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挫败政变是否不可或缺？埃尔多安为何要挑战世俗化？

拙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如何借新媒体挫败政变的？”一文在澎湃刊出后，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讨论。讨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不少朋友提出质疑，一是埃尔多安所依凭的究竟是否新媒体，二是他是否真的就凭新媒体便能取胜，他们对此持保留态度；另一类是，埃尔多安获胜后，在国内开启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工作，如何理解土耳其、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的未来，朋友们的态度迥然有别。笔者不揣浅陋，愿意就这些讨论做个简单的回应，谈谈“如何马基雅维利式地理解埃尔多安”——这里所谓的马基雅维利式地理解，就是说，放下意识形态的前置性判断，只就现实政治运作的实际逻辑来理解。

一、究竟何谓新媒体

先说第一个质疑，有朋友提出，土耳其就没有推特（这个说法是错的，土耳其当然有推特，埃尔多安的推特账号是很活跃的），埃尔多安如何推特革命；以及，埃尔多安虽然用了facetime，但他是通过CNN发声的，这仍然是传统媒体，所谓“埃尔多安的推特革命”实属学者的过度联想。对于这个质疑，笔者首先要检讨自己的表述还有不够清晰之处，只在文中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说了一句“我们在这里姑且以‘推特’作为自媒体的象征性统称”。笔者用“推特”一词，是用它来指代各种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以分布式的方式生成并传播信息、并且有多向互动效应的新媒体，并不是专指具体的推特。所以，“埃尔多安的推特革命”，更准确地说是“埃尔多安的新媒体革命”，只是这表述不如前者那般铿锵，但这枝节且不多说了。

更值得说一下的是，CNN在此次事件中是否传统媒体？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它当然是传统媒体，但仔细考察一下会发现，CNN这次并不是以传统媒体的方式起作用的。首先，埃尔多安是在“不明地点”通过facetime接受CNN采访并即时传播，这就彻底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传统媒体是无法如此地完成采访过程并对外发布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采访，有多少人是通过电视收看的，又有多少人是通过社交媒体乃至通过移动端收看的？在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日益普及的今天，大家想必也都能猜到，哪种观看方式的影响力会更强。所以，我们不能僵化地理解何谓传统媒体、何谓新媒体，它们之间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而且传统媒体也越来越多地以新媒体的方式来运营。新媒体在这里就是个载体，使得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它本身并不一定负责生产内容，内容主要是由用户生产的——这也是其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得以分布式运作的基本前提；作为传统媒体的CNN生产内容，但其内容的传播及其后续效应的产生，则都离不开新媒体这个载体——既包括通过推特、脸书等新媒体，也包括通过移动端CNN自己的APP——而与传统媒体之运行逻辑的差别越来越大，倘若无视于此，则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现实。

一句话，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区别不在于其名字，而在于其渠道。是即时传播的还是经过专业加工的，是中心化的还是去中心化的。

二、“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正当性

再说第二个质疑，埃尔多安是否光凭新媒体就能取胜？他此次要取胜当然得有更多的条件，但是新媒体在这里是一个完全绕不开的条件，甚至可以说它差不多是其他条件得以起作用的前提。这里便蕴含着一个极富马基雅维利意味的问题。

要解释清这个，不妨引用一下这几年大热的美剧《权力的游戏》当中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台词。剧中，瓦利斯大人问小恶魔：“三位贵人坐在一个房间中：一个国王，一个僧侣和一个富翁。三人之间，站着一名普通佣兵，每位贵人都命佣兵杀死另外二人。孰生，孰死？”小恶魔：“那要视那个佣兵而定。”瓦利斯：“是吗？他既没有王冠，也无金银珠宝，更没有神明的眷顾。”小恶魔：“但他有利剑，有决定生死的力量。”瓦利斯：“既然生死取决于士兵，那我们为什么又假装承认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呢？……权力存于人心。信则有，不信则无。它是惑人的把戏，如浮影游墙。即便是矮小之人，也能投射出巨大的影子。”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个“信”究竟依托于什么呢？它依托的显然不是简单的暴力（剧中所说的佣兵），而是笔者在遭遇质疑的前文中曾经提到的一个东西：“正当性”——在人们接受你有正当性的时候，你就有权力；人们不接受你拥有正当性的时候，你便没有权力。

政变本身是对既存的正当性的一种否认，所以它若想成功，便必须能够让人们接受政变者拥有正当性，并让人相信被推翻者丧失了正当性——在现代政治下，拥有正当性的意义，便是你是否“代表人民”。如何能够“代表人民”呢？说得夸张点，就是是否能够垄断“代表人民”说话的信息传播渠道。

所以，在现代的政变中，政变者最先要做的动作之一就是，占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全国宣布自己已经取代了现政府，这在20世纪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政变当中都是必选动作。并不是说政变者做了这种宣布，政变就能成功，因为还需其他条件相配合；但是政变者倘若不做这种宣布，则肯定无法成功，因为其手中的武力无法以某种方式转化为对国家的合法统治。当政者只要还能够利用电视等平台公开发声，则政变者便无法摆脱自己“叛乱分子”的身份，因为当政者毕竟拥有既存的法理正当性；但倘若当政者被剥夺了这种发声的渠道，则政变者便摇身一变为“人民的代表”，将当政者斥责为窃国大盗，叛乱分子手中的武力才变成统治的权力。“信则有、不信则无”，在这里就像变戏法一般，信念被宣传所定义，纯粹语词的行为，却幻化出巨大的现实力量。

此次土耳其政变，政变者依照标准流程，先是占领了电视台，发表声明称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这就是“代表土耳其人民”的隐性声明。埃尔多安此时下落不明，整个国家在这一刻处在正当性暂时缺位的状态，即便埃尔多安有民意基础，但是他的物理性消失仍然使得人们对于国家的效忠信念一时无枝可依，政变者便成为唯一的自称拥有正当性者。在这一刻，即便有反对政变者的人，其反抗也无法获得正当性赋权，因其并没有来自埃尔多安的命令为依据，于是这种反抗便可被政变者指责为对抗人民利益的叛国行为；更何况，仓促之间的反抗，势必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一般来说也难以对付政变者。而所谓的“土耳其人民”，由于无人组织，在此过程中是难以真地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的；他们有可能让政变者嗣后的统治变得成本高昂，但刻下难以改变政变者走向成功的势头。

未料，埃尔多安却利用了新媒体这个平台，在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向全世界发声，并且正因为其下落不明，使得政变者甚至无法对其进行肉体控制以便剥夺其发声的机会。现代政治当中意味着败局已定的“下落不明”，在埃尔多安这种后现代的应对当中，反倒成为了借以反败为胜的巨大优势。由于埃尔多安作为民选总统所拥有的法理正当性，他的发声在此刻天然地就是“代表土耳其人民”的，于是国民的效忠信念有了赖以维系的枢轴，行动起来走上街头，政变者瞬间被还原为叛乱者；同时，面对上街的民众，士兵也就瞬间失去了抵抗的欲望。“下落不明”的埃尔多安，依托新媒体，在土耳其国土上投射出了巨大的影子。从这个意义上，未来的网络发展史上，应该给埃尔多安记上一笔。几年前中东北非的推特革命，与埃尔多安这次的“推特革命”，从大众分散与政府集权这两个方向完整地呈现了新技术对于传统政治的改造。新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并不必然引向分散或集权，但它使得基于信息单向传递的传统式精英统治模式被终结了，未来仍然会有精英政治，但它在此被重新定义。马基雅维利式的视野，在这里会看到政治的本质的延续，同时也会看到政治的外观的变迁。

三、埃尔多安为何要挑战凯末尔？

埃尔多安在民选当中获得的正当性，通过与政变者的角逐，在人民的危机行动中获得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确认。经历了这种洗礼的正当性，一时间无人可以对抗，埃尔多安此前曾经小心翼翼地想要推进的一些政治动作，这回可以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埃尔多安曾誓言要让叛乱者付出惨痛的代价，截止7月17日，已有至少70名土军将领、3000多名军人和约2750名法官被捕。此时已经无法清晰分辨这种规模的大清洗，有多少人是确与政变相关，有多少人是被趁机拿下——毕竟，2750名法官当中绝大多数是不可能直接参与到政变这种小团伙密谋当中的。埃尔多安酝酿良久的修宪工作，现在看起来也已就差临门一脚了。

这一系列动作让有些朋友也开始忧虑，担心埃尔多安会用他的集权手段，让土耳其日渐远离坚守世俗立场的凯末尔主义，在一个伊斯兰复兴日益高涨的时代，这似乎是个不那么令人乐观的前景。

但不得不说，这种忧虑内在地隐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前置性判断，就是说，世俗化是好的，所以凯末尔主义倘若被放弃，则是个坏的选择。我们需要再次举起“马基雅维利的剃刀”，排除前置性判断，来看一看问题究竟在哪里。

土耳其从1960年到1997年之间发生了四次政变，差不多十年一次。政变都是要颠覆掉有可能背离世俗主义的政府，每次军事政变后，军人都会还政于民，至少就这些作为而言，他们确实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但是我们不妨再从另一个角度问一下，为何政变不得不反复发生？为何民众的选择总是与军人的选择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不是意味着凯末尔主义的一些问题呢？

北京大学昝涛教授在刚刚的一篇文章《土耳其军事政变未遂，对这一事件有哪些认识误区》中谈到，土耳其是一个人口99%为穆斯林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的各项政治安排里面完全没有伊斯兰的因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笔者对此深以为然。任何一个成功的宪政秩序，必定要包含着其形式（宪法典章）与质料（社会现实）之间的匹配关系，倘若其匹配度很差，却仍要坚持其形式的话，则无法避免地会走向用暴力强制推行，换言之，即所谓的开明专制。如果因为该开明专制有着一种世俗化的外观，因此就认为其更可取，则与宪政的理念无疑是不符的。根本来说，宪政是要让每个个体活得有尊严有幸福，但问题是何谓尊严与幸福？这并不是可被抽象定义的，而是与个体成长于其中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深远的关联。当然，即便任何文化传统，也都有些共通的价值，但个体对于尊严与幸福的理解还有着比这些共通价值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的内容。具体地，对一个穆斯林来说，让他完全抛开伊斯兰教来谈论其对尊严与幸福的理解，是难以想象的；而用专制的手法来给他规定何谓其尊严与幸福，即便是在开明的前提下，也不大容易想象他会坦然接受。这就是凯末尔主义内蕴的一些问题。

笔者曾在几年前为昝涛教授的著作《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写的书评中谈到，凯末尔高度世俗化的主张及其霹雳手段，使得伊斯兰教备受打压。然而对于土耳其的主体民众而言，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可以那么轻易丢掉的东西。更何况，假设真地丢掉了伊斯兰教，那么土耳其的世道人心用什么来匡正呢？科学、民主、工业化，没有哪个有此功能；经凯末尔的努力而被构造出来的土耳其民族，其民族理念当中也并不提供规束日常生活的伦理标准。所以，在凯末尔逝后，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土耳其开始复兴。但是，由于凯末尔所代表的土耳其民族作为土耳其人不可动摇的观念前提，复兴的伊斯兰教不再可能成为公共秩序的基础。此时，奥斯曼帝国末期的一位思想家格卡尔普，他曾经构想过的将伊斯兰教进行功能化转型，让其回归到纯粹社会层面来作用，这种思想的价值便又浮现出来。凯末尔强力打造了土耳其民族，格卡尔普则为伊斯兰教找到了一种恰切的位置，他们应当共同塑造今天土耳其人的公共性格。

埃尔多安现下的一系列做法，是对单向度的凯末尔主义的某种校正。昝涛教授也认为， “埃尔多安集团对土耳其的世俗化不是要彻底颠覆、建立教权国家，而是要重新定义世俗主义，从过去那种强调国家管控宗教，到强调政教分离前提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各信仰之平等。也就是从积极世俗主义到消极世俗主义。这当然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纠偏。”“埃尔多安所代表的努力是要重新回到近代伊斯兰世界面对西方现代性挑战时的问题，即如何调和伊斯兰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现在，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体制暂时还看不出什么大的、根本性的危险，但是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要被调整了。”

埃尔多安本人究竟是如何在想，他是否真的能够做到这些，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倘若由对埃尔多安本人的疑虑，过渡到对于他所要处理的真问题的否认，这种跳跃显然是不严肃的。

尾语：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正确姿势

作为一个局外人，可以有一种超然的心境，取一种马基雅维利的姿态，来讨论讨论土耳其的问题。但是，为了防止有朋友又误解我，质疑我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毫无原则，我不得不再说一句，马基雅维利不仅仅写了《君主论》，还写了《论李维》。他不仅仅论术，更要论道。没有道的术，将堕落为无耻；没有术的道，也会沦落为无能。

（注：本文与前文的写作皆受到“大观”学术共同体的讨论启发，特别是昝涛、于向东、刘擎、张笑宇、李筠等位同仁的讨论令笔者受惠颇多。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