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形象演变史：大选后美国“白左”为何“认贼作父”？

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宣布，因俄罗斯涉嫌通过网络袭击干预美国总统选举而对俄进行制裁，据悉美国此次共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

日前，《雅各宾》杂志发表了乔迪·卡明斯题为《中情局不是你的朋友》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当前美国自由派是如何错乱地拥抱以中情局为代表的情报机构和他们渲染的俄国黑客叙事，以期能打击特朗普、撼动美国大选之后的政局。

文章的第一部分历数了中情局的前世今生，指出它在历史上扮演的各种不光彩的角色和污点，以及它如何因其过分的举止而在70年代受到美国公众和政界（至少表面上）的唾弃和限制。在第二部分，文章分析了中情局如何一方面依旧秘密地进行着各种为人不齿的活动（其中有一部分交给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方面把握时代大势，尤其是911事件之后、伊拉克战争期间，精心地开展公关、重新自我包装，通过普拉姆事件等，把自己展示成自由派的可靠盟友，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主张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介入根本无关紧要，并揭示了当前美国自由派在前后双重标准、轻视选举制度，乃至无视美国政府诸多阴暗面背后的真正动机，在于其拒绝承认现实、推诿自身责任。作者最后指出，在今天要抗击特朗普，意味着要抗击这批制造出特朗普的所谓自由派。

文中重点加粗为译者所加。此外，在涉及美国政治的具体知识时，译者也已加入详尽的注解。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度被视为“坏家伙”。在策划了智利政变与越南的“凤凰计划”以后，在监视和压迫了反战运动以后，在进行了秘密的心智控制实验和怪异的暗杀筹划之后，中情局成为了自由派眼中的终极大反派。

自那以后，中情局就开始重新包装自己：现在它成为了像爱德华·斯诺登这样书呆子气的自由派和像乔·威尔森这样的真诚的民主斗士的家园（注：威尔森一度担任美驻伊拉克大使，在美国当局无视其不支持开战的调查报告后挺身而出，最终与他身为中情局特工的妻子一道受到打压而最终退隐），倾向自由派的公众视之为对从迪克·切尼到唐纳德·特朗普的战争贩子的重要制衡。对俄罗斯特工显而易见地给维基解密提供波德斯塔（注：希拉里竞选团队主席）邮件一事的揭露巩固了中情局的新形象。它极为勇敢地告诫选民这场选举已被劫持，却让卑鄙的政治挡了道。现在，一些自由派把对选举最后一击的希望寄托在情报界败坏特朗普名声的能力上。

这样的幻想来自于这批自由派想要明显地把自己和俄罗斯日益好战的外交方针拉开距离，把对克林顿令人惊讶、但确实应得的失败的指责一笔勾销的企图。但是，自由派们，别搞错：放着它的新形象不说，中情局不是你们的朋友。

一头无赖的巨象

回头看看七十年代初的电影吧，比如西德尼·波拉克的《秃鹰七十二小时》。在这部经典的粗制滥造的作品中，罗伯特·雷德福扮演了一个自由主义的、爱好文学的角色，这个角色以为中情局“读书”为业，他需要组合不同的外国小说，并且捕获各种各样的密码。对我们的雷福德来说，这一工作初看起来无疑是小菜一碟了，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深陷一系列发生在美国国内的秘密行动、石油公司的密谋和费·唐纳薇（注：同剧女主）之中。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秃鹰七十二小时》不过是戏剧化地表达了之前数代自由派一贯领会到的教训——不要相信“公司（the Company）” （注：中情局的代号）。很多那时候的电影以及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都上演着相同的主题：中情局是不负责任的、不讲民主的恶。

诚然，这有助于以阴谋论来取代结构性分析，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伊朗王室和皮诺切特的热情支持者自然不是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朋友。他们属于老布什的那类人，属于乡村俱乐部中的耶鲁校友和骷髅会（注：耶鲁精英学生社团，成员包括诸多政经豪门的子侄）的那帮人。

在水门事件和智利政变之后的数年间，教会委员会（注：与教会无关，这一美参议院委员会成立于70年代，旨在研究政府情报行为和活动，并延续至今）的揭秘把这一观念带给了公众。这一委员会把自由主义拥趸、爱达荷州参议员弗拉克·丘奇和老派保守主义者巴里·戈德华特等人带到一起，彻查了中情局诸多成功的暗杀——卢蒙巴，特鲁希略和吴庭艳一帮，也包括诸多失败或仅仅是策划了的阴谋——诸如雇佣黑手党刺杀卡斯特罗，以及它在萨尔瓦多·阿连德之死中扮演的角色。作为回应，福特总统不得不发出一项禁止刺杀外国领导人的行政命令。他的顾问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注：福特时期的国防部长，并在小布什政府中继续担任这一职务，被视为鹰派代表）为此向他抗议，而平·克劳斯贝（注：美国知名歌手和影星）为此称这位总统为叛徒。

教会委员会也给出一些遮遮掩掩的对中情局从事境内间谍活动一事的暗示。它未曾揭露依旧受到机密保护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但它确实显示安全局频繁地监视境内外的美国公民。

在教会委员会的报告以前，已经有着十多年来对中情局不法行为的揭露，从《壁垒》杂志1967年发文指出情报局资助支持战争的学生组织（以年轻的特工葛萝莉亚·史丹能为主要角色，注：史丹能或为美国上世纪最为知名的女权主义者，诸多证据表明她所参与的一些活动中中情局介入甚密），到西莫·赫许对“反情报程序”的揭露（注：这一“程序”为主要由FBI实施的秘密且非法的对美国国内政治组织的监视和调查活动）、《纽约时报》关于MKUltra的报导（注：中情局上世纪中叶一项精神控制研究的代号，诸多证据中情局暗中利用多种药物及其他方法来控制人的精神状态，改变其大脑机能）。用参议员丘奇的话来说，中情局明白无误地成为了“一头无赖的巨象”。

这一形象停驻在了公众的认识当中，（公众认知）经常与福特的继任吉米·卡特（的态度）不一致，并在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时代变得波澜不惊。在公共意识中中情局也许一度成为了一个坏蛋，但它依然享有最高层的支持。

事实上，从政阶层所谓的越战综合征——公众对于国际军事介入的排斥，恰恰增加了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东欧地区中秘密行动的使用。他们通过放置保险装置——一些既不知道他们上交情报的来源也不知其去向的特工——来贮藏知识，建立更大、更有眉有眼的推诿机制。

与此同时，中情局对选举的干预——经典的案例要属1948年意大利的选举，那时，他们使得索菲亚·罗兰（注：意大利知名女星）和梵蒂冈发出对共产主义黑夜的警告，共产主义被描绘为架在意大利人民脖子上的皮靴——开始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予以实施（注：里根政府决心重振美国在海外的秘密政治活动，然因中情局名声不佳，故采取非政府组织形式建立该基金会，该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活动频繁，推行“民主制度”）。人们不难找出被这一基金会的资金资助的富有价值的工作，比如保罗·法默小组在海地（注：法默作为联合国驻海地副特使，在海地震后局势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中的成就，这些业绩把国家民主基金会放在了一些过于疯狂、过于右的索罗斯类型的阴谋论中。然而不论如何，所有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所作所为，一概是取中情局本职而代之。

威尔森-普拉姆事件

随后，911事件发生了。跟随着90年代起打着“国家保护责任”人道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的增长，中情局终于能够利用911来完成自己的重新包装。情报局不再是“一头无赖的巨象”：他们成为了与小布什的反动政府协同工作的自由主义骨干。

对像斯诺登这样书呆子气的理工男来说，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毫无问题——不管怎么说，他们应当有着不错的医保。在匿名者（注：全球最大黑客组织）成为盖伊·福克斯主义者幌子的同义词之前，一名中情局办事员用它来主张侵略伊拉克使得美国从好的战争，也就是说对抗基地组织的战争中分心了。事实上，中情局被视为鸽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理有据的。与此同时，它率先“发展了审问技术”，也就是说，酷刑。

最近包含了对所有的前中情局局长的采访的Showtime纪录片《间谍大师》，揭示了一个次要的内部不和：酷刑的捍卫者声称，至少他们没有遥控杀死数百人，而那些自义地拒绝酷刑的人，则为中情局的最新创新欢呼雀跃，使用福特总统本以为自己已经禁止的无人机暗杀。至少，双方都同意暴力是必需之物。

然而，与此同时，中情局的情报人员开始将自己展现为受困于一个意识形态噩梦中的自由派。《每日科斯》（注：美国深具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博客）的创始人马科斯·莫里萨斯——他当初离开了中情局培训，为帮助大制药厂的说客霍华德·迪恩来筹备约翰·克里获取大选资格而大唱反战福音，现在传播着中情局所谓自由和技术的文化（没有人使用“中央情报局”了，它变成了专门的荣誉，你不会因为谈论电台司令而身亡，不是吗？）。总以富有魅力的形象示人的科斯，最近发表了一篇显出他心情愉快的幸灾乐祸的文章，告知人民AFCA保费已经上升，而他们只能责备自己（注：科斯日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称即将因选举结果失去医保的工人们是自作自受）。

在这一系列的公共关系的努力中，极其核心的是威尔森-普拉姆事件（注：本文开头所提及的事件），这一事件由情报专业人士设计，把鸡蛋甩在新保守主义者的脸上。事实上，这个故事在自由派中创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对中情局的尊崇。这不再是过去的，冷战时期的中情局。现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聪明的孩子们在局里工作。毫无疑问，具有驻外事务硕士学位的卓越的千禧一代，以及愤世嫉俗、自我夸张的氛围，定义了今天的“公司”文化。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环境中被切尼那帮人排除在核心之外的那些人，使用威尔森——表面上他是一名美国外交官，削弱了伊拉克战争的可信度。老实说，我不能对此抱怨什么。由于他们的欺诈，反动的记者罗伯特·诺瓦克揭露了瓦莱丽·普拉姆中情局特工的身份，以此报复乔·威尔森拒绝承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叙事（注：因丈夫的不合作，普拉姆的中情局特工身份被报复性曝光，据信这一曝光不仅导致普拉姆本人也包括她的下线的职业生涯的终结）。

作为机构，中情局在此事中成为了胜利方，尽管它参与了大规模酷刑。比起重新检查这样一个机构，人们更容易怪罪切尼的黑武士一般的品质，沃尔福威茨的品性和拉姆斯菲尔德的怪异黑话。即使在斯诺登泄密之后，自由派也似乎更专注于元数据的收集和监视的实施，而不是这一机构的结构。

事实上，严密地检查一下，威尔森-普拉姆事件并没有揭示许多进步的动机。它最多表明，这个国家深层次的一些要人，或许是那些有着国际商业联系的要人，认为布什这帮人走得太远了。它的受害者，威尔森和普拉姆，看起来更像是典型的富家子弟，而非我们现在想象中运营着中情局的富有美德的黑客。

威尔森是实际上最后一位与萨达姆·侯赛因谈话的美国外交官，他是那种可以指望他出于冒险的目的而介入一场秘密任务的那种人。他的文章“我在非洲没有找到的东西”通过揭示布什政府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尼日尔向伊拉克商人销售铀黄饼的“情报操纵”，展示了在这个国家的深处的一场混乱场景。

那是“你和我们一起还是反对我们”的时代，是南方小鸡乐队被告知“闭嘴，唱你的歌”，甚至是诺曼·杰拉斯和《异议》杂志的编辑们右转并支持战争的时代。根本没有人公开表达反战情绪。所以发表这样的事情对于乔·威尔森来说是一件相当大的事情，他是老布什和吉姆·贝克的风趣老友。他像一个有着啤酒肚、开着SUV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注：美国资深政客，与基辛格的关系与观点颇近），他的富家子弟的风格足够使他成为守旧派的一员，但足够多的像乔·拜登一样的酷爸爸风格，也使他能吸引千禧一代。乔·威尔森，他真是一个公司的典型。

布什阵营的一些人不喜欢这点，特别是威尔森坚持他们要把切尼的职位送给他。值得为人纪念的斯库特·利比八卦说威尔森的妻子是一个中情局特工，突然地和无情地，“普拉姆门”成了著名的诉案。《国家》记者、反战运动的体面左派的批评者大卫·科尼打断了这一故事，他使用“国家安全”的论点警告人们应防止泄漏中情局代理人的名字，并把故事编得好像利比是追随着奥德里奇·埃姆斯（注：克格勃首位成功渗入中情局的间谍）的脚步一样。这与《国家》庆祝菲利普·阿吉（注：前中情局雇员，在辞职后成为活跃的反中情局活动家，2008年逝世于古巴）的时代相隔甚远。

可以肯定的是，泄密损害了普拉姆一直以来从事的工作，可能还毁掉一些人，甚至更糟。但就在艾米·古德曼把时间都花费在《今日民主》上，抹黑战争和加剧国内的矛盾时，中情局也在做他们的阿布格莱布的事情（注：指美方在该监狱虐囚事件）。自由主义媒体，甚至是左翼媒体还有中情局特工联合起来，对抗切尼/布什的团伙。

然而，威尔森-普拉姆事件并未真正败坏了战争的名声。是历史做到了这一点。相反，它允许中情局培养自己作为自由和理性的专家治国制度的形象。《辛瑞那》这样的电影和《国土安全》这样的演出描绘了兰博的新形象（注：史泰龙扮演的经典的退伍军人英雄形象），他成为了一个反对保守的文化的种子的、酷、自由且边缘化的中情局员工。

普拉姆成为了在这样一个充满国际阴谋的高风险世界中，一个现实版本的黛娜·史卡利（注：《X档案》角色）。她和她的中情局同志筹划着预防，乃至抹杀这个“可打可不打的战争”。她成为了像杰西卡·查斯坦在《刺杀本·拉丹》中扮演的玛雅和克莱尔·丹尼斯在《国土安全》中扮演的凯莉·马修森这样的人物的原型。

这种修正主义普及的最低点来自《逃离德黑兰》，它只是捎带提及伊朗革命的背景，将间谍活动做成劫持电影。考虑到他们拍摄了多少部亲中情局电影，听到阴谋论学家揭发乔治·克鲁尼，本·阿弗莱克和汤姆·汉克斯其实是中情局探员，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事实是，这群人不需要中情局的资助：业已成为人们常识的是，中情局特工酷，热爱自由且小心谨慎，却时刻准备着为打击恐怖分子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

这一对中情局的流行文化的重新评估，让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在实时观看对奥萨马·本·拉丹的暗杀时，义务担任了他们的专辑封面。甚至伯尼·桑德斯也对奥巴马“搞定本·拉丹” 不吝赞美。令人不安的不是美国杀了奥萨马·本·拉丹，而是自由派对这一新包装下的秘密战争和特殊工作赞扬有加。略微有所改变的兰博和美国大兵在奥巴马的时代及时回归。

博弈论

现在一些自由派的专家——或者轻率地或真诚地——希望中情局会找到可以明确证明俄罗斯情报机构帮助唐纳德·特朗普胜选的确凿证据。其他人，特别是格伦·格林沃尔德（注：“棱镜门”中的重要人物），已经指出这个幻想的令人不安的影响，因为它违反了我们对黑客行动方式及其目的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正如胡安·科尔指出的，特朗普不需要任何来自俄罗斯的帮助以赢得选举。

自由职业者在这个轨道上翻了车。在选举之前，他们大肆抨击唐纳德·特朗普，指责他通过威胁拒绝承认选举的合法性来哗众取宠。但就在上周五，奥巴马本人暗示他对当选总统合法性的疑虑，告诫人们留心黑暗的阴谋和外国势力。

对任何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国家以外国家的总统质疑其继任者的合法性的新闻故事，读者都会为之侧目。也许他们会嘟囔着“香蕉共和国”，或窃笑愚笨的南美人，愚蠢的非洲人，疯狂的斯拉夫人或腐败的亚洲人。但现在我们的无人机大师、可爱先生、甚至按他自己“鼓起勇气,准备出发”的承诺来看一向做得太少、做得太晚的巴拉克·奥巴马，根本上是在要求中情局尽其所能，使人们能摆脱那个恶棍特朗普。什么使得这一选项对自由派如此有吸引力？

它确实有一些道理：俄罗斯人毕竟一直试图影响美国的舆论。但是让我们假设一切都是真的——特朗普不仅收到了来自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而且是物质上的支持。让我们假设，特朗普是因为俄罗斯赢得大选，并且俄罗斯的目标就是让他赢。

这些揭发将取决于美国在俄罗斯自己的情报部门有自己的鼹鼠，而这本身什么都没有揭露。我们不需要能够排演每一次国务院如何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费神，就能列出一堆外国势力介入国内政治的情形。一个人不必成为一个米尔斯海默和瓦尔特的助手（注：美国知名政治科学家，以分析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绑架而著名），才能认识到以色列使用他们的情报手段影响美国政治，不用说沙特，巴基斯坦和印度也这么干。一个国家试图在另一个国家中左右政治，简单地说，压根不是什么故事。

除了亚历克斯·琼斯之外，从格伦·格林沃德是俄罗斯代理人，甚至到伯尼·桑德斯不知不觉地帮助了俄罗斯的计划的指控，把这个中央情报局作为英雄的幻想结合在一起的，还是特朗普的右派政治看起来不像自由的美国，而更像普京的俄罗斯这件事。这一想法位于自由派阴谋论正当中的理性核心：他们能够借此拒绝承认美国自己的外交政策，以及他们这次一败涂地的大选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俄罗斯在叙利亚持续的战争罪行中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没有俄罗斯的空中支援和掩护，阿萨德手下的暴徒没有能力以一种格罗兹尼（注：越战以后发生在俄罗斯和车臣武装间的最残酷最血腥的巷战）的方式攻占阿勒颇。普京业已在欧洲最遥远的地方找到朋友，而在国内，他镇压工人运动，记者和穆斯林，就作为一个独裁者而言富有成效。

俄罗斯黑客阴谋论允许自由派们把美国的阴谋和暴力置之脑后。当然，我们在过去做过糟糕的事情，就像奥巴马曾经说过的，“我们折磨过一些人。”但是现在，尽管我们可能是坏的，但说到我们可能犯的许多暴行，我们远没有俄罗斯坏。我的意思是在美国至少警察不会朝你开枪——当然，除非他们确实这么做了。

但是这个自由派的梦境不仅需要支持中情局，而且需要提升它的位置。他们希望中情局不断提出关于特朗普的有害信息，以迫使他辞职或乖乖听命。首先，他们沉迷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罗姆尼作为一个清醒的摩门教的声音，出来打击班农（注：特朗普竞选团队总干事）与俄罗斯的联系。然后，他们希望选举团可以“摇摆”。也许奥巴马会在一场新的选举前宣布自己成为紧急状态下的领导人。我几乎可以听到奥巴马说：2016年的选举是“被妥协的，所以米歇尔和我都必须坚持一会儿”。自由派，甚至是过去的”体面的左派“的残兵败将，都将为他们欢呼，正如他们为伊拉克战争欢呼雀跃一样。

那些希望中情局来取代民主合法性的人可能会主张特朗普压根就没有民主合法性。好吧。在目前美国的制度中，没有人能够声称实质性民主合法性。无论如何，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选举。

与特朗普的斗争意味着与发明他的自由派的斗争——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泄密表明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当初希望他成为候选人。这场斗争意味着与一个会产生他的社会基础的斗争。它并不意味着迫切地尾随着像无头苍蝇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界，后者正在兰利（注：在此指中情局总部的地址）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的某个地方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