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裂无声：半生矿工遇暴雨

40岁的宋建伟觉得，自己会是关子岭村最后一个农民。

关子岭村是山西介休市连福镇的一个边远山村。年轻人基本去了城里，留在村里耕种的都是些老年人，若不是照顾父母，宋建伟会去约30公里外的介休市里住。

山西罕见的暴雨停歇后，10月16日傍晚，他扛着扁担在北风中走下山谷，去收家中仅存的一亩小米。这条被雨水冲坏的路有碎石、倒伏的树木。有的地方几乎变成裸露的斜坡——刚发生的山体滑坡模糊了山路与山本身的界限，他家门前的路，也被雨“削”出了一个能看到底下地基的“大坑”。

这天，山后面“烧”了一会儿红通通的霞光，但又急遽地变暗。他紧张起来，转头回家里，戴上头灯。

在80公里外的吕梁交口县双池镇青山村，61岁的前矿工周喜占到附近公路边上去捡雨后散落一地的树木枝条，堆成一堆。他有残疾，行动不便，只能等儿子有空，把树枝扛到坡上的家门口，作为家里过冬的柴。

周喜占住在矿山周围，拉煤的车每日从村边的公路上碾过，就像矿山的脉搏。山民的人生总是与煤炭有百转千回的关联，他们到地下刨它、摆放它，待它们如婴儿。

乌黑的煤炭带来火，将在炉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但是，这能量与采运它的人无关。大山接受连年的挖掘，如同山里人沉默地面对充满磨难的生活。

 不愿下山

宋建伟记不得“大坑”出现的时日，也许是9月底，也可能是10月初，总之，是雨水成灾的那些天。某日上午，宋建伟回到山上，发现父母家门口的一段公路宽度减少了大约1/3——靠近山谷的部分被连日大雨不规则“削”了下去，露出下面几十米高、粗壮的公路桩基。

宋建伟一家门口的“大坑”。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摄。

父母家住采煤区，房子底下早就是中空的，在暴雨里发生了地面下沉。

宋建伟70岁左右的父母甚至没听见那声巨响，他们更没想到给山下的儿子打电话，提一提门口的“坑”。

家门口不远处早就挂着 “地质灾害隐患区，注意避让”的黄色牌子。介休市政府也组织关子岭村的居民陆续搬离这片“采空区”，为每户提供山下60平米的房子。

关子岭村村委会副主任高清源负责对一些老人做搬离此地的思想工作，但是，他甚至无法做通自己的工作。他年纪大了，今年只有种两亩地的精力，他全部种上了不愁销路的土豆，最不济可以留在家，作过冬的口粮。

高清源说，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觉得，不能下山，下了山，自己哪儿还有收入？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矿上上班，一个月能挣六七千元，在当地算还不错；他们每个月分别贴父亲二三百元。“他们也有孩子，也要生活。”高清源理解儿子们。

下雨的那几日，虽然高清源“各家各户转转、看看”，警告留守的老人们快下山去，但他知道这没什么谱，天一有放晴的意思，老人们马上又回来准备收秋。

高清源介绍，关子岭村的每户人家平均能分到五六亩土地，无论种玉米还是土豆，一亩土地每年只有五六百元的收入。高山上基本没有灌溉设施，都是“靠天吃饭”，从前，村民们看到下雨会异常喜悦，但自从了解到村里位于煤矿采空区，心情变得矛盾起来。

宋建伟也试图劝过父母搬下山去，但是，老两口舍不得山上的田。

问宋建伟的母亲韩玉萍，山塌了怎么办，“那就死毬了嘛。是命。”她一边说，一边将面皮切成细细的丝，灶上的锅咕咕地冒着水烟。

宋建伟也没那么惶恐。前几年，政府告知这里有塌方的危险，宋建伟想，门口不还跑着大车？看到屋底下桩子的那天上午，他有一瞬间想：“（房子底下）并不是空的。有这么些柱子。”

这家人一直在等待雨停。关子岭村的位置几乎处于山顶，下地干活就意味着要沿着山路一直往下走。当地人的习惯是，下雨就不下地。

如果你在不同的时候问宋建伟，喜不喜欢种田？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回答。

比如，10月20日下午，他刚从山上下来，这天的工作是骑车在收下的小米穗上来回碾，碾成光棒和籽粒——他说，不喜欢种田。山里寂寞，是一个“有钱没处花”的地方。种田辛苦，尤其在山里，从来没什么大型的农机，夏天除草用耙子，隔几天就去看看有没有新的杂草长出来。如果偷懒打除草剂，“玉米跟杂草一起死去了”。

宋建伟会帮人做理疗，刚在山下开了一间推拿店。要不是父母亲坚持在山里种地，他会把店开去介休市里，那里人流量更多。

但是，在晴朗的天，宋建伟会骑着摩托车曲折地转过十几个弯和坡，到低处的田里去，他从来不怵，几个看着超过60度的陡坡，摩托车潇洒地蹦一下就上去，别人都不敢。

一路上遇到的花，宋建伟知道它们的名。比如，淡黄的是柴胡、紫色的是黄芩和地榆。款冬花长得更敦实些，像一个带花瓣的香菇，总是开在河边，它也可以入药。暴雨之后，河边的土地裂了大口，他不敢走过去采。

从宋建伟的父亲宋中星开始，这家人就是关子岭村的村医。宋建伟的哥哥宋建锁读了卫校，继承父亲的医术，逐渐有一点中医方面的名声。他的屋里现在还挂满病人送的锦旗——今年5月，他因患胰腺癌去世。

宋建锁从小学习成绩比宋建伟强，比弟弟少让人操心，从前，他在村卫生室里行医，“门口常停着十几辆车呢”。什么病都看，看头疼脑热，各种各样的疼痛。宋建伟在边上帮人打针、挂点滴，一天打十几回。

宋建伟不愿回忆哥哥，一旦想起来，“到了夜里还是想他”。

他说，这也是母亲宁愿住在山上的原因，城里对于她太聒噪了，左邻右舍的人总是劝她“不要太难过”——事情过去小半年，她本来已不太难过，被人一说，又伤心起来。从前她只偶尔抽烟，最近变得烟不离口。

入夜，屋里还亮堂堂，韩玉萍歪在宽大的炕上拿手机听戏，好像浑不在意窗外的塌陷。

当地监理人员对记者说，弥补宋家门口的巨坑，要先削平坑地堆积的浮土，然后用管道灌入大约一万方红水泥 。

10月16日，施工队还在勘探。韩玉萍与坑之间的屏障，是院里的柴门和狗。

“家里生活不了”

暴雨之后，去往关子岭村许多田地的山路在山体滑坡中消失。

宋建伟家还剩最后一亩小米，其他的——“全毁了，全毁了。”宋建伟指给记者看远处的一小片淡黄色：“那是我家玉米。”还有那棵核桃树，据说有大碗口那么粗。宋建伟说，以前，那儿有三棵树。现在走不过去，不知道树是折断了，还是被水流冲走了。

吃过饭，宋中星和韩玉萍绕过门口的坑，去收小米。这些轻活他们即便年迈也还能干，搬运的重活留给小儿子。大雨后的土地如皲裂一般，小米的秆子东倒西歪、狼狈地低下头，黄色的谷穗可以要，有些浸泡后发霉发黑的，只能烂在土里。

韩玉萍去自家的小米地，山路边的一些树被水冲得歪斜。

满头白发的宋中星把谷穗挨个拈起来看看，麻利地割断还能收的小米的脖子，一边对记者说——

他是城里“六二六”医科大学毕业的，是特殊年代用来培养“赤脚医生”的。考上并不难，他是贫农出身，成分好；毕业回来当村医，“家里生活不了”，捱到改革开放，附近煤窑加速采掘，他也去下煤窑。

“挖煤窑苦。”宋中星说，“就跟骡子一样。”从前的矿井下，什么事都是徒手去做，要“开炮”，要拉土。村医刚下井，工作是用撅头往井道两边“砍煤”，一连八小时不吃饭、站不直。一些松软的煤块有时突然坍塌，压到他们身上。

宋中星的一个手腕和一个脚踝分别在煤窑里折断过，他的左手手腕从此不能灵活转动。

宋中星的一个手腕和一个脚踝分别在煤窑里折断过，落下后遗症。他的左手手腕从此不能灵活转动。

他还记得煤窑坍塌的那一回，顶上突然砸下来。宋中星说，自己命好，那天，窑里已经铺了一层石头的拱顶，没有把他直接埋了。他躺在煤箱上，工友绞动链子，把他拉出漫长的巷道，脚骨折了，疼得不行。他心里想，可能活不成了。

矿上把他送到一个私人的小诊所，打上石膏。却更加疼痛，他自己扒开石膏一看，腿变成黑紫色的，快要坏死了。宋中星认识那个小诊所的人：“那个医院（小诊所）的医生就是跟自己叔叔学一下接骨。”

自己的骨头几次没接好，宋中星决定自学接骨，从城里买了一些书来看。

后来矿长让他当了矿上的医生。宋中星的工资涨到每月240元钱，矿上时不时有骨折的，都是他来接骨。那就是他收入最高的时期。到九十年代末，有一年矿上欠发工资，让他没钱过年，年后再请他，他也不再去：“好马不吃回头草，是不？”

他当时住在矿上，妻子在家拉扯孩子们。后来，大儿子学医，小儿子学推拿，宋中星是读过书的人，还想教他们一点为人处世：“不能问病人多要钱。你问他多要钱，他以后就不来了，那你也挣不到钱。”

 “切脉下指先看心，心脉浮大为正形。浮而有力心经热，热主舌破小便疼。感冒风寒弦又紧，头疼寒热数难平。惊悸怔忡沉细弱。上焦蓄热洪大应。”他慢慢地背了一遍从前诊脉的口诀。

他又说，他这样的年纪，进城能怎么样？难道能去打工？

宋中星在田边留下八个装满小米的口袋，自己走回家去。经过暴雨后山路最陡峭的路段，宋中星抱住一棵歪斜的树，慢慢转过身，脚下一个踉跄，回头提醒人“慢着点儿”。前几天，他在路上看见老鼠跑过。为了把偷食庄稼的它们吓跑，宋中星点了几个小鞭炮。

太阳沉到山的那一边去，群山抱紧受创的山谷。

“到山西才能吃上窝头”

山西交口县青山村边的公路上散落着很多被风雨打下的枝条。村里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冬准备木柴，有些健硕的老人，还能上山锯下碗口粗的树枝，而周喜占只能去公路边拖一些死木。

暴雨后，周喜占收集了一些被风雨刮断的枯木。

周喜占的腰因为股骨头坏死而垮下来，是一个走路靠“挪”的老人。

在暴雨之中，他先看到自家围墙外的地面略微往下凹一些，然后轰然一声，大雨冲走了地基边缘的一大块土，所幸房屋没什么事。他家地基用的是三十多年前掏窑洞挖出的浮土，当年打得不太结实，去年就塌过一回。

周喜占家地基用的是山上掏窑洞挖出的浮土，当年打得不太结实。去年就塌过一回。

他“挪”着一个三轮车，捡自家隆起的地基塌陷后、散落一地的废砖。一块旧砖能卖几毛钱。

不止是宋中星一人保存着挖煤以前“生活不了”的回忆，煤窑虽苦，却供人生活。

周喜占是陕西农村人，有兄弟五个，他回忆，小时候夜里饿急，拿一个麻袋上山，去偷生产队种着准备给牲口吃的苜蓿，拿回家煮一煮，拌一点盐就吃。他读了绥德县的高中，没考上大学，一时只能回农村去。那一年，当地农村还在“学大寨”，平山、填沟，试图造陆。

家乡的表兄认识了一个山西的养蜂人，听说山西煤窑里记工分，出力多的，不仅分口粮、还给钱。

这话引得周喜占赶紧出发，让过来陕西放养蜜蜂的农民介绍，到山西矿里打工。1978年，18岁的他先坐班车从陕西绥德到山西孝义。他本该在介休下车的，但那时没搞清楚车的路线。他又到火车站，扒一辆运煤的车到吕梁的交口县。下车的时候，“身上成了一个黑蛋子”。

他回忆，刚“改革开放”，属于生产大队集体的煤矿正缺劳动力。生产大队的书记兼任矿长，能开委托书，帮他把户口从陕西迁到山西来。

他变成了当时的交口县双池镇蔡家沟大队第一个打工的外地人。为了和当地人处好关系，周喜占帮他们做农活儿，收玉米、割麦子。

他早上出门去煤窑，下午三点下了班，再去地里，没太阳了回来。在生产大队里，许多工人只有小学文化，他的高中文凭很显眼，能干一些高级的活儿，比如操作把煤送出来转动的皮带。

周喜占最初下窑，戴装有电石的头灯，在井下先浇一点水在头灯里，那“嘴嘴”会冒出白色的乙炔，再拿打火机点燃成持续的明火。电石逐渐消耗成灰白色的土。这种头灯很沉，用皮筋紧紧地箍在帽檐上。他那时候老做梦，梦见额上有一个沉重的东西压着。

即便如此，在山西挖煤，他至少能吃上玉米面窝头了。

他娶了妻、造了窑洞。周喜占的妻子是同一个大队的本地人，家里也穷。

刚结婚，家里只有一张炕，和灶上的锅、筷子。他挣到钱，请木匠打了一套家具，刷青绿色的漆。他们陆续有了两个孩子，分到头上的土地提高到八九亩，种上棉籽和玉米。孩子们也在村里上学，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不同年级的孩子都坐在一个教室里，一年级的孩子上过课，低头写作业，老师再给二年级上课。

他在村里当了半辈子矿工。面对故乡逐渐起来的县城经济，周喜占有时不能不懊悔，他形容自己脾气“犟”，当年跨省到山西讨生活，到头来，为什么还是受苦？

他曾经忍不住对儿子说，在陕北老家，一起毕业的高中同学，“好些后来在城里安排工作了”。

把希望加在儿子身上

周喜占说，生产大队一度是高度集体化的，农业种类很齐全，有自己榨油的作坊。衣食都能内部解决。但是，偏安一隅的生活在淘汰落后产能的浪潮中难以为继。2000年左右，整治无证生产、乱挖滥采的过程中，山西省在1998年至2004年之间关闭乡镇煤矿6692座，压减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1亿多吨。

政策“指挥棒”之下，蔡家沟大队的煤窑也在2004年一次性有偿转让给太原来的民营企业。

多名村民回忆，第二年，煤炭价格回升，村里人对买断协议中规定往后每年给每位村民发放2000元、一吨民用煤的“价格”很不满意。一些本地村民到矿上阻止开工，爆发了冲突。从此转手的煤窑不再要本地的工人。

周喜占说，自己没有去参加堵煤矿，因为自己“是外地人”。

他说，自己“把欲（希）望加在儿子身上”。周喜占二十多岁时，坐矿上的班车去煤窑里，看到司机总很羡慕——收入比自己高，安排的伙食里有肉，工作也没下窑的工人那么辛苦。“有关系的人才能开大车。”这是他的理解，那时候交通不便，有一辆自行车就很了不得。儿子周翔没有考上高中，周喜占一定要他跟着师傅学车。

周翔初中毕业前后，已是全国整治小煤窑、“关井压产”的开始。那几年，煤炭价格也低。周喜占没能帮儿子在矿上找着工作。

周翔对记者说，从前不想学车，不感兴趣，但他拗不过父亲。

村民闹事搞僵了关系，周喜占自己不能再去附近的煤窑上班，开始骑着摩托车四处打零工，在工地上给人搬砖，有时去其他煤窑干临时工，周喜占出过车祸，压断了一条腿。

周翔二十岁出头结婚，周喜占又盖了三间平房。第二年，周翔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孩子两个月大，在送到双池镇卫生所打疫苗之后，发了很久的高烧。

从此，孩子不再哭，也不再闹，总是瞌睡，喂他吃奶，他没有欣喜的模样、甚至不怎么能仰起脖子。孩子隔三差五发烧，要送去诊所头皮输液。

周喜占翻找家人们的病历。

孩子光睡觉，村里的老人们说，也许每个孩子发育的时间不一样，这样一直拖到孩子将近一岁，才送去太原市儿童医院看病。

最初认为是脑瘫。周翔夫妇都不再工作，在医院里陪着住了四五年。周喜占打零工养家。

他没有陪儿子、儿媳和孙子去北京。北京医生的结论是，高烧导致彻底的脑死亡。他们回到家乡，给孩子办了一级残疾证。

10月18日，记者见到这个孩子，他就睡在周喜占的炕上。他有一个16岁少年的侧面——穿着他舅舅淘汰下来的运动服，盖着绣荷花的被子，那是他母亲从前的陪嫁。他永远醒不过来，每日裹着尿不湿，靠周喜占喂食，他还有吞咽的本能。

之后，周家的小两口又要了一个孩子。为了小儿子能读个好点儿的小学，周翔前些年搬到三十公里外的灵石县去，这是当地许多人的选择。除了陪儿子看病的那几年，周翔一直在开货车，供养一家人的生活。10月20日，他对记者说，自己刚度过了愁苦的9月。

他经常从陕西或内蒙古拉一些成分不同的煤到山西，给洗煤厂混着用、作为原料。也把山西的铝土矿拉出去。他经常上夜班、整夜地开车，爬盘山公路。

偶尔下雨对他是很好的——路不好走、货主怕沾湿这些工业原料，也不出货，他会在家里整日整夜地睡觉。想不到，9月的雨下了第一日，又下第二日、第三日……

他需要钱。生病的父母亲、妻子、两个孩子要他养活。

说起开车经过那些“煤矿采空区”，他说，感到害怕，有时想象着，山塌下去、自己陷进去……这些路段时不时地修路，司机们要绕道。

他说自己没有“路怒”。“我生什么气呢？我又没有能量。”他愧疚着自己不够有出息。

大山寂静的夜里，他会把车速降到二三十迈，和前后许多其他的司机一起，慢慢地驶过，不去惊醒“空洞”的山。

路牌：“路面下沉路段 车辆谨慎慢驶”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周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