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出发·战略｜对话迟福林：大变局下，扩大开放重点是制度型开放

澎湃新闻2021年年终特别报道《中国再出发》

今天推出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专访。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中国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也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中国迈入“十四五”的新开局。

共同富裕、“三个统筹”、高水平开放、国际国内市场形势、消费结构升级……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之治也迎来了新的目标与变革。

如何以改革促发展？如何应对发展路途中的新挑战？即将到来的2022年将有哪些新期待？2021年年终之际，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受访者供图

“以开放促改革”

澎湃新闻：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您如何看待这“三个统筹”？

迟福林：“三个统筹”，既符合国际国内的发展变化趋势，更是着眼中长期、做好短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思路。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定背景下，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能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立起来。既要扩大内需、释放14多亿人的消费潜力，也要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格局。可以说，“双循环”既有利于释放国内的潜力，又有利于保持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在疫情的影响下，如何能够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也极为重要。要把人民至上作为最突出的目标，自觉地采取既有利于防控疫情，又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利于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使其获得实际利益的重要举措。

澎湃新闻：“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的目标，要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新”，新在哪里？

迟福林：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要体现在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制度型开放成为扩大开放的重大任务。制度型开放不仅体现在开放的水平上，也意味着开放领域更加扩大，意味着开放要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毫无疑问，制度型开放必将促进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是最大改革，以开放促改革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特点。要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制度性变革，由此，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更深度的融合，在高水平开放中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改革动力。通过高水平开放，使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争取主动、有所作为，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百姓对公共服务无后顾之忧才敢于消费

澎湃新闻：您曾多次提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性，旨在使国家计划主导的工业化转变为市场主导的工业化，使资源配置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市场决定。目前来看，这种转变进展到了哪一步？距离目标还有哪些差距？

迟福林：目前我国的工业领域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相比而言，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仍相对滞后。从以工业领域的市场化为重点向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化为重点，是下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与此同时，我国的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很高，但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这就需要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过程中进一步取得实质突破。

比如各类市场主体如何平等竞争、竞相发展，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监管，如何实现市场竞争基础上的产业政策转型等。

澎湃新闻：国内市场是实现中国2035远景目标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内市场处于怎样的状态？

迟福林：第一，14亿人的大市场潜力的释放，不仅是中国未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也是影响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第二，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旅游、医疗、健康、教育、文化等服务型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还不到50%，未来15年可能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左右，到2035年有可能达到65%左右。这将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也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大利好。

第三，消费结构升级正在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例如，以数字经济为重点的新科技革命带动了制造业研发水平，由此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目前，制造业服务化占服务业的比重大概只有50%左右，未来可能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了2035年估计将达到65%左右。而且，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与水平的提升，将推动现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澎湃新闻：在我国当前独特且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应该如何扩大内需，实现消费结构转型？

迟福林：首先，要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而且，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是直接相关联、相互融合的。

其次，稳增长，重要的是稳企业发展预期、稳企业发展环境预期。中小企业是市场活力的重要部分，是扩大内需的主体力量。当前，需要出台相关支持政策，以帮助中小企业减负纾困、恢复发展。并且，需要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第三，要加大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供给。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无后顾之忧，才敢于消费，大胆消费。

澎湃新闻：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未来的国际国内消费市场会因此发生哪些改变？这对我们高水平开放的目标是否会形成冲击？

迟福林：疫情给国际国内消费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例如，跨境旅游消费受到相当大冲击。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相反，消费结构升级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强，比如疫情中互联网在农产品供给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信息等产品和服务，将为消费结构升级带来重大利好。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澎湃新闻：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到共同富裕。您认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有哪些条件？

迟福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新中国建立70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的发展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最近这些年，我国的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缩小，尤其是城乡差距缩小比较明显。与此同时，我国的就业问题解决得相对较好，这也很大程度缩短了贫富差距。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这些都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从一开始就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发展条件提出发展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国的经济增长、城乡一体化、财税制度安排等等，都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

澎湃新闻：怎样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的难题？

迟福林：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解决不同区域和群体收入水平之间差距的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突出挑战。

如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的问题？例如，城乡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战略，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距的重要方向。再如，推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建设。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解决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西南地区的贵州省为例，已经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为推进区域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此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来看，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这将对区域平衡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打下重要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澎湃新闻：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您认为还有哪些重点？

迟福林：首先，要稳定发展市场主体尤其是各类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贡献税收、产业分工的重要力量。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支持和保护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

其次，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尤其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例如，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如何解决教育、医疗产品和服务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仍不相适应等问题，如何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做好，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由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此外，要突出主要矛盾，解决重点问题。例如，如何通过政策和体制的调整，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到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能增加一倍，达到8亿人以上，这将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

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之路，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在勤劳中致富、在发展中致富、在改革中致富。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14亿人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而是要立足长远，统筹考虑，务实推进。

澎湃新闻：即将到来的2022，将是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的第一年，新的规划也将继续迈进一步，您有哪些期待？

迟福林：2022年是尤为重要的一年。我国正处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也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复杂背景。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迈出扎实的一步，无论是对长远或是当下，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2022年是“十四五”开局后的关键之年。如何在稳字当头的一年，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立和高水平开放等方面实现某些突破，将对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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