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旧案例启示：“128”公路，错失一个时代的工业传奇

导读

对硅谷成功之道的探究，这些年已经成了一门学问。这间接说明各方对25年前安纳李·萨克森宁（AnnaLee Saxenian）教授给出的答案并不满意，她当年对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比较研究，应该是最早全面揭示硅谷独特运行模式的著述之一。后来全球各地层出不穷地涌现出了各类“新硅谷”，反过来说明这门学问在陆续产出各种独到的新发现，都宣称能揭秘硅谷的成功奥秘。但现在我们大约知道，当年萨克森宁教授揭示的“硅谷模式”恐怕就是对的，但这么多年它被停留在了学术层面，没有被实践认同，只是因为她给出的答案是无法让外来人模仿的。

《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号公路的文化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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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模仿本身就不是应有的正确思路。案例研究的可贵之处，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启示，用来对照查看自己当前的行为，并有针对性的修正其不足之处。去年国内再版翻译了萨克森宁的这本著作，20多年后该书重点论述的存储半导体和计算机两个产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又能让我们反过来重新审视萨克森宁教授对“硅谷模式”的判断——可以说，这本旧书带来了非常难得的新启示。

萨克森宁认为硅谷和128号公路的胜负之分在于，前者“开放”而后者“保守”。但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成功者因墨守成规而自大老朽，最终被进取的年轻一代取代”的故事。相反，萨克森宁教授认为，双方当时“选择”各自的态度，事实上都是“事出有因”，多少有些不得已的味道。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交通地理。128号公路是一条完全的干线公路，企业分布在周边的森林中，缺乏相互直连的绵密路网。结果是128公路一经修成非常拥堵，即便后期从六车道加建为八车道也无济于事。为了避开这种拥堵，当时数据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 DEC）要在自己的两个厂址之间转移设备时，甚至不得不依靠直升机。但当时在硅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即便新生的企业很快就从斯坦福工业园区扩散到邻近的县市，但交通一直是通畅的。

二是行业构造。128号公路位于美国东海岸，更靠近华盛顿。在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承接了大量美国政府的技术合同，一部分会在自己的研究实验室里消化，另一部分会委托给128公路附近的大企业。这种合作模式在二战后被继承下来，不管是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孵化出来的企业，还是传统的大型企业，都选择继续依赖政府合同。可以说，这让128号公里的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将储备技术转化为民用。而相比之下，硅谷远离华盛顿，承接的政府合同要比128号公路地区少得多，这反而让它们跳出了这种路径依赖，大幅转向低成本的民用市场。

    三是人才禀赋。128号公路所在地区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地区，清教徒气质浓厚。其时国际移民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才都是本地出生成长、由本地高校培养、并最终按部就把地进入本地企业。这种“稳健”的模式也体现在人才晋升和企业层级管理上：个人能力由工作年龄所代表、个人头衔由工作经验分割出来、而汇报必须逐层递进、冒进是失礼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离职创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发现市场机会的技术人员只能利用下班之后的个人时间去尝试开发新技术。但一等到新技术试验成功，技术带头人又往往会直接将整个部门的人员带走。但在硅谷，技术人才来自全国/全球各地，没有128号公路地区的文化“负担”，冒险和失败反而被认为是为成功而储备的经验（移民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乐于承担风险的）。如果你有一个认为可行的创意，直接辞职是被鼓励的。风险投资方一旦认可你的畅想，不仅会为你出资，还会从各个企业挖来合适的人才来组成管理团队，去帮助你快速推出这个产品——当新技术不断涌现时，128号公路的初创企业就逐渐跟不上硅谷的节奏了，它们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落后，而且创始人的年龄要比硅谷平均高出20岁。

四是产业的经验依赖。即便存在种种不利之处，但依靠庞大的国防合同（虽然在逐渐衰减）、充裕的人力储备和先前储备的大量尖端技术，在战后70年代初期，128号公里仍然比硅谷地区拥有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和总雇员，新成立的初创企业数量也不遑多让。其时虽然美国半导体的重镇正从128号公路转向硅谷（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个转移实际上带有一定偶然性），但它们还是捕捉住了小型计算机崛起的浪潮。

该行业将大型计算机从实验室中“迁移”出来，衍生出一个面向企业的庞大市场。凭借这次机遇，128号公路地区成立了多家小型计算机企业，直接引领了战后的“马塞诸塞奇迹”——这些小型计算机企业雇佣的员工一度达到15万人。但128号公路并没能巩固这种“产业优势”，原因在于，该地区的企业家们认为，当前蓬勃发展的小型计算机行业会重蹈当年美国汽车行业的发展之路，风起云涌之后必然是痛苦的合并重组，整个行业最后将只能保留3～5家企业。在这种竞争思路下，每家企业的生存之道自然是牢牢守住自己的市场份额，以避免弱小而被对手吞并。

它们采取的市场措施被作者称为“纵向一体化”：厂家同时自己生产所有的零部件、并自行组装和维护，同时厂家还自己撰写运行在小型计算机上的操作软件。这种操作的结果是，客户一旦选择了厂家的机器，后期的维护、修理、调试、扩容以及软件的运行等等一系列的服务活动都直接与厂家绑定了，客户基本上没有随机调整的空间。

128号公路的这种封闭式操作最后毫无悬念地被硅谷的开放式构架击败。128号公路地区的玩家们基于传统产业的发展经验，错误地判断小型计算机将是整个行业的终局，但未曾想过它只是计算机行业的一个小分支——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让一小块芯片上能够堆积的晶体管数量指数型增长，计算能力越发廉价之后，计算机的赋能对象最终延伸到了每一个个体身上，并最终创造出了一个市场规模远超小型计算机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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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宁教授也认为，从战后在技术、人才和资本合同上全面领先，到上世纪90年代初被彻底击败，128号公路一步一步走向困境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事后总结，是该地区的科技公司沿袭了工业时代的商业模式和社会制度环境——如果行业技术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纵向一体化和企业集权还能保证必要的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力。然而，在一个技术和市场变化多端的时代，企业间网络所形成的横向协调却能够让企业保持持续创新所需要的专注力和灵活性。

硅谷的这种“横向协调”活动，无意中建立起了一个完全有别于128号公路的“去中心化的工业体系”。这种体系模糊了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地方机构之间、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工作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

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对内赋予员工充分的专业自主权，对外为了培养供货稳定、可靠和响应快速的供应商，不仅愿意支付高价、还乐意分享机密的制造技术——在硅谷，不断变化的行业多是通过“标准”衔接起来的。但显然，更为重要的是制造标准的这个过程，企业、供应商和用户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理解、紧密协作的关系。这种合作的土壤一旦铺就整个地区，即便硅谷曾经在存储半导体行业重覆了类似128号公路的旧辙（现在回头看这个行业略显诡异，萨克森宁教授认为硅谷当时的存储半导体企业为了竞争低价而错误地选择了128号公路地区惯用的“纵向一体化”战略，最终败给了日本竞争对手，而后者的财团战略反而更类似硅谷，因为其主导企业与供应商交叉持股，这种分工又合作的横向结构，让日本人造出了质量更加稳定、良率更高、价钱也更为适宜的存储半导体。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行业很快就被韩国主导，现在正受中国这种“后起之秀”的强烈冲击），但整个区域的生产模式并没有被几家大企业的错误行径改变——硅谷最终成为了“善于发现新市场”、“善于快速推出差异化的设计”和“善于推出新的应用”的代名词。

把《区域优势》看作唱给硅谷的一首赞歌就错估了它的价值。站在这本书首版之后的25年回过头去看硅谷的取胜之道，这里后来又发展出了个人电脑、智能手机、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等等一系列被称为之“信息时代”的产品。而这些纷呈出现的产业都是建立在先前那个“去中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至此，我们甚至可以装模作样地说，是硅谷首先调顺了内部各方之间的“生产关系”，所以最终才撬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当时谁都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

那么，如果现在有一个将会改变全世界的行业正在暗中默默萌芽，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将来才不会错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