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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德国人的日记，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至暗时刻

2021-12-13 17:3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一头倭瓜精

84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占领南京，40多天里，约30万同胞被日军肆意杀害，超2万妇女遭到奸杀，三分之一的南京城被焚毁，如今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不足100人。

尽管伤痕如此真实而深刻，日本政府却从未正式承认过这段历史。在缺乏科技、炮火连天的年代，留存证据成为一种奢侈。而在现存的一手资料中，《拉贝日记》显得尤为特别。

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及其妻子

它由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所撰写。虽然是一名德国人（德国当时与日本同属法西斯盟友），在南京大屠杀爆发时，拉贝却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留守南京，并同一些国际友人一起成立了国际安全区，保护中国难民。

电影《拉贝日记》片段

我们在南京地图上画出了安全区的位置。相比于现在的南京市区，曾经的安全区只是其中的一小块，如一颗小小的宝石，镶嵌在南京核心城区附近。安全区由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进行管理，共设25个难民收容所。拉贝则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国际安全区在现在南京市的位置

《拉贝日记》中的《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更是详细记录了拉贝当时所见、所闻的具体事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我们对这一文本进行了挖掘，试图回答——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文本概况

《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全文约4.2万字，共计清理出426条数据。通过文本分词，我们共得到11573个词语（包括重复词语），以及3610个不重复的词语。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是“日本士兵”，共出现468次，在整个文本中的频率大约为4%。其他高频词汇还包括强奸（176次）、妇女（163次）、姑娘（118次）等。

全文词频统计

肢解后的文本，所呈现的景象远比冷峻的数字更加触目惊心。一个个妇女被强奸，一条条生命被漠视，一个个家庭被掠夺，成为日常发生的琐碎。

在Textrank算法排序下，“日本士兵”、“妇女”、“姑娘”等仍然是最关键的名词。它们密集地分布在拉贝的文字中。“强奸”、“抢劫”、“闯入”等是最关键的动词，“年轻”等是最关键的形容词。

词语重要性分析

2.发生何事

根据文本，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暴行急剧上升。在日军占领南京的前十天（12.13-12.23），拉贝每天都记录下了较多的恶性事件——居民向安全区委员会诉说被日军侵犯的情况，有时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包括外籍人士的住所也未能幸免，比如日军闯入美国女传教士格雷斯·鲍尔小姐的住所，“抢走皮手套、喝掉桌子上的牛奶，还把糖罐全部掏空”；他们还试图开走美国医生 R．F．布雷迪的福特汽车。

拉贝记录的暴行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后来，文本中显示越来越多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阻止相关暴行发生，且日军行为也逐渐有所收敛，这点从《拉贝日记》也可以佐证。据12月26日，《拉贝日记》中写道，“昨天在我这儿没有发生入室行窃，这是两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看上去情况真的有了好转。我这里的难民登记工作今天下午结束了，日本人甚至慷慨地又给另外20个后来偷偷摸摸塞进来的人发了身份证。”

但是，到1月底、2月初，拉贝的记录数量又开始激增。其中，1938年1月29日与1月30日的日记，记录的数量达到了峰值，分别为48条、44条。这一时期，日本对安全区的打击加强，大量难民遭受日军蹂躏。

我们也可以按照事件类型，分别画出每一种事件发生的次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在所有的事件中，最高频发生的是“强奸”，并且强奸事件的趋势与所有事件的总趋势十分相似，这是因为强奸事件一直在持续发生，并且贯穿了拉贝的整个记录。具有类似趋势还包括“偷盗”和“伤人”，这两类事件也是高频、持续发生。总体而言，强奸和偷盗占据着绝对的主导。

各类型事件随时间的变化

相比之下，“杀人”和“逮捕”的趋势则有所下降，说明日军在严重的人身伤害、人身控制的行为上有所收敛。“强奸未遂”和“强迫劳动”在后期有所抬升。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女性被保护了起来，或者成功逃脱了日军的侵犯，从而导致强奸未遂的记录增多。正因为这样，日军开始四处强迫中国人帮他们“找姑娘”，这构成了后期“强迫劳动”事件的主要来源。

由于强奸事件尤其多发，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被强奸者的身份信息。其中，最多的描述是“妇女”，这一般指的是成年或已婚女性。其次高频的描述是“姑娘”，一般指的是年轻、未婚女性。

被强奸的女性身份

在一些记录中。拉贝也记录下了被强奸女性的具体年龄。其中，最小的仅有11岁，最年长的有60多岁。还有一些妇女，还在妊娠前后，就被强奸，如“19岁（分娩4天）”、“怀孕9个月的17岁少妇”、“半个月前生孩子”。

为何强奸如此多发呢？综合史料和研究来看，一种可能是军队的“羞辱文化”。有人指出，在等级制度中，那些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阶层的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向，而日本士兵到达海外后，他们在严酷的等级制度中积聚的愤怒突然找到了发泄口。二是，强奸在日本的军事文化和迷信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许多人相信强奸处女能够让他们在战争中表现更神勇，有些士兵甚至随时佩戴着用受害者的阴毛做成的护身符，他们相信这些护身符具有使他们免于受伤的魔力。

此外，针对偷盗事件，我们从文本中提取出了被抢、被盗的物品细节，结果同样触目惊心。

被偷盗的物品

被日军抢劫的物品主要以钱财为主，并且现金最多。很多受害人是遭受到了入室的搜刮，或者走在路上被搜身截取了钞票和硬币。其中，最多的达到180元，最少的仅5角钱。

与此同时，日军还经常抢劫衣服、被褥等必需品，以及手电筒、手套、自来水笔、手套、书、香烟等各种各样的小日用品。在比较少数的例子里，日军抢走的是大件物品及贵价物品，如自行车、汽车、钢琴、相机等。尤其到后期，日军的搜刮几乎是“来者不拒”，无论价值几何一律抢走。日本士兵如同“蝗虫”过境一般，所到之处，片草不生。

3.与谁相关

在《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中，总共出现了65位不同的叙述人。其中，叙述记录最多的分别是菲奇（23条）、贝茨（21条）和威尔逊（17条）。他们分别是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博士、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南京鼓楼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出生于南京，父亲曾为金陵中学校长，哈佛大学求学后回到南京）。换句话说，拉贝的绝大部分信源都来自于留在南京的外国人。

暴行叙述人

当然，也有少量来自于中国人，比如难民收容所的所长、基督教青年会行政秘书处工作人员、门房等等。

由于这些人是暴行的见证者和口述者，我们将其与暴行的受害者进行了区分。排除“叙述人”后，基于所有“亲历者”的共现关系，我们首先对高频的共现关系进行了可视化。

高频人物共现关系

这些共现关系都在我们的数据集里出现了2次及以上。圆点的大小表示该人物出现的频次。连线的粗细表示这对关系出现的次数。比如，“妇女”和“日本士兵”的共现次数非常多，因此连线很粗。

针对所有的人物，我们也制作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人物共现图谱，效果如下图所示。所有人物被组织到了一个网络上，如果两个人物曾经在一条记录中同时出现（即，共现），则在它们之间生成连线。同样，连线的宽度代表共现的次数，节点的大小表示出现频次，节点的颜色代表国籍。可以看到，“日本士兵”和“妇女”之间总共有90条共现记录，且主导的事件类型是“强奸”。

所有人物共现关系

整个网络几乎完全围绕“日本士兵”这一节点组织起来。绝大部分关系都是“一对一”的（距离“日本士兵”较近的、如蒲公英形状的众多节点），即事件发生在日本士兵与某一个人之间。还有一些关系相对复杂，可能发生在“日本士兵”与多个人之间，也可能发生在日本人、中国人、西方人之间。

以“日本士兵”为核心的关系网络

4.位于何处

即便在拉贝等国际友人经过重重考虑，克服各种困难，得以建立南京安全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全区就与安全挂钩，难民营也并不能完全庇护难民。

其一，安全区里的难民营存在，既保护了大批难民避免被屠杀的命运，但也成为日军暴行时的“靶子”，即存在“二律背反”现象。

在下方的地图上，我们将暴行发生的地点进行了可视化，圆点的大小表示暴行的次数，白色的点代表难民营。可以发现，多个难民营经历暴行数量更多，比如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难民收容所有11条记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有8条记录，鼓楼西难民收容所有7条记录，均显著高于其他地点的记录。究其原因，一是难民所里一般有负责人，且经常被管理者视察，故目睹暴行后即被记录；二是难民所的成立，也为日军提供了实施暴行的“靶子”。

圆点的大小表示暴行的次数，白色的点代表难民营

比如设置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收容所，里面的难民几乎全是妇女和儿童，成为日军找寻强奸对象的主要处所，记录的暴行中6起均与“强奸”有关。这一点在金陵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的日记中也得到印证，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也记录到这样的暴行：“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南京）里找到。昨晚30名女学生被从语言学校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

再如圣经师资训练学校难民收容所，有难民3400人，属于较大的难民营之一，常常受到日本士兵的抢劫和骚扰，70%妇女被强奸过。从记录的暴行来看，有9起事件与“强奸”、“找姑娘”有关。

而司法部难民收容所、最高法院难民所里，大部分难民被捆绑拖走枪杀，剩余的人也被驱赶出，成为安全区内的集体屠杀事件代表，两个难民营亦被认为是“失败的难民营”。

其二，即便同为“难民营”，其生存条件也显著不同，死神面前并不平等。

因受到欧美人士庇护、救助程度不同，难民的居住环境、食物结构、个人际遇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小桃园难民所，也就是拉贝的家，收容所难民602人，每天收到3袋大米，无偿地分配给全体难民，难民所得大米的份额明显比别的收容所多。从记录的暴行来看，6条记录都显示日军行为遭到有效阻止，并未发生较大伤害。

不同的难民营，经历的故事也不相同
左侧：小桃园难民营，因受拉贝庇护，情况较好
右侧：金陵大学蚕场难民营，受到的暴行更多、更恶劣

而金陵大学蚕厂（蚕桑系）难民收容所，有难民3304人，每天收到4-8袋大米，每2人每天可以得到1升米，大部分米是由难民购买的，且难民们普遍抱怨大米的分配不够公平。从暴行记录来看，有妇女遭到强奸，有男性难民被抓走。

其三，相关暴力事件随时间变化呈一定规律。首先在安全区内部，后来事件逐渐减少，再后来蔓延在安全区外部。

在前期，拉贝记录的暴行主要发生在安全区内部。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便是专门为保护难民而建立的难民营（图上的白色点）也不能幸免。到1月之后，暴行的记载逐渐减少。1月末，随着日军不断逼迫解散安全区，拉贝记录的暴行又开始大量增加，并且明显地蔓延到了安全区以外——大量难民在回家途中或原本自己的居所中，再次经历日军的暴行。

左：早期记录的暴行多在安全区内
右：后期蔓延到安全区外

例如，一些妇女表示，“与其我们回家被人杀死，还不如留在这里，等到2月4日日本人来驱赶我们，被他们杀死在难民收容所好了。”可见，尽管算不上绝对安全，南京安全区却是战时平民心中值得托付和依赖的容身之所。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代，难民们的命运如雨打浮萍，所求不过苟全性命，一张草席，一碗米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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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18日，在日本当局的干涉下，安全区委员会更名国际救济委员会，并宣告解散。5月，安全区里的难民营完全关闭。安全区解除后，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或照片，也纷纷传回国际社会，在巨大的社会舆论谴责下，日军的残暴行为逐渐收敛至结束。

让人叹息的是，以拉贝为代表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既是难民的保护者，也是暴行的受害人。一方面，他们鼓励着一批又一批难民：“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但另一方面，这当中大部分的人结局却并不美满。

拉贝，既因为提交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被盖世太保审问，又因为纳粹身份在战后被诉讼，最终在饥寒和贫穷中因中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