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为什么孙中山逝世之后，反而在上海留下更多印迹

上海是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但在生前，孙中山始终无法切实施加影响于上海；反而在逝世之后，在各派孙中山遗产争夺者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之于上海印迹愈发加深。

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祭上的冲突事件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逝世的噩耗当日即传至申城，上海社会各界极为悲痛，举行了一系列的追悼活动。

然而上海的反应还是无法与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相提并论。上海各类追悼大会上，虽然也有开辟中山公园、修筑总理遗像、新开中山路，甚至开办中山大学的言论，但这些倡议在当时竟然无一落地，变作现实。

随着政治形势的愈加复杂化，一年之后，孙中山逝世的周年纪念活动中，上海因为“淞沪警察厅”、“淞沪戒严司令部”的处处掣肘，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戒备防范，本应举行全天的纪念活动最终被迫改为半天，规模也大大缩减。而在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甚至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

1927年3月12日，上海孙宅（即今日香山路7号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门前横牌楼上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宅内正中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上午9时起，国民党左派人士纷纷前往故居致祭。至11时，前来致奠者已达数百人，杨杏佛作为主席正式宣吿开会，先是向孙中山遗像再行三鞠躬礼，并默哀3分钟；其后与会代表分别发表演说，直至12时散会。

散会不久，看似平和的集会迅速演变为暴力冲突。前往上海孙宅致奠的左派进步群众从旁门陆续退出后，行至距之不远的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环龙路44号门前时，开始高呼打倒反动派口号，且一呼百应，声震遐迩。就在这时，有数人试图冲入44号院内。但当时44号内的铁门已经关闭，且里面早已有所准备，国民党右派雇佣而来的20多个壮汉在铁门之后从事抵御。愤怒的群众前仆后继，向内冲进时，均被门内的壮汉用木棍乱击而出，双方互有受伤。此地当时属于上海法租界管辖，而公董局巡捕房对这个敏感的日子和政治情势也有预警戒备。冲突刚一发生，即有警笛鸣起，巡捕房派驻在今香山路思南路口的一队全服武装的越南巡捕分队共计14人，在2名西人警官的率领下，迅速抵达现场。但暴力冲突的激烈程度还是超出了预期，眼见局势不可控制，现场一名警长决定向天空鸣枪示警，驱散群众。

枪声一响，群众纷纷向东而退，很大一部分人随即撤入今复兴公园内。此时躲在铁门之后的另一方，眼看得势，居然杀奔出来，将共产党员、当时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侯绍裘拖进门内一顿拳打脚踢，致使其伤重不能起身。幸而法租界的巡捕们及时控制住了局面，制止了这场群殴，候绍裘最终被同志们转送至医院医治。参与此次冲突的双方数人，被带回警局拘留问话。一场武剧，至此吿终。

此时的北伐战争虽然进展顺利，但孙中山主导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孙中山生前还不敢公开表达反对国共合作意见的国民党右派元老们，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要求“清党”，史称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内右派越来越得势，在其所控制的上海环龙路44号，公然有区别于孙中山故宅的致祭活动安排。而在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当天爆发的国民党左派、右派的暴力冲突，亦成为一个伏笔，预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必然失败的结局。

用“孙中山”命名的近代上海城市建设

仅在一个月后，1927年4月12日，自上海发家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血腥镇压，随后东北易帜、西南归顺，在南京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但此时蒋介石的统治并不稳固，其政权合法性也不断遭遇各方质疑。作为应对之道，蒋介石在“全国”打起了“孙中山”牌，这当然也包括上海。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为标志，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假以孙中山之名而从事的建设活动：

中山路的修造

道路系统最为显着，而所有道路中又以中山路的修筑最为重要。1928年3月26日，由龙华直达闸北13公里的中山路开工。1929年底，大西路至龙华路路基全部筑成，全线通车。中山路完工后，更名为中山南路，1930年5月开始修筑南接中山南路，蜿蜒向东北，经过沙泾港，北接水电路的中山北路，长约6公里。

其他几条主要干道的命名上，除了翔殷路是沿用旧名外，黄兴路、其美路等是纪念辛亥革命英雄黄兴和陈其美，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则是纪念孙中山的世界大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其它相关的道路路名还有不少。

中山纪念碑与铜像

1929年，在孙中山灵榇经过的地方按照政府要求都会修筑纪念碑以期将短暂的奉安仪式保存在永恒的空间之中。上海，并非孙中山灵榇所经区域，亦有修筑纪念碑的提议。1929年10月10日，总理纪念碑举行落成大典并揭幕，碑高三丈余，周围约占三分之一亩的地基，正面镌有谭延闿所题“独有千秋”、蔡元培所题“侯圣大惑”，另一面则为碑志。同时，为纪念总理纪念碑的落成，上海特别市政府又将原体育会路改名为纪念路。

更为人所熟知的则是上海总理铜像。该铜像原定是建于上海北站的，经讨论，改建于市中心区。1933年2月，上海成立了各界建筑总理铜像委员会，委员会在常务会议上最终决定在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大楼背后，将来的中山纪念堂前广场，设置总理铜像。1933年11月12日上午10时，上海举行了铜像揭幕典礼纪念大会，并举行全市童军第五届大检阅大露营。据当时媒体报道，“参加观礼者六万余人，典礼隆重，全市悬旗庆祝、颇极一时之盛。”

中山医院的创设

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创办的国人自管、自教、自立的一所医学院。1927年10月，颜福庆创立时，条件十分艰苦。1930年，颜福庆以“继总理救民之遗志”为名，发起组织中山医院筹备会，以孔祥熙为主任，聘请国内各界领袖共同任事，广募经费。1934年，国立上海医学院在枫林桥购得土地40亩开始建设中山医院。1935年6月正式动工建造，次年12月竣工落成。1937年4月1日，中山医院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开幕典暨国立上海医学院落成礼。中山医院共计建筑面积13597平方米，有病床450张，初设内、外、妇产、眼、耳鼻喉等科。虽然中山医院的创设几乎全部借助社会力量而成，但是“孙中山”之名才是其得以建成的关键。

抗战前后孙中山符号的各种遭遇

对于中国人而言，孙中山符号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深知孙中山在中国的尊崇地位，因此在侵华初期恶意毁坏孙中山遗址遗迹及纪念建筑，妄图消除孙中山的影响，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上海为数不多的几处孙中山纪念建筑，无一例外，都遭到侵华日军刻意毁坏，甚至侮辱。上海江湾的“总理纪念碑”仅落成不及四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惨遭日军的炮火损坏；总理铜像的遭遇更是令人发指。淞沪会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市中心区后，占领市府大厦，一队日本士兵“爬上孙中山总理铜像，揪着孙中山的耳朵恣意侮辱，咧嘴狞笑，并将铜像推倒，运去日本，熔铸枪弹”。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等人一度也将孙中山尊为“国父”，展开了对孙中山符号的争夺。租界收回后，1944年6月，汪伪上海当局决定将兆丰公园（又名Jessfield Park，极司非而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中山公园是上海城市格局中原外国租界区域第一处孙中山纪念相关的公共空间，虽然只是由兆丰公园更名而已，并无实质上的改变，但此举代表汪伪政权意识到是孙中山，不是日本所宣称的大东亚共荣圈，才是其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上海再次易主。1945年11月28日，上海市工务局通过媒体广而告之，上海城市主要道路的名称将有一轮新的更名活动，此举确定了上海现有中山路的格局；而中山公园的园名不变，并加以修缮；1946年11月，中山医院正式复院；194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80周年之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上海孙中山故宅辟为“国父纪念馆”，宋庆龄接受了此建议，并搬出故居。此外，上海新建一座孙中山纪念堂的方案再次被人提起。然而此次重塑“孙中山”之路时间短、头绪多，最终大多停留在名义之上，没有进行什么实质建设。

总而言之，对于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上海与其他中国主要城市如北京、南京、广州等相比，既有共同点，更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一言蔽之，近代上海的孙中山记忆与其独特的城市个性密切相关。 

（原题为《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医院……逝世后的孙中山与近代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