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协常委：幼托难题需要政府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2013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教研室的一项研究表明：上海地区有婴儿母亲中有2%在产后2个月返回工作岗位，在产后6个月返岗工作的比例是67.9%，产后12个月返岗工作的比例是82.6%。0到3岁婴幼儿母亲大量返岗就业，对于替代母亲育儿的角色产生了较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上海市妇联2016年10月29日推出“上海市户籍0-3岁婴幼儿托管需求调查”网上调查，短短4天就回收问卷7422份，其中户籍幼儿家庭6686份，有88.15%的家庭需要婴幼儿托管服务，73%的父母希望把托管点放在居住小区内。

为此，在2017年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黄绮认为，0-3岁婴幼儿的托育难问题出现在家庭中，但与社会需求以及国家政策的变化是分不开的。所以，解决问题时，不能把压力全部归结到家庭去承担，政府需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发挥主导作用。

幼儿园已基本取消3岁以下的婴幼儿托班服务

黄绮在提案中认为，随着2016年开放“二胎”政策的执行，0到3岁孩子的数量又将面临一个增长期，同时延长退休年龄，对现在以祖辈为主在家庭照顾孩子的模式会受到一定冲击，祖辈需要工作不能照顾孩子或者不愿照顾孩子。据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调查，目前0-3岁儿童家庭中有近80%的日日间看护着为祖辈，其中近50%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备是照顾过“一孩”的祖辈不愿再照顾“二孩”的比例在上升，他们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值得信赖的日托机构，期待可以获得这类社会服务。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执行计划生育以来，出生人口大幅减少，导致了原有托儿所体系的撤销。如今，0到3岁日托需求重新抬头，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严重影响“二胎”生育意愿。

黄绮分析，造成目前0-3岁托幼难的原因，首先是机构内提供公共托育服务的资源在不断萎缩。以教育系统为例，为确保上海幼儿园3-6岁儿童的入园矛盾，教育系统内的幼儿园已基本取消3岁以下的婴幼儿托班服务。

其次，社会力量申请开办托育服务困难重重，运作不规范。社会力量开办的早教机构没有托育服务资质，但因为有社会的需求，仍会有机构偷偷开设托育的班级。“这些机构表示，社会力量办学的经济、财力、场所、人员等很难达到教育局、民政部等出台的社会办学要求，且国家尚未出台关于其他学前教育机构（托儿所、早教中心等）的相关管理的规定，虽然社会有托育服务需求，但因主管单位不明、监管单位多头，申请开设托育服务机构困难重重。”

此外，黄绮表示，目前对0-3岁婴幼儿托管机构的主管归属不明确；中国对0-3岁婴幼儿教育的政策环境不清晰，对经费来源、师资标准、社会力量办学等方面没有明确规定，缺乏政策规范和引导。

建议：社区普及公共托育服务，重视相关立法

为此，黄绮建议政府提供公共托幼资源，尤其要在社区普及公共托育服务。“家庭及个人承担了‘养’的义务，0-3岁的‘育’应与3-6岁的托幼一样分享政府公共托幼资源。”她表示，2017年上海市政府已经将社区托幼纳入了的实事项目中，在各区定点提供场所，招聘专业社会组织来管理，目前由市、区妇联牵头建立社区的托幼点，这会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就近在社区托幼是最便捷和最受欢迎的，政府在社区的场地资源相对丰富，社区中可以挖掘的人力资源也不少，还可借助专业组织承接托幼服务项目。

她提出，要明确主管部门或建立跨部门合作小组。目前，家庭对公共托育存在迫切的需求，因主管部门不明确导致市场混乱、行业标准缺失、申办建所困难重重等众多问题。为此，政府应早日明确0-3岁早期托育服务的主管部门。因0-3岁早期托育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跨部门合作小组，整合资源为儿童家庭提供优质的托育服务。

黄绮还表示，重视0-3岁早期教养、公共托育、家庭教育等的立法工作。早期教育的重要性随着脑科学的发展日益凸显，各国政府在20世纪80-90年代相继推出学前教育改革或纲要；有些国家通过立法保证早期教育、儿童托育服务的经费投入。我国在0-3岁早期教育、儿童福利方面的政策法规处于空白阶段，应积极开展相关立法工作调研，系统思考0-3岁早期教育的发展规划和方向、公共托幼服务体系的形式内容等政策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