用上。罗斯金的美学宇宙包罗万象，王尔德特别擅长只采择符合自己论点的片段以为佐证。

《谎言的衰落》一文的核心论点是—其一，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其二，生活反而在模仿艺术。对于前一个看法，王尔德与罗斯金态度相同，罗斯金也反对传统的模仿论，也重视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所以，在论及这一观点时，王尔德时而明确地引用罗斯金，时而间接地转述罗斯金的观念，《谎言的衰落》中的很多文字，甚至可以直接视为罗斯金抽象美学原理的盗版的诗意表达。而对于“生活模仿艺术”，王尔德与罗斯金的观点截然不同，罗斯金并不认为艺术作品，或者艺术家的个人创造能够有那么夸张的威力。而王尔德则把艺术的主观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在《给艺术生的一次演讲》中，王尔德曾引用罗斯金的话—“艺术的堕落源于外在艺术环境的堕落”，而王尔德本人则认为，不管外在艺术环境到底如何，当艺术家没有发现美的眼光时，艺术才会堕落。

那么，这一差异的深层原因何在呢？事实上，罗斯金的艺术理论总是“有所待”的，早年间，他的艺术理念包含着宗教思想和伦理思想的内核，而19世纪60年代之后，罗斯金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不断地研究经济与政治，关注艺术与大众、劳工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王尔德与罗斯金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他也选择性地忽略了罗斯金的这些思想。这种因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思想误读，在王尔德对威廉·莫里斯的选择性解读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如果说罗斯金是当时西方世界的美学理论导师，那么，莫里斯则是美学在日常工艺上的完美实现者。莫里斯是19世纪末工艺美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著名艺术流派“前拉斐尔派”的成员，他生于1834年，1853年进入牛津大学，在那里也受到了罗斯金艺术理论的影响。罗斯金只是描绘了艺术大厦的图纸，而莫里斯则一块儿砖头、一颗螺丝钉都要亲力亲为。1863年是莫里斯丰收的一年，除了爱情，他还收获了艺术。莫里斯与女友决定在1864年结婚，但审美品位极高的莫里斯不能接受整个伦敦任何房子及其室内设计的美学水准，便开始和好友一起动手亲自设计，坐落于伦敦郊区肯特郡的大名鼎鼎的“红屋”（Red house）就这样诞生了。同年，莫里斯与几位好友一起开办“威廉·莫里斯设计事务所”，亲自设计手工业产品并组织生产，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综合性设计事务所。

自此之后，莫里斯的名字开始与装饰艺术、建筑设计、工艺美术等领域牢牢绑定在了一起。他把艺术的触角扩展到了经典美术的视域之外，发掘了日常生活中的墙纸、窗帘、茶杯、服装等艺术领域，成为一位设计师意义上的，而非油画家意义上的大艺术家。时至今日，在全世界的家居用品中小到一只茶杯垫，大到一座房子的壁纸，莫里斯纹样依然随处可见，而莫里斯的设计理念成为艺术史论里的必修课，这个世界的家装工艺和日常装饰中，仍旧飘荡着莫里斯的幽灵，透露出莫里斯的传承。

莫里斯纹样

在本书收录的《雅室》《给美国人的装修建议》中，王尔德也大谈特谈工艺美学和装饰艺术，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莫里斯的一些思想细节都会在王尔德那里换汤不换药地体现出来。王尔德也提倡重视手工艺，提高工匠的地位，也认为艺术要让普通劳动人民在日常劳作中感到欢愉，也提倡工艺为多数人服务，也反对机器带来的千篇一律的审美。说得夸张一点，王尔德有时简直就像莫里斯的文学传声筒。

然而，莫里斯对工艺美学的理解和他对工人生存状况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和他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也是不可分割的。莫里斯曾写下《艺术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理纲要》等纲领性文字，写下《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等社会主义爱情小说，构想着劳工和手工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手工艺正是莫里斯思想的一体两面。而这些事实，则被王尔德选择性地忽略了，因为对于“社会主义”，二者的观点颇为不同。在唯一专论政治的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灵魂》中，王尔德赞许社会主义，不过原因却是社会主义能更好地实现个人主义—高贵的艺术品位和艺术化生存才是更高级的个人主义。王尔德骨子里是对作为概念的“大众”持反感态度的，始终对大众艺术有警惕之心，这在他的箴言里也多有体现。王尔德认为高贵、美好的艺术才是世界的救赎，这也是他在《英国文艺复兴的兴起》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总而言之，莫里斯对工匠和手工艺的积极情感，既是艺术上的认可，也是生存上的关切，而这却是王尔德有意或无意忽略的地方。

《乌有乡消息》书影，威廉·莫里斯著，伦敦，1890年

也就是说，在艺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王尔德与罗斯金、莫里斯的分歧非常严重。如果说罗斯金、莫里斯居住在让艺术与工厂、工人、环保、社会主义关联起来的革命世界中，王尔德则一直居住在他自己的唯美星球里，心心念念人的高贵个性与艺术的奇妙能力。王尔德把自己对想象力和梦境的迷恋，对各国工人的观察以及关于个人装修经历的夫子自道加入进去，将罗斯金和莫里斯改造成了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完成了有趣的“误读”。

在误读着相同文化基因中的艺术家和美学家的同时，王尔德也在误读着“遥远而神秘的东方世界”。那个时代的艺术家都或多或少会谈一谈东方，谈一谈中国，同样，王尔德也不例外。

王尔德曾高度赞扬日本的艺术，中东的艺术，带有一种典型“东方主义”的审美趣味，但他对中国文化和艺术却一直评价不高。这或许与黑格尔的影响不无关系，王尔德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正是黑格尔在英国年轻知识分子中走红的时候，黑格尔对儒家哲学、中国文化的误读和批评成为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后来王尔德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所改观，在他的《中国圣人》等文章中，他开始疯狂地赞美庄子，不过，有时他引用的一些东方箴言连他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是庄子的还是孔子的，加上文化差异与译本问题，或许他一直在为一个半真半假的庄子兴奋着。直到他去了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和中国人有了实际的接触之后，他的观点才有些扎实可靠了，这些观点反映在本书收录的《美利坚印象》等文字中，不过其中体现出的，大多数也只是对瓷杯、瓷碗等中国器物的爱美之心，而忽略了中国矿工的生存困境，只盯住了他们的生活美学。

误读和过度阐释总是双重的。王尔德作为艺术偶像被大众误读，他自己也在误读着他的艺术领路人罗斯金和莫里斯。同样，在王尔德误读了中国文化几十年后，汉语世界也开始了对王尔德的误读。

1909年3月，王尔德去世9年后，周作人和鲁迅编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书中收录了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当时译名为“安乐王子”），这是王尔德的作品第一次被译介到中文世界。彼时周氏兄弟都在日本留学，心心念念的是如何让文学在拯救颓败的中华民族时发生作用，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莫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此与王尔德一同入选小说集的都是契诃夫、显克维支这样的“革命作家”。于是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读者心目中，象征色彩明显的《快乐王子》也就裹挟在这一众写实文学中，被认为是“人的文学”的代表了。

在近代中国，自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始，叙事作品就被安上了文学之外的使命，外国叙事作品的译介也大多染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成了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王尔德与汉语文学奇妙缘分的开端。诚然，王尔德的童话中也暗含着批判现实的因子，但显然更是由于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读者的前理解，才使周氏兄弟对王尔德的介绍做出了这种革命化、政治化的“创造性转化”。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王尔德在近代中国的被接受有些滑稽，自然也是这个道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从最初的译介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管将其解读为“人的文学”还是“唯美主义文学”，汉语世界对王尔德的小说、戏剧、童话关注有加，而他散落四处的讲稿、书评、剧评、格言杂感、理论文章则常常被忽略掉。当然，小说和戏剧的确代表着王尔德文学创作的高峰，但是，他的散文也不乏佳作。而且，如果放弃单纯的审美视角，我们会发现，王尔德的散文其实更加清晰地体现了他的艺术主张和人生哲学。在王尔德人生的隐秘角落里，在他私人阅读的零散笔记里，在他海量作品的字里行间，种种毫无连续性的想法，例如古典主义、社会主义、语言中心论、个性至上论等，常常消解着王尔德给我们留下的刻板印象，揭示着他主体思想之外的多重侧面。这些文字可以让读者一窥其内心世界的隐秘角落，看到其常不为人提起的一面—一个重视工艺美学、生活艺术的王尔德；一个外表讲究，内心“腹黑”的王尔德；一个常怀有偏见，误读他者，也常被他者误读，为偏见所伤的王尔德。总之，在小说家、戏剧家和唯美主义标签的下面，还有一个丰富多元，甚至自相矛盾的王尔德。

王尔德手稿，“a note on Shakepeare”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我们编选了这本小书。本书挑选了一些王尔德个性鲜明、视角独特的散文，按主题归类，分成“箴言与散文诗”“美学宣言”和“生活的艺术”三辑。不敢说想澄清误读，只希望为读者们提供一种新的“误读”王尔德的视角。

本书第一辑收录了王尔德的箴言与散文诗。如果用今天的流行语来描述，王尔德绝对算得上一位“毒舌”，一位“真相帝”，或者微博体的“顶流”。他曾说：“哭是普通女人的港湾，却是漂亮女人的坟墓。”他又说：“相爱的人该永远相爱，所以他们不该结婚。”他还说：“婚姻的魅力在于，它使欺骗对双方而言都成了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话的风格和今天被疯狂转发的语录体微博、标题党公众号文章多么相像！

王尔德的箴言不仅趣味盎然，同时还可以作为他生平事迹的注脚。他曾说：“做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事实上，从1854年出生到1900年辞世，在这段并不算长的人生里，王尔德确实活出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独特模样。他是学霸，是名士，是才子，也足够风流。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同性恋人士之一，王尔德有过许多段甜蜜的恋情，也有因“有伤风化”而身陷囹圄的惨痛经历；有戏剧作品风靡伦敦的辉煌时刻，也有穷困潦倒、客死他乡的凄凉晚景。王尔德丰满的个性和盈溢的才华体现在他的文字里，使其阅读写作都带有一种“六经注我”的色彩。说起基督教，他认为“做你自己”才是耶稣留下的至高奥义；说起莎士比亚，他猜测莎士比亚反对戏剧过于真实……换句话说，他能写出那么多让人忍俊不禁的箴言警句来，正是因为他从未停止对人性和世界的“误读”。

王尔德讽刺漫画。19 世纪80 年代，王尔德因他的戏剧作品和机智风趣的个人形象享有盛誉，不过很快又因为“私生活”问题而声名狼藉。这幅漫画由美国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创作，是美国人对王尔德自恋的讽刺，受王尔德散文诗《门徒》启发而作。画中凝视着水中倒影的自恋者形象不再是纳喀索斯，而成了王尔德自己。该作品发表于1894 年6 月号的《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

第二辑收录了王尔德的文艺理论杂谈，取名“美学宣言”。这部分包括美学理论文章《谎言的衰落：一份观察报告》，以及《英国文艺复兴的兴起》和《给艺术生的一次演讲》两篇演讲稿，此外还有《莎士比亚论舞台布景》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两篇批评文字。

1891年，王尔德的文艺理论著作集《意图集》出版，收录了他的《谎言的衰落：一份观察报告》《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面具的真理》《钢笔、画笔与毒药》等几篇长文。《谎言的衰落：一份观察报告》是王尔德美学思想的代表性文字，创作于1889年。接下来的1890—1895年，刚好是王尔德的艺术创作丰收期，《莎乐美》《无足轻重的女人》《少奶奶的扇子》等作品都完成于这一时期。这种前后关系或许暗示我们，理论的成熟与他创作巅峰期的到来有种创作心理学上的必然联系。

《英国文艺复兴的兴起》则是他美国旅行中的一次演讲，从中可以看出王尔德和他同时代人的美学整体风貌。《给艺术生的一次演讲》是他旅美归来在英国系列演讲中的一篇，表达了他对艺术与艺术家所处的现实环境之关系的理解。

王尔德也写过很多短小的文学评论类文章，本书选了他对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两位文坛巨匠的评论：《莎士比亚论舞台布景》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严格来说，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被誉为时代的镜子，带有写实派特点，而写实是王尔德讨厌的事情，镜子也是他讨厌的艺术比喻。对这两位巨匠他却不吝赞美，这正说明了王尔德美学框架的弹性和自相矛盾之处。

《莎士比亚与舞台服装》文献图片

王尔德并非专门的文艺理论家，彼时的英国文学也还没有经过新批评的洗礼或者说“摧残”，理论文字同样能写得生机盎然、“人味”十足。虽然没有从事过专门的理论研究，王尔德对文学和艺术的很多看法却都是足够超前的。在今天看来，他留下的断章小品和20世纪很多先锋思潮都有可以沟通之处，例如，已经有研究者开始这样的专门探索，将王尔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联系起来，进而发现二人在艺术上都主张想象对现实的凌越；有研究者认为他的“真实的日本并不存在”的看法，与“新历史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今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工业、青年亚文化、重审现实主义、审美解放论等思潮，也依然与19世纪末的“唯美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书第三辑“生活的艺术”按“衣食住行”的顺序，收录了王尔德的一些演讲稿和评论文字，还加上了一篇有关谈话艺术的书评文章。这种分类法虽有些刻意经营之嫌，但或可有助于读者了解王尔德对饮食起居、异域异邦这些事情的心得。

1882年，王尔德开始了他著名的北美旅行，其间曾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多次演讲，在美国海关入关时他留下了那句著名的狂言：“在下除才华以外，无可申报。”本书第三辑中的《谈谈服装》《雅室》《美利坚印象》《给美国人的装修建议》等几篇文章，就是由当时的演讲稿整理而来。有研究者认为王尔德的这次旅行是19世纪末跨大西洋文学、文化交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signal event）。19世纪末的英国正在经历一场“文艺复兴”，而美国仍是一个粗犷的国家，一个不够“美”的国家，因此在这次旅行中，王尔德一方面扮演着美国人的审美导师，一方面则带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成了美国讽刺笑话的发掘机。在美国人眼里，这位充满异域风情的王尔德魅力无穷，美国媒体将他描述为一个唯美教派的代表。关于这段经历，我们可以在布莱恩·吉尔伯特（Brian Gilbert）导演的电影《王尔德》（Wilde，1997）中找到作家在当时和矿工、摩门教徒交流的场景还原。瓦尔特·汉密尔顿（WalterHamilton）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The Aesthetic Movement in England）一书曾专门谈到王尔德美国演讲的盛况。这本书是对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一份完整记录和研究，对王尔德与其文中经常提及的罗塞蒂、莫里斯等人的关系也多有考证。只是这本书尚无中文译本，实在是件憾事。

本书收录的这些演讲文字很好地反映了王尔德的生活艺术，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努力，但是，和费瑟斯通等大名鼎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运动标杆人物相比，王尔德认为这件事更应该源于艺术家的努力，而大众则应该追随艺术家的步伐，让生活更加美妙。王尔德关于生活美学的见解是最经常被学者们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运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以及消费主义、大众文化联系起来解读的。

箱子，莫里斯彩绘，莫里斯公司生产，1861-1862年

这本小书之所以收入王尔德的箴言、散文诗、报刊评论、文艺批评、美学理论和演讲稿，并不是妄图澄清某种“误读”，因为在文艺领域，“误读”只要精彩，往往就包含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或许也就没有什么澄清的必要。笔者只是希望，这样一部小品集能给汉语世界提供一种对王尔德全新的“误读”，这种误读旨在生产某种“刻板印象”之外的其他印象。而且，笔者希望提供的是接受美学意义上的有趣视角，而不是错误的译文和历史细节。王尔德是个博学的生活美学家，尤其又以“讲究”著称，这种“讲究”体现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就常常是关于当时甚至更古老年代的“海量”艺术史知识和日常生活细节：谈装饰则充满了19世纪末英国的家具工艺、素材原件、装饰美学名词；谈艺术则涉及自古希腊至19世纪末大大小小、知名非知名的几十位艺术家的名字和作品。这些知识与中国当代读者有着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双重隔阂，如无适当的注解，王尔德的旁征博引难免给人带来抽象、疏离或一头雾水之感。有鉴于此，译者为书中提到的艺术品、出版物、生活场景选配了百余幅图片，并在编辑老师的建议下尽可能为文章增加了导言及注释，以期读者能在视觉和文化背景的维度对王尔德身处的时代、谈论的对象有更加感性的体验。译事艰辛，译者才疏学浅，还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译者

2020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