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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翅目 | 科学幻想:想象力的现代视角与迭代史(节选一)

2021-12-07 12:0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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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翅目 | 科学幻想:想象力的现代视角与迭代史(节选一) 原创 双翅目 花城

文章从一幅文艺复兴晚期的油画切入,梳理了人类科学幻想的发展历程。随着近代科学革命的诞生,启蒙同时改变了人类向内审视信仰与向外观察世界的方式。科幻是科学与幻想(幻相)交叉的思维雏形。它讲究立足于科学视角的精心设计,带来与现实不相协调的自洽体系,从而触发惊异感,同时,它须拥有复杂的逻辑,甚至冷静的理性,以实现对广阔世界的自洽叙事。

科学幻想:想象力的现代视角与迭代史

双翅目

一、一张油画的两种视角

首先,我们观察一张油画。它看起来华丽又古典。两位主角穿着考究,分别是法国驻英大使约翰·德·狄特威尔和他的朋友乔治·德·赛尔夫主教。他们抵达英国,欲与亨利八世谈判,希望对方不要转向新教。该画创作于1533年,正值文艺复兴晚期,近代科学革命诞生的前夜。画家小荷尔拜因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德国人文主义影响。他擅长肖像。工笔似的细腻勾勒中,小荷尔拜因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信息。画面人物几乎与真人同比,画幅很大。两位大使之间,各种器物的摆设象征权威与地位,既叙述16世纪愈演愈烈的宗教改革,也展示大航海所带来的全球视野。天球仪、地球仪、六分仪、日晷、数学书籍、诗集,科学与文化正急于相互交织,以应对人类迅速变革的世界观与人性论。适时,小荷尔拜因的故乡德国正进行没完没了的宗教战争。两位大使阻止亨利八世改宗的谈判也没有成功。画中断弦的鲁特琴与一本翻开的乐谱暗示了谈判破裂。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横贯于画作下方的扭曲骷髅。它似乎告诉后世,雄心勃勃的时代或将开始,但凡人终有一死。不久,伦敦鼠疫流行,小荷尔拜因亡于壮年,没来得及创作更多像《大使们》一样耐人寻味的作品。

自那以后,现代社会快马加鞭地率先抵达英国。进入17世纪,启蒙同时改变了人类向内审视信仰与向外观察世界的方式。英格兰、苏格兰的拓荒者们自觉将自然与文明的全部脉络尽收眼底。《大使们》的主角已然昭示出一种时代性格。他们目视画框之外,目光深处的灵魂则越过画匠、越过观众,思索着更遥远的版图。几百年后,我们似乎仍处于他们目之所及的图景内。路德革新宗教,日不落的征途开始。工业革命印证了现代科学的思想与实践。法国大革命后,英国权贵巩固君主宪政,航行四方,高歌猛进地殖民世界。库克发现澳大利亚,达尔文远赴南美,格林尼治将全球时间划归为统一的节奏。化石的采集带来了物种演变史,它们超越人类历史。各地文物的开采与掠夺,又带来异域的神秘与盲目的狂热,悄然启动文明层面的叙事。于是,欧亚大陆西端,人类开始尝试突破神话与宗教,探索文化与自然——培根告诉我们,知识就是力量。如果说,伦敦曾是世界中心,那么,大英帝国博物馆则像一座帝国殖民馆。细致的藏品布置与地理历史的梳理,恰好表达英国对各个大陆与文明的占有与分类。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则建于18世纪,它将动植物的尸骸转化为文物似的展品,让自然的光芒孕育神性。博物馆拥有高大的哥特建筑制式。动物形象雕刻柱缘,植物形象彩绘中庭。五彩斑斓的天顶玻璃过滤正午日光,在蓝鲸骨骼表面覆上斑驳色影。达尔文的雕像位于殿堂正中,似乎端坐于自然与艺术的定点。这也是一种视角,人类启蒙的乐观精神与科幻“黄金时代”的理想合二为一。此时,进取者与征服者相互混淆,还未发现彼此的根本差异。他们都急于投身于一种远在彼岸的宏大历史。

《大使们》,[德]小汉斯·荷尔拜因,木板油画,1533年

而另一个视角,第二视角,那个从第一视角看过去被扭曲的骷髅图像。它不容忽视。被斜向拉长的骷髅立刻吸引观者的目光。没有这块“东西”,小荷尔拜因的《大使们》很难闻名于世,很难跻身艺术殿堂的前列。而只有这块“东西”,它可能不算艺术,也可能仅属于后现代的一件平庸作品。《大使们》位于英国国家美术馆一个较大展厅。画作周围有窄窄的一圈护栏,恰好让人伸手触不到画面。距画作大约两米,有一条长凳,坐在正中,便可获得以第一视角赏画的最佳位置,但这里只是大部分游客的歇脚地。人们争先恐后往画面左下角挤,深深弯腰,希望获得另一视角的最佳观测点。在那里,帝国的宏伟没有破碎,智性和艺术的结合没有破坏,几何、天文、数学、音乐、宗教之于尘世的完美仍然存在,政治与经济保持繁荣与承诺,文化主权原封不动——只是相对于骷髅,它们通通沦为倾斜的背景。在这一视角中,世界扭曲,骷髅获得正常形态。可惜的是,一个栏杆柱恰好挡住最佳视点,游客很难在看到骷髅真切的形态的同时,不碰到栏杆。有些机智的游客掏出手机,以手机的镜头代替人眼,越过栏杆,继续下探,接近画面底部,按下快门。他们获得了骷髅的真实面目。照片将上载于社交软件,进入社交网络,投入由像素与二进制构成的当代文明的微末环节。于是,小荷尔拜因《大使们》的另一视角,以一种巧妙又深刻的批判姿态,流传到遥远世界,不断提示人心深处那不确定却又无法磨灭的恐惧。

将两个三维视角并置于一幅二维画作,属于视觉游戏。如果说文艺复兴的单孔透视第一次实现了几何理性与神性空间的统一,勾勒了后世影像的光学世界,那么,进入十六、十七世纪,多视点处理则既是一种视觉游戏,也表明,人类已开始用兼具理性与艺术的方式,构建完整的、基于另一个视点的世界。《大使们》显然没有将视觉游戏当作一个骗局。它要让后世相信,两种视角同样真实、同时存在。小荷尔拜因精心选取不同元素,小心翼翼在现实(二维)的平面上,处理了两种虚构(三维)视角。他以富有逻辑的角度,同时展现了两种不协调的世界观。可以说《大使们》的用笔、构图与布局仍十分古典,没有巴洛克的戏剧,更没有自印象派开启的现代艺术路径。《大使们》表现的世界体系,其权力与经济结构,也富于牛顿的古典气质:一种完整的世界观,正志得意满覆盖画面外的世界。较之而言,骷髅,作为唯一的不确定元素,与其他物件不在一个体系之内。它自成一套作画的方法与观看视角,表征了另一个指向较为明确的含义——消亡。不需要艺术或历史造诣,游客便能理解骷髅所暗示的生命意义。这两个视角永远并存于我们的世界,互相关联、互相指涉、互相成就,但不能互相融合。——而这恰好是科幻与现实的关系,也是科幻作品之间独特的联系。

二、科学革命与想象力的现代性

科幻是风格显著、颇具现代意义的文类,17世纪的英国迈入现代情景,获得了观看不同的世界的视角。反映在《大使们》中,便是视角主义的作画方式。它不着眼于单一叙事或叙事破坏,而着意如何处理不同的“再现”。《大使们》的双重视角符合(科学)技术与(绘画)技巧的双重探索。它是诗意的抽象,也完整地“再现”了一个场景。它能带来视觉幻象,它也是关于现实的反思。换言之,它指向关于另一种现实的诗学。科幻的创作可以类比于《大使们》。不论是“黄金时代”“新浪潮”或赛博朋克,科幻总首先选取独特视角,提供相应的世界建构,尔后再进行文学演绎。有时,骷髅是真实世界,美好承诺只是表象;有时,骷髅是科幻中的末日景象,警示着活在尘世乐土中的人类。“世界构建”与“骷髅”之间的变形过程,是幻想/科幻的某种核心机制。优秀的科幻作品往往兼具独特的骷髅与精心构建的世界,只是侧重不同,显示为不同流派。要了解完整图景,读者需自己变换角度,去体悟不同视角、不同构建的意义。如果说达利软趴趴的钟表是20世纪科幻逻辑的视觉表现——它更跳脱;《大使们》则是科幻序幕的逻辑预演。经验主义的科学理性随英国扩张,对全球自然及文化进行认知建构。视觉艺术与文学随之跟进。一个独特的点子,一种窥视全世界的视角,成为艺术介入世界的新方法。科幻于是构成了科学与幻想(幻相)交叉的思维雏形。它讲究立足于科学视角的精心设计,带来与现实不相协调的自洽体系,从而触发惊异感,同时,它需拥有复杂的逻辑,甚至冷静的理性,以实现对广阔世界的自洽叙事。当科幻作品用推演的逻辑,把握或宏大,或悲悯,或荒诞的情感厚度,一个明确的类型文学得以建立。它始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历史拐点,如今则普遍化为一种市场文类。

“科幻”的“幻”,以正规的措辞,即是虚构,一种距现实主义较远的想象性创作。广义的幻想文学拥有丰富源头,神话、民谣、童话,从石器时代的壁画伊始,幻想文学贯通古今。科幻的“科”指科学,或准确而言,具有科学性的逻辑构架。科学的官方历史远比幻想文学的历史短。虽然柏拉图讨论了正四面体与火焰的紧密关系,亚里士多德建立范畴,虽然墨家早早便有工程学造诣,朱熹以格致为理学,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建立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科幻的“科”源自于此。这一源头不局限于技术爆发与学科分化,科学革命内在的思维范式的转化,从深层引发了人类思维的进步与断代史。我们视之为,进入“现代”。吉布森说,未来早已到来,只是分配不均。“现代”最早降临于启蒙时期的欧洲科学家与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抵达中国。时至今日,“后现代”正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现代”却仍未遍及地球各个角落。对于最早的“现代主义者”,可靠的知识不再完全附庸于上帝。科学源自现实的经验与物质材料。归纳与演绎、假设与求证的重要性,开始大于“神学推理”。人类想象力不再局限于既定逻辑。建立新的逻辑范式成为创造的驱动力,幻想文学的思维模式也随之进入全新阶段。

托马斯·莫尔与乌托邦

我们或可将科幻归于远古(如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或启蒙之外的异乡(如中国的《聊斋》)。不过,如冈恩所言,科幻是关于变化的文学。基于人类思维模式的变化,我们可以说,具有类型意义的科幻/推想性小说,来自十六、十七世纪的时代变换。此时,攀附于神话与传说的想象力,开枝散叶,转而攀登科学的逻辑与新兴的思维模式。《大使们》拓荒的野心与对现状的不安显示于17世纪的科学想象。开普勒将科学方法与新技术融入文学,托梦进入太空,以拓展宇宙观与社会观。与此同时,与推想小说颇具亲缘性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也以“科学”的面貌,复兴于17世纪。莫尔的《乌托邦》不同于古代乌托邦高贵神秘的乐土或出世的桃花源。莫尔描绘了现实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他注重理性,也重视乌托邦的“可操作性”,由此,他将理想社会从高于人类的幻想,拉回人类发展的可实现范围。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也表现为一种尘世天堂,世俗的美好国度并不遥远,人类似乎已不需期待死后的世界。十七、十八世纪,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相继发生,现实世界以非幻想的、激进的、动荡的、血流成河的方式,以求实现思维的方式巨变。于是,当“现代文明的曙光”到来,批判“科学”的讽刺类小说已应运诞生。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拉格多科学院和慧骃国分别讽刺了科学的荒诞与人类不可拯救的龌龊。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则是女性主义推想文学的先锋。可以说,科学范式的革命,既带来了科学幻想,也奠定了“反科幻”或“反科学小说”的传统。一脉相承的两派势均力敌,如同小荷尔拜因的大使与骷髅。我们不否认人类的文明总会陷入退化,或突然毁于一旦,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无法全然返回毫无“科学”的前现代社会。人类需要科学的现代性思考。启蒙以后的科学观,其正面或负面的效果,难以朝夕之间清零,它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向,席卷世界。与之相应,我们也无法回到没有科学幻想的时代。

于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的语汇及句法,如同两只互相倾倒的魔法木桶,彼此加注,双双满溢,终于泛滥,深刻影响了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的构成。20世纪根斯巴克提出“科幻”一词前,科幻文本的表达体系,事实上已经历了近三百年的类型演化。新科学的方法论与全球性的世界观影响着小说架构,科学的术语与行文方式,也通过作者之手,逐渐进入幻想文学的风格体系。我们甚至可以说,17世纪以降的科学发展,对科幻/幻想文学的叙事影响,或许比内容更为深远。科学高歌猛进,早年的科学幻想充满漏洞、显得幼稚,尤其对于当代读者,十年前的科学构想可能已是古董。但我们仍阅读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幻,它们诱人的文学价值与至今颇具趣味的审美特征,实际来自文本、叙事、结构、风格层面的革新。这些创造性的美学与伦理特质融入读者的认知体验中,直到20世纪,才以类型文学的方式,获得稳定形态,进入公众视野,沉淀为特定的品位。

......

【未完待续。全文刊载于《花城》2021年第6期,责编 杜小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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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双翅目 | 科学幻想:想象力的现代视角与迭代史(节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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