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帝陵守墓记：人手少靠招村民巡视，长期用木棍应对盗墓贼

几杯白酒下肚，一个身材壮实的“守墓人”满脸通红，说话一字一顿：“年轻的时候充满激情，现在是深深的无奈。”

同桌的另一个人也有些愤愤不平：“帝陵分布那么广，我们就十几人，只有木棍和小手电，盗墓的拿四五十厘米长的电棍，装备比我们还强！到2013年局里才给我们配了警棍。”

井增利没喝酒，只是微笑看着他们，似乎对眼前的对话司空见惯。井增利是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文物旅游局文博股股长，和盗墓人的猫鼠游戏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比起这些战友，井增利多了几分学者气质，席间几位文物工作者都叫他井老师。1987年，他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富平县文管所。“最初只把它当职业。研究文物，对背后的故事挖掘得越多，感情越深，文物工作成了一种使命。”

十八座唐帝王陵墓围绕在西安市周边。在“唐十八陵”中，五座位于西安以北的富平县，和县内的西魏文帝永陵、北周文帝成陵同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上西汉万年陵（葬着汉高祖刘邦之父刘执嘉）、唐高祖李渊献陵陪葬墓群，组成富平的“七帝八陵（含太上皇陵）”。

8月4日，电影《盗墓笔记》上映，一周内票房突破7亿；另一寻墓探险题材的电视剧《老九门》也在网上热播，点击量超50亿。魔幻和猎奇的观影大潮冲刷着全国院线，而富平124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60多位“守墓人”的生活显得平淡无奇。若说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与帝陵的沉重分量不相衬的，守墓人的捉襟见肘。

发现盗墓贼

唐献陵的25座陪葬墓分布在周长4公里的圆内。8月5日，巡查中的群众文保员老陈独自骑电动车绕着这个圆转。

每经过一个冢，他都下车上前仔细察看。碰到草丛，他就用铁锨敲地面探路，防止自己掉到盗墓洞里。一旦发现盗洞，老陈马上回家拿铁锨，把洞填了。

经年下雨和庄稼浇地，使填过的盗洞容易塌陷，发现塌的迹象，老陈得再回填加固一遍。

大多数时候，守墓干的是枯燥的体力活。但群众文保员还有一个任务，发现盗墓人立即上报文管所。

2013年秋天，老陈吃过午饭，骑着电动车绕献陵陪葬墓群巡查。他经过村南一块新发现古墓的玉米地，玉米秆齐人高，浓密得像个巨大的帷幕。井增利爱用“青纱帐”的雅号称呼它们。不过在推车进“青纱帐”时，老陈的心情没有那么惬意。

文保员没有配武器，而盗墓的一般有几个人，寡不敌众。他壮着胆子缓缓前行，随时做好调头的准备。

没进去多远，老陈望见古墓旁有三四个人影。隔着几十米，没看清他们的动作，只见地上放着成扎的饮料和一堆食物。

离古墓不远的一棵桐树上，有人吭了一声。

是放哨的。老陈心里一惊。

“我当时头发都炸起来了！”老陈双手举过头顶，表情夸张地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遭遇盗墓人时的心情。

电动车马上调头，推出玉米地外。慌忙间，他索性扔下车，跑到远处的树林躲起来，给县文物执法大队打电话。

傍晚，文管所和执法大队来了八九个人，几个盗贼早已不知踪影。井增利在现场拍了几张照片，大伙就一起拿铁锨填盗墓洞。在零星小雨中，他们一直填到凌晨十二点多。

在富平，像老陈这样的群众文保员有40多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文物走私和买卖飞跑，盗墓猖獗，文物部门开始在各帝陵所在的村子里打听、寻找忠厚老实的村民，劝他们担任群众文保员，协助巡查陵墓。

如今，富平县设唐定陵、唐元陵、唐献陵和城区4个文管所，每所4人。县文物旅游局执法大队由5人组成，他们和文管所专职人员、业余群众文保员一起，组成一线文物管理和保护网。帝陵多依山而建，分布广而荒凉，如果没有这40多位群众文保员的帮助，21名专职文保人将疲于奔命。

1993年左右，文管所找到了正在地里干活的老陈。尽管陕西省和渭南市有专项经费，但直到现在，分到每个群众文保员的每月也只有50元。老陈刚做文保员时更低，每月只二、三十块钱。在他之前，已经有好几位群众文保员中途退出。

老陈花了两年时间才把25座陪葬墓全部摸熟。1995年炎夏，为了制定工作计划，他只身骑自行车，用两天时间逐一排查每座古墓。工作计划交到文管所时，工作人员发现他右腿有些跛，问起来，他只是说没什么，继续尽守墓人的本分。

2016年春节期间，井增利去老陈家看望，问他怎么走路怪怪的，老陈才将隐藏20多年的秘密托出。1995年排查古墓时，地里的草又高又密，遮住了盗墓洞。缺乏经验的老陈一脚踩进洞里，差点整个人掉进去。他的腰卡在洞口，腿也扭伤了，好不容易才爬起来。落下腿伤后，老陈每次去巡视，碰到草丛都要用铁锨敲地探路。

如今，只要天气潮湿，老陈的腰腿就痛。

他不止一次掉进盗洞受伤。上世纪90年代，村里盗墓的人很多，在七座帝陵周边，几乎每座村子都有人从事盗墓行业。村民发现，常有些家境普通的人家突然盖起了房子、置好了家电，花钱也不心疼了，言行变得谨小慎微，不透露自己的行踪和钱的来源。村民们怀疑，这是盗墓发的横财。

儿子陈飞从初中就开始帮父亲填盗墓洞，“放学吃完饭去，大晚上挺害怕的，也担心碰上盗墓贼。”

家人害怕有人上门报复。但老陈认为，自己没做亏心事，不需要害怕。

头几年，张引娣心里怨老陈，夫妻俩也为这事吵过架。“不过他干了这么多年，看到他那股认真劲儿，也慢慢理解他了。”

直到2005年，因为大型的打击盗墓行动，本地人盗墓才有所遏制。仅老陈居住的荆山塬一带，就抓了十几个盗墓贼。

互设线人

盗墓的除本地人外，还有四处流窜的盗墓团伙。

2012年10月13日深夜，富平县公安局淡村派出所破获一起跨县团伙盗墓案。2013年2月21日，陕西省公安厅、省文物局、富平县公安局和文物旅游局联手河北邢台警方抓获一跨省盗窃唐懿宗简陵石狮的团伙。

盗墓者通常在当地村民中找“内线”。

10年前，西北工业大学数学系教授倚朝晖拿出自己的10多万积蓄，重修家乡富平县昌宁村的明代重宁堡城墙。城堡的保护范围内时有违章建筑，也常有人打文物的主意。“碰到违章建房或者文物盗窃，我们打电话给文管所和群众文保员，随叫随到。”倚朝晖说。

曾有盗墓团伙的线人向倚朝晖“示威”。一次在朋友家做客，一个邻村的人得意地对倚朝晖说，“你们村子里有哪些宝贝，我比你还清楚！”

倚朝晖问：“你盗墓的？”

对方没再说话。

因富平接连发生盗墓案，守墓人们开始定期秘密夜巡。

井增利干脆也在帝陵周边的村子里安插“内线”。2013年夏天，他从线人那里听说富平三庄村有人盗墓。白天，井增利和几个工作人员假装路过，来到偏僻的庄稼地，看到留在地里的探眼（盗墓者用洛阳铲打探眼以测出古墓大小和中心位置）和土块后，便悄然离开。

入夜，井增利一行人来到古墓附近，他让同伴留在原地，独自进村找线人了解情况。和线人聊完往回走时，他迷了路。掏出手机，发现被自己误调成了飞行模式，对电子产品陌生的井增利弄了半天，没能把手机调回静音。

突然，井增利的身后驰来一辆摩托车。借着灯光，他才发现自己正走在一片坟地间，顿时毛骨悚然。他立在杂草丛中一动不动，摩托车司机猛加油门开了过去，“也不知道那司机是路人还是盗墓的。”

摩托车过去后，他害怕了，明明白天走过的路，怎么会是坟地呢？

惊惶的井增利继续往前走，怕暴露自己，路上碰到人也不敢打招呼。经过民居，一条狗朝他吠起来，“感觉特别无助。”他绕到别人家后门坐下，小心翼翼拿出手机。

一看时间，深夜十一点了。

琢磨了半天，井增利才把手机调回静音。打给线人，电话那头说，“你往西一百多米就看见我了，我亮着手电筒。”

“我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井增利有气无力。

他不敢打给队友，怕影响行动。“当时真是绝望，最后是他们给我打电话才找到我。”

有了这次失败的经验，后来的夜巡有更周密的布置。那是七月中旬的夏夜，守墓人们准备好手电筒和自己找来的木棍，向预定的地点围拢。

临行前，他们曾商量，碰到盗墓人该怎么办？打起来又怎么办呢？虽然执法大队有行政执法权，但没有刑事执法权，就不能逮捕、搜查或管制盗墓人，针对盗墓行为，他们只能巡查陵墓、宣传文物法和配合公安执法，职权比文管所大不了多少。

最后他们决定，怎么也得先把人控制住，还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等确认对方是盗墓的，马上报案。

那晚，月光从头顶的树叶间流出，清风吹过寂静的田野，远处偶尔传来火车的轰鸣。久违的安逸让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兴奋，他们不由得悄悄开起了玩笑。

“有人还小声讲起了故事，大家仿佛是在偷偷地举行一个月光party。”他们几乎忘了是在执行任务。

一个巨大的手电光束出现在离他们百米内的地方，他们收起笑容，打开手电迅速靠近。快到跟前，对方收起灯光夺路而逃。几个人追上去，只见对方一共三人，一个窜入玉米地，两个顺路飞奔。

冲在最前面的两个守墓人差点追上对方。第一个守墓人“离盗墓人只有一米远，对方亮出一根电棍，噼里啪啦响”，守墓的被吓得顿住了脚。第二个守墓人跟对方只有两只手臂距离时，一个不小心差点摔了跟头，对方已然跑远。

人没逮着，他们回头查看刚才盗墓人出来的玉米地，又是一个即将挖成的新盗洞。

还有一次，他们悄悄潜入玉米地，井增利发现地上有个没熄灭的烟头，还没反应过来，突然察觉背后有声响。慌忙中，井增利为了吓跑盗墓人，大喊，“快把枪掏出来！”没等同伴反应过来，盗墓人迅速消失在夜幕里。

用“手电筒和木棍”干守墓的尴尬不止存在富平一地。在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帝王陵墓建筑群清东陵，2015年10月31日凌晨，盗墓团伙洗劫该处的景妃园寝，期间竟持刀追砍警卫。7个月后，孝庄太后的昭西陵遭盗。

“我们那警卫得靠人和狗，房子用棍支着呢，我们哪还有精力想别的，保命都保不起。”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王兆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颇为无奈。

几次惊魂夜巡后，富平县文管所执法大队不得不申请更专业的装备。到2013年，局里才给他们配备了警用马甲和电棍等工具。

“要是为了钱谁会去干”

采访期间，井增利总爱带记者四处参观文物古迹。他在途中介绍文物的故事，说到动情处便声音哽咽。随行的一位朋友说：“井老师特别容易感动。”

当下盗墓文学大热，也带动一波文物热。但井增利很不认同：“许多人对基层文物工作有很大的误解，对盗墓更是有很多想象。‘盗墓热’的背后，其实是对财富的疯狂追逐。我们基层文物工作者不会看（盗墓文学和电影）。”

而在王兆华看来，这类题材的作品往往会渗透一些盗墓的技巧和方法，对于全国的古墓葬的保护不利。

“但反过来看，对于旅游又是一种促进，它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王兆华对媒体说，

然而作为陕西省文物大县，富平旅游业却迟迟难以开盘。据井增利介绍，为保护文物，古陵墓的发掘以抢救性发掘为主，极少主动发掘，地面建筑便成了帝陵最具观赏价值的文物。但五座唐陵的地面建筑几乎损毁殆尽，仅剩下少数几件。

此前有媒体报道，2014年，某生态农业观光园项目未得到文物部门审批，就擅自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定陵主陵附近奠基施工。后富平县文物部门介入，要求该企业停工并上报县政府。

尽管施工叫停，但过程颇为曲折。两年后，井增利回忆当时的场景说，在施工现场，对方几个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人和文物部门的人对峙，“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刀。”

“这是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啊，一个那么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开工，事先没经过文物部门审批，也没让我们做前期普探。后来被我们发现了才叫停，这对政府和开发商都是损失。”井增利说。

诸多问题中，最让守墓人头痛的是人手不足。一个墓一两天就能挖开，有时候巡查发现盗洞并回填之前，洞里的文物已经被洗劫过了。

盗墓人掘洞、守墓人填洞，在这个反复斗争的过程中，大量文物悄无声息地流失。

与文物工作者的小心翼翼不同，盗墓人用打洞、炸药等粗暴的方法，极易对文物造成破坏。一些盗墓人只盗取他们眼中值钱的文物，随意丢弃或损毁其他文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研究室主任曹龙对澎湃新闻说，“盗墓的目的是利益，在掘宝的过程中常伴随着对墓地环境的破坏。即使我们在陵墓被盗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得到的研究资料也很有限。”

井增利觉得，“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文物。从盗墓团伙、中间商、拍卖行到各级文物市场老板，“利”字贯穿整个盗墓产业链。“像老陈和李所长那样，要是为了钱谁会去干？”

2016年元旦，李华民才成了李所长。担任唐定陵文管所所长后，工作跟以前做一般职员没多大区别，只是多了统筹和领导工作，责任更重了。而各文管所所长和普通人员在工资上没有差别，也无职务津贴。管理着定陵、丰陵、章陵三个唐陵和一个北周文帝成陵的唐定陵文管所，全所包括李所长在内仅4个人。

25年前，李华民高中毕业，接了父亲的班，成为一名文物工作者。

他每周巡两次墓，每次骑自行车绕十几公里。中间每经过一个古墓点，就下车前去察看，和附近的村民交谈了解情况。1994年，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近几年又换成了汽车。而每次巡查，单位只给发20多块钱的补贴，还不够油费。

对李华民而言，爬山是家常便饭。古墓周围的草和荆棘往往很高，地不平，摔跤是常有的事。

“有没有受过伤？”

“前段时间腿又跌了。”

李华民有些腼腆。谈工作情况也是问一句答一句，有些好汉不言当年勇的意思。

一线文物工作的作息没有规律可言。盗墓严重的时期，李华民要增加巡查的次数。发现盗墓的，管它是周末还是半夜都得往现场跑。深夜行动和通宵蹲守，李华民都经历过了。

碰上考古队白天来发掘研究，晚上停工，李华民就和同事开车去现场守夜，保证文物安全。在寒冬，坐在车子里的李华民又饿又困，他强打精神，一夜不眠。一个通宵，补贴也是20元。

“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我妻子很支持我的工作……儿子？儿子不会有意见，他小时候我还经常骑车带着他在山里转呢。”

李华民笑得很开心：“我儿子就是在这山里长大的！”

守陵30年

8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井增利载着李华民和澎湃新闻记者来到唐丰陵所在的虎头山下。历经千年，虎头山下已不见一处足以展示帝陵辉煌的地面建筑。只有一块2004年立的石碑刻着“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帝陵（丰陵）”。

李华民指着虎头山：“山上的石头都是这几年回填的，以前很多村民上山挖石头卖，挖得连陵墓都露出来了。”

李华民和同事上去劝，村民嘴上说好，等文管所的人一走，又继续挖山。

西安石油大学调研团队2007年所做的《艰难的存在—唐十八陵现状调查》指出，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由于市场对建筑材料需求增长，石料、水泥价格攀升，“唐十八陵”所在各县“因地制宜”发展采石业。上至国企，下至村民个人，从机械化大规模开采到私人爆破、人工背运石头，“唐十八陵”遭到疯狂掠夺。唐定陵主峰被炸掉一半，直接威胁到定陵地宫安全。章陵、元陵的主峰几乎被夷为平地。

2004年，政府对唐陵进行封山禁采，采石行为才得到遏制。

离开虎头山，又兜了几里路，井增利找到当年丰陵神道上的一座华表。华表的柱身有一大截埋在土里，被损坏的柱头散落在黄土上。

他第一次仔细观察这华表，是因为一个业余文物爱好者。

1996年，参加工作第九年的井增利认识了62岁的黄濂。从辽宁省营口市物资局退休后，黄濂卖了房子，走访全国各地的帝陵和名人故居。1995年，黄濂写了一本《中国历代帝陵》，出书后继续从事帝陵的考察和研究。

黄濂第一次来富平是在秋季，那时井增利只有29岁。他们雇了辆三轮车去看华表，道路泥泞，有些路要人下车推，“路上还干渴得不行。”

从前每次巡查路过华表，井增利都是老远地看，确认其安全就走。可黄濂一下三轮车，就走近华表端详、拍照。

老人对文物的热情感染了井增利。井增利走过去，和黄濂一起研究华表的雕刻。“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看这座华表，我看上面的许多花纹，那上面还有一只妙音鸟，画得惟妙惟肖，真像是飞天一样！”

自那以后，黄濂每次路过陕西都会找井增利。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后来几年，全国房价攀升，卖了房子的黄濂没钱再买房，便一直在大连租房住。

再后来，黄濂搬了家，井增利再也没联系上这位他尊敬的师长。

夕阳下，井增利轻抚柱身，认真地给记者介绍这座华表。从模糊的石刻图案中，依稀还能辨认出那只曾经精美绝伦的妙音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