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林行止鸡年说鸡：今日世上有两百亿只鸡

鸡可能不是人类最先饲养的家禽，却肯定是现在数量最多，比猫、狗、猪、牛、羊和鸭、鹅的总和还多的家禽，粗略的统计显示，在本世纪任何一年，圈养在农场鸡棚及草地内的鸡大约有两百亿只，那等于说，不分男女老幼种族共七十三亿左右的世人，每人可分得三只鸡。不过，这不是说人人有鸡，因为地理环境或环保因素，令世上有些地区没有鸡。梵蒂冈便是无鸡之“国”，以该地没有超市，更无肉店，当然没有养鸡场，教宗和一众神职人员要吃鸡肉，厨人只好去罗马入货。另一个无鸡之地是南极洲，虽然其气象观察站元旦聚餐例有烤鸡翼，但国际协定书明“生鸡不能进口”，这是防范该地企鹅受鸡瘟感染的最彻底做法。除此二地，鸡真是无处不在，美国太空总署甚至有意把它送上火星，以看看鸡能否经得起大约两年“旅程”的折腾！

鸡所以到处可见，主要是易生养、美味可口、具很高营养价值且具药效即非常实用有以致之。毋庸多说，有这么多优点，人类不争相饲养才是怪事。美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亨利·佐治（Henry George，1839—1887）说得好：“大嘴鹰（Jayhawk，小说家笔下的巨鸟）和人都喜欢食鸡肉，但鹰多鸡少而人众鸡多！”

这怎么说呢？这是说食鸡的鹰多了，鸡的数量自然萎缩；同样嗜鸡的人多了，对鸡的需求上升，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养鸡者日多，结果便成今日世上随时有两百亿只鸡的旺象。顺便一提，亨利·佐治是个很“有趣”的人物，少年时游荡无心向学，稍长当记者、做编辑，再后成为社会运动家（社工），最终跻身政坛为政客；他于1879年出版近六百页的政治经济学厚着《进步和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把贫困的根源完全推到土地价格被炒高头上，因此他建议应对土地课以重税（甚且没收归公），惟有如此，才能恢复“民主主义的平等进而促致经济繁荣……”（爱因斯坦、邱吉尔、托尔斯泰和孙中山先生都予好评）。佐治百余年前已看出造成贫富两极的其中一项重要因素，但现今这种情况远较当年严重！学者看准问题在哪，但惟其理论对问题的解决毫无用处，于兹是个显例。

世上人人食鸡，不过，饮食习惯各有不同，对鸡的需求互异。据美国作家罗拉（A. Lawler）在《为何环球处处鸡？》（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World? – the Epic Saga of the Bird that Powers Civilization）的说法，中国人嗜鸡脚、俄国人爱鸡腿、西班牙人喜鸡翼、土耳其人对“扶翅”（“副胵”，家禽内脏的统称）着迷、荷兰人善煲鸡骨汤，而英美人则非鸡胸肉（白肉）不吃。这种说法当然十分笼统，极不周延，远的不说，中国人虽然鸡的什么部位都吃，而且烹调之法各有巧妙，我们当然吃鸡脚（六十年代以前的英国，七十年代以前的加拿大，鸡脚均免费送给华人），但与有蹼的鹅掌鸭掌被视为珍馐不同，亦称“凤爪”的鸡脚只宜“煲汤”或作为上不了大台的小食。罗拉显然是凭耳食——可能听唐人街老人之言——而如是写。无论如何，世人对全鸡都有食兴，不然家鸡的数量之多不会媲美天文数字！

一般说法是鸡源于东南亚森林，沿湄公河传至中国……不过，“历史叙事”，平铺直叙，不写也罢，笔者只选择这本书有关东南亚（中国）鸡传入英国的“传奇”细说。