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劫③｜广州餐馆为规避风险，为野鸟化名荷叶、小鸡、鲍鱼

“秋风起，候鸟肥。”（广州话正音字典里的粤语拼音为：tsau1 fung1 hei2，hau6 niu5 fei4）

这句以粤语读来朗朗上口的俗语，折射出的是广东浓厚的食用野味文化。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南飞的候鸟被视作自然的馈赠，如佛山三水市还曾举办“禾花雀节”，用以吸引五湖四海的食客。

日前，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回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广州市是全国重要的野生动物聚散地之一，受传统饮食观念、习俗方面的影响，仍有少数人认为食野生动物可滋补、强身，特别是每年的秋冬进补季节，也成为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案件高发期。

“‘宁食飞禽一两，不食地上一斤’的观念根深蒂固，认为进食野鸟是大补，吃鸟已然成为一种传统。”生活在广东的护鸟志愿者李小云说道。

日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发现，为了规避风险，广州很多餐馆酒楼中，野生鸟类往往以化名现身，如夜鹭称 “夜游鹤”，禾花雀（即黄胸鹀）被称为“荷叶”、“小鸡”……

早在2000年8月，禾花雀和夜鹭就被国家林业局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三有动物”名录），在2001年又被列为广东省重点保护动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称，一直以来严厉打击和强化宣传双管齐下，以倡导广大市民摒弃“野味滋补”的落后观念。

但经年累月而成的风俗，改变也并非一时。

“鸟价水涨船高，吃鸟能体现身份”

在欧高平的记忆中，捕食候鸟曾是当地一件颇具仪式感的活动。

66岁的欧高平，是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居民。他告诉澎湃新闻，过去人们会特意为南飞到广东的禾花雀留出一块晚熟的水稻田，入夜后用竹竿撑起一张几十平方米的大网覆盖在这块水田上，最后在阵阵锣鼓声和鞭炮声中，成百上千受到惊吓的禾花雀扑到网上，无法挣脱。

广东食用禾花雀的文化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彼时的佛山三水市曾举办“禾花雀节”，一时间三水北江大堤上吸引着五湖四海的食客，禾花雀的年交易数量高达数百万只。

1997年5月，在民间动物保护人士的强烈抗议下，广东省林业厅叫停了“禾花雀节”。

2000年前后，禾花雀开始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但捕杀与进食禾花雀的传统却并未消弭。

“一方面是认为吃鸟补身体的饮食观念还是很深，另一方面鸟越来越少，价格水涨船高，买家吃鸟能体现身份，卖家卖鸟能拿到高额利润。”欧高平说道。

多位护鸟志愿者及餐饮业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随着禾花雀的减少，特别是捕食禾花雀被视作违法行为后，食客主要集中在具备高消费能力的人群，中高端酒楼食用禾花雀仍比较常见，但此雀已非彼雀。

“我一二十岁的时候，禾花雀5分钱就可以买一串，太多了，那时就当改善伙食，（上世纪）80代后就越来越少，现在很多酒楼都是用相似的杂雀冒充禾花雀销售。”欧高平说道。

“现在想抓也抓不到了，尤其是禾花雀，哪里还飞得到广东，在沿途就被抓了。”欧高平叹息。

禽畜经销商李春告诉澎湃新闻，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省外野生鸟类已成为广东市场的主力。

“基本上都是省外的，来源多样，候鸟迁徙的沿途省份都是重灾区，比如广东的禾花雀过去主要来自湖南等地，现在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也是重要来源；现在禾花雀少了，吃夜鹭也日益成为主流，广东的夜鹭主要出自江西、安徽等水域较密集的地区。”

广东省森林公安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至10月17日，广东全省共查获野生鸟类27414只，案件中查获的野生鸟类，有九成都来自外省。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也回复澎湃新闻称，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来看，涉及非法经营利用的物种主要有白鹭、夜鹭、苍鹭等鹭鸟及绿翅鸭、黑水鸡、骨顶鸡、珠颈斑鸠、黄胸鵐等鸟类。

野生鸟类是来源于各异，从当地经飞机、火车、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运输汇聚于广州，主要出售到省内的珠三角区域、潮汕地区及周边省份。

“火车运输一直是主流，这种方式运量大、运费低，公路运输中很多都是通过客车运过来，因为客车一般重点只会查人，不会查货，但是客车一般只运输活禽。”李春说道。

除了从省外“进口”，本地也有人 “以次充好”，将从附近捉来的杂雀，充作禾花雀卖给酒楼。

10月30日下午，澎湃新闻在广东省白云区一路边摊处看到，几名妇女的脚下散落着纷乱的羽毛，她们正用剪刀麻利地剪去已拔毛的鸟儿的双脚。

其中一名妇女低声告诉记者：“这些是附近捉来的杂雀，和麻雀差不多，三四块钱一只，能捉到这个就不错了。送到附近的酒楼，反正和禾花雀差不多，拿去一样卖。”

注意到记者拍照时，几名妇女立即警惕地围上来，要求删除照片。

鸟只卖熟客且以化名销售

“让候鸟飞”志愿者李小云等人多年来一直在广东各地从事护鸟的义务巡查和宣传活动，“去各地经常能发现大量的鸟网，前段时间我们还在广州市郊永和隧道山上发现了鸟网，一些乡村酒楼就把鸟网布置在酒楼旁边，现杀现卖。”

据李小云及多位志愿者介绍，每天凌晨，都会有车辆将野生鸟类从广州从化区太平镇兴富市场运往广州及周边地区。“基本上珠三角的禽畜都是从这里出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有。”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称，今年4月以来，对兴富市场组织大规模执法检查10余次。截止11月1日，查处野生动物案件共62宗（行政案件60宗、刑事案件2宗），依法收缴保护野生动物共12705只（条）。

而在餐馆酒楼中，野生鸟类往往以化名现身，例如夜鹭被称为“夜游鹤”，白鹭被称为“白鹤”，禾花雀被称为“荷叶”、“小鸡”等。

10月31日中午，澎湃新闻来到广州市黄埔区一家名为“角仔山庄”的餐馆。

餐馆菜谱上并未有任何鸟类或野味，当澎湃新闻询问该餐馆是否有野生鸟类时，服务员当即表示，餐馆内有夜鹭、绿头鸭、野猪等多种野味可供食用，其中夜鹭110元一只，绿头鸭150元一只，原本48元一只的禾花雀由于食客太多而已经卖完。

角仔山庄一位主厨向澎湃新闻透露，该餐馆野味均购自兴富市场，10月和11月是食用野生鸟类尤其是禾花雀的旺季，禾花雀由于现在货源少而供应紧张，“48元一只的禾花雀，很多其实是用不到10块钱一只的杂雀，一个人一吃起码就是十多只，一桌人你算算有多少。”

广州市天河区的雀鸟轩餐馆，曾被媒体多次曝光有食用受保护野生鸟类的情况。

11月1日晚，澎湃新闻来到雀鸟轩酒楼，菜谱上48元一只的“椒盐小鸟”格外引人注目，一款名为“群英荟”的鸟肉火锅搭配有香槟鸟、珍珠鸟、梅花鸟等多种禽鸟。对于所食用鸟类具体为何种鸟的问题，酒楼服务人员笑而不答，只是强调所食用鸟类为野生。

在澎湃新闻反复追问下，服务人员表示，所谓“椒盐小鸟”是一种外形、口感同禾花雀都非常相似的鸟类，绰号“一点红”，此外，店内还有238元一只的野生夜鹭出售。

澎湃新闻点了两只“椒盐小鸟”，而在消费清单上，“椒盐小鸟”却被写作“鲍鱼”。

对此，李小云根据经验分析，“一点红”或为红喉歌鸲，是国家“三有”野生动物。

一位广州本地从事餐饮行业的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一些酒楼为了规避风险，掩人耳目，往往会将鸟类以化名的方式销售给食客，部分酒楼只接熟客，存在的巨大利润空间是这些酒楼铤而走险的动机所在。

“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贩卖非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的鸟类，往往只是罚个几万块处理，这些酒楼被罚过之后，下一次就又赚回来了。”李小云说道。

“希望我们的孩子不再吃鸟”

早在2013年底，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最新全球物种红色名录中，广东人爱吃的禾花雀的保护等级，就从“易危”被上调至“濒危”。所谓“濒危”，是指其种群在不久的将来面临即将绝灭的几率非常高。

这是10年内，禾花雀的保护等级第三度被上调。

“从评级来看，禾花雀灭绝的危险比大熊猫还要严重，捕猎是最主要的原因。”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亚洲部主任研究员陈承彦对澎湃新闻表示，根据大陆多个监测点的数据，目前禾花雀的数量可能只有上世纪80年代的百分之一。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禾花雀、夜鹭等被禁止捕杀、收购和出售。

但较低的违法成本和较大的利润驱使违法分子愿意铤而走险，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0到2013年，仅媒体报道的查获捕杀禾花雀的案例就有28宗，最多时，广州和韶关查获的被捕杀禾花雀数量达到10万多只。

在与传统习俗的较量中，鸟类危局和法律规定常常败下阵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细康曾评论称，广东人嗜吃野味与岭南传统有一定关联：岭南文化对“传统的东西”保留得较为完全，而这种“传统的东西”中就包括医学文化。

“广东人劝吃野生动物时，会说野生动物‘补’或者‘清火’，他们感到这些都对健康有益。”赵细康称。

此外广东人吃野味，还与当地的气象有关。“这里是过去中国的放逐之地，高温、潮湿，天气条件恶劣，易传播疾病，过去认为人在这里生活比在其余处所更为不易。所以土生的广东人惯于通过食品和药物的疗法来调节人体健康。包含吃野生动物。”赵细康说道。

多名食客认同赵细康的说法。

雷州人苏临状来到广州已有数年，他告诉澎湃新闻，捕鸟吃鸟在地处粤西的雷州更为风行，“食客们吃鸟理由也很简单，认为这很补身体，味道好。”

多位食客还表示，现在野生鸟类少，价格高，进食鸟类更能体现身份，请客送礼也显得大方阔绰。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称，该市保护部门在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时，还努力加强野生动物从业人员的专项培训，提高其守法经营的意识；此外，通过开展一系列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活动，以提高广大群众的保护意识，摒弃“野味滋补”的落后观念。

而在李小云等护鸟志愿者们看来，改变进食野生鸟类的习俗，或许应从教育下一代人不吃鸟入手。

“我们很多志愿者都利用空余时间，去学校、幼儿园教育孩子们爱护鸟类、爱护环境，老一辈的观念或许已成型，希望我们的孩子不再吃鸟。”李小云说道。

对于李小云的实践，国际鸟盟亚洲部主任研究员陈承彦颇为认同，“即使有严刑峻法，但是治本之策是改变人们的想法。上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每年吃掉20万只红尾伯劳鸟，但是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现在当地人只会去看鸟而不是吃。教育是最重要的手段，但需要时间。”

长期研究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高利红说，人与鸟的关系非常复杂，“希望人与鸟两个系统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