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合︱当美国谈论“斯普特尼克时刻”时，它在谈论什么？

近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上将在谈及有关中国高超音速武器试验报道时称，对美国而言，这近乎“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美国举国震惊，担心在科技上尤其是军事技术领域被冷战对手大幅超越。此后，美国与苏联展开激烈的太空竞赛，直到耗资1400亿美元率先把人类送上月球，才稍稍松了口气。其实近年来，美国政要在公开场合已经多次提及“斯普特尼克时刻”，不同的只是，这一轮美国的对手换成了中国。

在拜登政府看来，科技竞争乃中美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是中美“世纪较量”中最关键的赛道。用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的话说，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战略竞争，而两国竞争的核心则是科技。

在打造对华“全域竞争”“跨域竞争”“长期竞争”新格局的背景下，拜登本人及其政府高官均反复强调对华科技竞争的重要性。今年2月，拜登在美国国防部发表讲话称，应该更多地从新兴技术的角度看待“中国威胁”。4月底，他在鼓吹对先进电池、生物技术、芯片以及清洁能源等加大投入时又说，“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迅速逼近”，“没有理由风力涡轮机叶片只能在北京生产，而不能在匹兹堡生产”，“美国工人在电动汽车和电池的生产方面没有理由不领导世界”。

而早在1月确认国务卿提名人选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便划分出所谓“技术民主国家”（techno democracies）和“技术专制国家”（techno autocracies），他认为两者之间对立将日益突出，由谁来界定技术使用的规则，将塑造未来数十年世界的走向。3月，已经成为国务卿的布林肯发表题为“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的演讲，阐述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八大优先事项，其中之一就是确保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同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与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成员举行会谈后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继续保持在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这些技术对自由社会而言是安全、可靠且有益的。

“小院相通、高墙相联”

在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中，建立所谓“民主科技联盟”是其核心策略。美国试图借助“民主科技联盟”构筑制衡中国的国际阵营，协调相关国家针对中国的科技政策，推动先进技术的联合研发，在技术标准、技术应用规范以及科技外交等方面强化对中国的“规则制衡”，打造美国等民主国家主导的“技术治理多边体系”。

换言之，拜登政府力图实现一种“小院相通、高墙相联”的对华科技施压局面。

“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主要策略，意思是要让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更具选择性（小院），在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加强防护能力，采取更加严格的举措（高墙）。但显然，仅仅美国一家对华施行“小院高墙”策略是不够的——如此，中国不但可以从其他科技发达的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美国科技企业还会因为他国企业满足中国需求而遭受重大损失，比如受到制裁的中国企业可以从日本、韩国等进口芯片。

为了弥补这样的“漏洞”，前美国国务院官员、阿斯彭安全论坛主席安佳·曼纽尔（Anja Manuel）等人提出，美国应该推动构建“科技10国”或“科技12国”等机制，借以打造“民主科技联盟”，从而更加有效地应对来自中国的科技挑战。美国欲借助“民主科技联盟”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多边协同，在情报、执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风险防范等方面逐步实现一致化，达到“小院相通、高墙相联”的目标。

在美国战略界人士的设想中，“民主科技联盟”的主要成员应当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同时，美国需要更加灵活地构建“民主科技联盟”，采取模块化方式，与芬兰、瑞典、爱沙尼亚、以色列等“小国”合作——这些“小国”实际上是相关科技领域的领军者，它们可以在电信、量子计算、机器人等不同领域，与美国一道维护所谓“民主国家”的对华技术优势。

显然，欧洲是“民主科技联盟”最重要的部分。今年9月底，首届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召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担任美国方面的代表。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和东布罗夫斯基（Valdis Dombrovskis）作为欧盟方面的代表参会。

美欧双方就投资审查制度、军民两用物项的多边出口管制、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安全性等多个问题展开深入协商。双方还建立了10个专门的工作组，负责加紧推进技术标准制定、敏感基础设施保护、数据和技术平台治理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此外，美欧高官共同参观自动驾驶技术公司Argo AI、匹兹堡大学疫苗研究中心等机构，以彰显美欧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意愿和潜力。成立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是拜登政府着眼对华战略竞争、构建“跨大西洋阵线”的关键一招，同时它也是美国倾力打造“民主科技联盟”的重要一步。

美国还将“五眼联盟”国家作为构建对华科技施压阵营的重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防务专家赫迪·彼得斯（Heidi Peters）提出，应进一步扩展“国家技术和产业基础”（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项目，该项目为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四国从事“两用技术”研发的机构和个人提供交流合作平台，美国可促进其他“技术民主国家”更多参与“国家技术和产业基础”的相关活动。

值得重视的是，除了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民主科技联盟”还将逐步吸收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它们作为新兴技术的消费国，可在限制中国科技产品进口等方面发挥作用。比如，印度已经针对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采取了限制和审查措施。此外，在美国战略界人士的设计中，“民主科技联盟”可设立小型秘书处机构，采取具有“项目导向”特征的工作模式，如推动“民主科技联盟”成员国在各自擅长的技术领域扮演“牵头人”角色，组织相关的会议、活动和项目，主导“民主科技联盟”与核心成员之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

为深化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政策协调，美国或会借鉴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等机制的相关模式，如“APEC探路者倡议”,以“特别工作组”（ad hoc task force）等方式，力争确保相关科技竞争政策具有共识基础并且可执行、可持续。此外，“技术民主国家”之间将进行情报共享，共同开展技术评估和技术预测，共同研判与中国等国技术竞争的态势，以及中国推动技术进步的重点领域和趋势，塑造成员针对中国的“共同战略视野”和“共同威胁评估”，在此基础上动态性地调整“民主科技联盟”的应对策略。

“民主科技联盟”正在从设想转变为具体的政策举措。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鲍伯·梅内德斯（Bob Menendez）以及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k Rubio）等人提出“民主科技伙伴关系法案”（Democracy Technology Partnership Act），要求美国国务院牵头成立“技术伙伴关系办公室”，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以及情报机构等派代表参与。该机构专门负责从“技术外交”的角度加大对华施压，推动“技术民主国家”围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供应链调整、技术转移、科技人员交流等问题进行深度协调。

以“联合研发”打造“替代性选择”

美国欲借助“民主科技联盟”，进一步推动相关国家围绕先进科技展开联合研发，以提供可以替代中国技术和产品的选择，推动所谓“21世纪的数字基础设施”。

拜登上台后，美国已经与日本、韩国等相关国家，围绕芯片、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展开协调，采取联合研发投资机制，更好地整合各方的科技金融资源。尤其是，拜登政府更加注重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华竞争，通过实施“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等，满足相关国家在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融合”方面的技术、商业和融资需求。

为了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美国还将为本国以及其他“技术民主国家”企业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推动其与中国企业展开更有力竞争。谷歌前CEO施密特牵头的“中国战略小组”、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专家提出：美国可考虑倡导建立“国际科技融资公司”（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Finance Corporation），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发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技术基础设施；美国国务院、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美国国防部“防务创新部门”等应共同制定民主国家联合研发的方案，深化美国国际发展融资公司（DFC）与“欧盟对外投资计划”、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等政府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为相关的技术研发项目、数字贸易合作、数字能力培训项目、数据治理项目等提供融资支持。

美国力图使“民主科技联盟”在促进科技产业链重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提升民主国家针对中国的所谓“集体韧性”（collective resilience）。这一态势集中体现在信息和通信产业。2021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提出设立“多边通信安全基金”（Multilateral Telecommunications Security Fund），以研发安全且受信任的技术和产品、完善设备供应网络等，基金总额为5亿美元。除“五眼联盟”国家外，该基金还计划纳入日本等国家，推动日本企业NEC、富士通等成为替代中国企业的供货商。

3月12日，拜登政府主办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视频会议，决定在“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框架下建立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重点解决芯片供应链等问题。此外，为确保芯片等战略产品的供应链安全，美国和日本拟设立联合工作组，明确研发和生产等方面的任务分工，并考虑在日本建立联合研究基地以开发新技术，这一合作旨在构建稳定可靠的芯片供应链体系，而不依赖中国大陆地区生产的产品。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或会推动台湾地区进一步参与“民主科技联盟”活动，促进成员国与台湾方面加强合作，为台积电等台湾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研发和生产基地提供有力支持。有报道称，台湾当局和相关企业拟在立陶宛等地设立新的芯片制造基地。

总之，美国已经对中美之间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产生了深度的战略焦虑，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对华施压正在不断深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强调盟友是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重要“资产”，而且它对盟友的界定也变得更加宽泛、更加灵活。美国制造所谓“技术民主国家”和“技术专制国家”之间的分立，打造针对中国的“民主科技联盟”，是中国必须加以重视的政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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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