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需要卡斯特罗这样的人，让不同思想联手”

在拉丁美洲，那些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的诗人、作家被称为“授命作家”。“授命”（comprometido）一词亦有“被卷入、承担风险”之意。他们心甘情愿地被卷入社会政治变革的大潮中，同情革命乃至投身革命，承担名誉乃至生命的危险。

选择立场只是从文字迈向政治的第一步，也许政治是比诗艺更为复杂的技术吧，身在革命中的诗人往往内心充满矛盾。该怎样看待革命领袖呢？对革命领袖必须无条件服从吗？他们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啊。

在乌拉圭诗人马里奥·贝内德蒂看来，在仍处于欠发达状态的、依附性的国家，一个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变革不闻不问、保持中立的作家不是好作家。作家不应以潜心创作为借口躲在孤独的壕沟里冷眼看纷争，而应怀着谦逊之心，把自己当成人民大众的积极一员，投入到反对压迫的斗争中。只有跟着大家一起改造，作家才能得到真正的改造。

从解放斗争中必然会诞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道德观，人们认知现实、感悟生命的方式将大不一样，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老爱重复的那句话：“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1967年，贝内德蒂怀着这样的理想从乌拉圭来到革命进行中的古巴。这是他的第一次古巴之行，后来他又多次在流亡途中到古巴避难。对于那个年代的拉美知识分子来说，古巴革命是一件大事，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对贝内德蒂来说，尤其如此。

身处南美大陆远端的乌拉圭人远远地望见了在那个海岛上燃起的拉丁美洲的希望，从此不再面朝欧洲、背向拉美。贝内德蒂要加入那场将会改变整个美洲大陆命运的伟大革命。他认为革命与文学创作并不矛盾，选择革命同时不抛弃文学是可行的，因为“革命是生命的理由，是推动力，是文学创作的发动机”。他在古巴“美洲之家”的文学研究中心热情工作，亲身感受社会主义革命。

尽管贝内德蒂对古巴革命有一些看法，并不赞同执政党所做的一切，却始终拥护社会主义古巴，一直到死。他认为无论如何，一个国家不惧美国的压力，成功地站起身来选择自己的命运，这在拉美大陆是第一次。

贝内德蒂一直在斗争，与帝国主义、右翼和所有不公正的政府为敌。他喜欢站在失败者那一边，反抗主流，反抗体制。他的小说作品里的人物也尽是些生活中的叛逆分子。

他在诗中唱道：“我们歌唱是为了孩子为了一切/为了某种未来为了人民”“我们歌唱是因为雨水降在犁沟里/因为我们是生活的斗士/因为我们不能也不愿意/让歌曲化为灰烬。”在为古巴革命和卡斯特罗放声歌唱时，他的反叛精神就浑然不见了。

贝内德蒂对卡斯特罗信任有加，觉得他是个真诚的人，是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革命需要这样的人来做代表，让不同的思想倾向联起手来。因此，每当有对古巴政府不利的舆论出现，需要表态时，贝内德蒂总是站在卡斯特罗一边。

1968年，古巴发生轰动一时的“帕迪亚事件”，诗人帕迪亚因为诗作有攻击革命的嫌疑而遭监禁。一些原先同情古巴革命的外国左翼作家开始调转立场，贝内德蒂却在此事件后更坚定了自己捍卫革命的立场，还对之前发表过的“监督革命”的言论作了自我检讨。

他在《拉美作家与可能的革命》一书中，批判那些借此案攻击古巴政府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对一个诗人的可能的判决不公，要比一国全体人民获得自由、独立和主权的事实更值得关注。”他似乎觉得，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与前途比起来，对一个诗人的判决的公正与否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起事件万不能被帝国主义敌人利用，成为攻击古巴革命的毒箭。

贝内德蒂曾当面向卡斯特罗提议取消死刑，让美国成为美洲唯一一个仍保留死刑的国家，这样会给古巴革命带来不少积极的影响，卡斯特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多年后，当卡斯特罗处死异见分子的消息在国际舆论上掀起波澜时，贝内德蒂仍保留他反对死刑的立场，却还袒护着卡斯特罗，觉得他执掌权力这么多年，又长期忍受来自外部的封锁、打压、攻击乃至侵犯，要保持镇定实在不容易。而帝国主义敌人极尽所能地炒作这起事件，好让人们转移视线，看不到美国侵略伊拉克这样的更恶劣的罪行。

贝内德蒂的同胞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也是卡斯特罗的好朋友，曾多次受邀去古巴参加活动。他并不否认卡斯特罗的专制，也不否认这个国家严重的官僚主义。然而在他看来，罪源仍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压制，革命被迫偏离了最初的设想。

他把卡斯特罗比作“卡斯蒂利亚原野上的那位同道者”，即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不是全能的神，而是勇于挑战不公正的秩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骑士。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堂吉诃德，成为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自有许多缺点，有时是可笑的，有时是应受谴责的，但这位屡败屡战的斗士的身上终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1967年冬，贝内德蒂受古巴“美洲之家”邀请，从蒙得维的亚来到哈瓦那，参与组建这个机构的文学研究中心。古巴当然不是天堂，革命尚未完成，物质生活还比较艰苦，但贝内德蒂坚信，他所见的一切都在印证。之前在咖啡馆里文人之间争论来研究去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热带岛屿上热火朝天地投入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踩着加勒比海滩的细沙，跳起了伦巴舞。

此时的古巴革命已经结束了浪漫阶段，却还保留着欢乐的表情。不用卡斯特罗威逼或利诱，用西班牙语写作的杰出作家纷纷心甘情愿地到岛上来赞颂革命。

在古巴，贝内德蒂对文人与革命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思考。他意识到，不是所有的革命知识分子都会成为革命者的；革命作家不一定非要自己去干革命，其真正使命，是成为革命中的有意识的监督者，有想象力的革命诠释者和为革命输送能量的批判者。他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制造“唯官方思想是从的领薪人”。

“在革命与文学之间，我们还是选择了革命。”他说，“但同时我们并没有抛弃文学。我们承认，革命是会犯错误的，我们一起担负它的正面和负面、它的成功与失败。尽管革命有种种缺点，它仍然是人类拥有的找回尊严、实现自己的唯一可能，是把我们从资本主义秩序和殖民压迫造成的人的异化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可能。”

后来，当贝内德蒂回到乌拉圭后，国内政治风云突变，左翼知识分子开始遭受迫害，贝内德蒂走上流亡之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张开双臂迎接他。

（本文作者任教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本文由《诗人与革命领袖》和《马里奥在古巴》两篇文章编辑而成，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