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对G20的贡献：“包容性发展”外交理念破旧立新

从9月4日下午G20峰会开幕开始，位于杭州会展中心一层的G20新闻中心就显得格外热闹。

“要不我们就站着聊算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教授雨果·道伯森（Hugo Dobson）端着一杯咖啡，和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茶歇区转了半天，也找不到一张空闲的桌子。最后，我们不得不和两名同行分享了一张并不宽大的茶几。

这让两名同桌略显尴尬，不过他们很快恢复了热烈讨论。他们讨论的内容，也是拥挤在新闻中心内的大部分记者讨论的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一小时前发表的2016年G20峰会的开幕词。这篇开幕词篇幅并不长，基本由原则性阐述构成。因此其中引用的唯一一处具体数据，就显得格外令人关注。

该数据来自习近平为世界经济发展提出的“五副药方”中的第五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在谈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性时，习近平强调，“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反映财富分配差距的重要指标）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而在当天早上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习近平也对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四国领导人表达了同样的关切。

时间回溯至9月3日，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讲话时，习近平也表示：“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同时，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给不同产业和群体带来了冲击。我们要正视和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

“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以往的G20峰会上也有提出。但这一议题对于中国，以及在中国举办的这届峰会来说，尤为重要。”道伯森认为。

大国的必经之路

“一个大国之所以是大国，不仅仅因为其自身的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军队多少。”道伯森说，“大国必须为国际政治贡献出足够多、足够有说服力的价值观。”

他认为，中国提出的旨在加强国际发展公平性的“包容性发展”，就是中国借助G20这个平台为世界思想市场贡献的“中国价值”。

中央党校教授罗建波曾经在几个月前撰文呼唤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在G20开幕后，罗建波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中国在外交方面的诸多新理念已经相当成熟。其中，主动维护并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道义精神，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理念。

“这次G20峰会，中国不仅邀请了空前多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还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G20这些世界主要经济体要帮助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罗建波认为，这其实体现了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提出并一直坚持的“中国外交要树立正确义利观”的理念。

在道伯森看来，包容性发展如果仅仅是一句口号，则它并不能构成中国对G20的核心贡献。他认为，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有相当强烈的愿望，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变为现实。

根据道伯森的观察，在G20历史上，口头上支持国际发展平衡和公正的主办国并不少见。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面，“如果中国能够促进G20（在包容性发展议题上）取得更加实质性的成果，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G20发展的重要时刻

道伯森认为，只有真正运用G20机制为全人类提供公共服务，而非仅仅促进自身的国家利益，才能真正展现出作为一个“主办国”的领导力。而中国提出的“包容性发展”议程，仅就其对G20机制而言，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有分析指出，G20此前的一大问题就是经常容易被临时突发的国际事件“绑架”了自身话题。但道伯森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成员国情之间巨大的差异导致很难形成一个让各国都感兴趣的共同议题。

“你知道G20这二十个国家是怎么来的？它们最早是时任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和世界银行行长拉里·萨默斯在一页A4纸材料的背面划拉出来的，其国家的选取带有极大的随意性。”道伯森透露，两个人当时只是经过了非常简单的商讨和交流，就决定了G20成员国的名单。

这导致以往的G20会议非常容易被一些临时性的国际事件所打乱。例如，欧洲国家所占的完全不合理的多数，就直接导致了2011年戛纳峰会被发生在欧洲的债务危机拐带“跑偏”。

“当时，来自亚洲、非洲和南美的领导人大老远跑来开会，却发现所有人谈论的都是欧洲、欧元和希腊。”道伯森表示，G20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能力”曾一度受到质疑，“G20自身面临的问题简直和它想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包括这次的主办国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并不相信G20是解决问题的合适场所。

然而，中国的参与正在改变这一切。道伯森认为，中国试图为G20平台提供一个为各方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这种共同的价值观有助于G20各国在开会时得以遵循某种特定议程，探讨特定话题，这让G20具有了成为常态化全球治理机制的起码的资格。

世界经济体系改革的良好机遇

在中国和G20之外，“包容性发展”的全球意义也不言而喻。

首先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上海社科院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家哲告诉澎湃新闻，这个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基本被排除在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更遑论从这个体系中获利了。而中国希望推动的，就是通过G20给予这些国家一个平等参与世界经济的“入场券”。

不过，除了让更多的场外人拿到入场券之外，世界经济这场游戏本身规则的变革则显得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

上世纪60年代，南美洲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目睹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劫掠和吸榨后，痛苦地写道：“发展是一场遇难者多于抵达者的航行。”

罗建波表示，在过去500年内，世界体系一共经历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冷战和美国霸权等多个阶段，这些阶段虽然各具特点，但一个共同之处：它们的主题无一不是斗争和矛盾。然而，从本届G20看来，中国正在试图推动的世界秩序，是一个以合作共赢为主旋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过去一切时代的世界截然不同。

然而，构建新世界所要付出的努力，绝不比在旧世界内摸爬滚打要少。道伯森指出，单单是一个IMF改革，就已经经历了多年的难产。从2009年的伦敦G20开始，到2016年的杭州G20之前，各国所作出的承诺、声明和宣言可谓铺天盖地，可是，“拖延、阻碍和拒绝批准改革方案的议会的数量几乎一样多。”

张家哲更是认为，就像中国国内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样，世界经济体系的改革也受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强大阻碍，正面临着“危险期”和“深水区”。

面对这种局面，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需要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智慧，找准现行体系中不合理之处，对其精准发力，而切忌急躁冒进。

张家哲认为：“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和治理机制的形成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非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异想天开的产物，而是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既没有可能被轻易推倒，更没有准备好仓促重来。”他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还是通过各方协商，来取得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最有利的结果和方案。

罗建波表示：“尽管中国提出了诸多的新理念和新倡议，但其中没有一个具有对现行国际秩序的颠覆性。相反，中国试图推进的是对既有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使其更加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